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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唐名臣陆贽给唐德宗奏章中的说辞，所描绘的初唐兵力分布是典型的强干弱枝之策。而且陆贽显然认为这一策略是正确的，并假设若不是后代没有坚守这个国策，安史之乱根本无缘发生。其实关于宇文泰以后至唐代，历代帝王的“关中本位政策”及其在军事上相应的重本轻末策略，陈寅恪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早有详细论列。然研究宋史者或多碍于王朝畛域而未暇关注，此又断代研究不尽通识之一例。 由此可见，“强干弱枝”的军事分布策略并非宋代的发明，而是北朝以来就有的深厚传统。史家以此来批评宋代军事之不振，颇有倒果求因的嫌疑。再来看看“重文轻武”问题。宋代文治发达，是众所公认的，但重文是否必然导致轻武，此间恐怕仍然缺乏有力证明。与这一想当然式的逻辑武断相反，曾瑞龙博士另一本名著《拓边西北》，给我们讲述了很多胸怀壮志的文士积极投身边事，谋取开疆拓土的精彩故事。如该书第三章描述的六逋宗之役，和第五章所讨论的以种朴为中心的种氏几代人的经边活动，都能与我们熟知的青年张载好论兵事而被范仲淹责以读《中庸》的故事相印证。熟悉武术史的朋友知道，恰恰是宋代武术最讲究实用，流传至今的很多实用技击术，都可以溯源至宋。这些都告诉我们，宋代的社会风尚，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般孱弱，更没有因重文而导致“唯武不扬”。至于宋军的作战能力究竟如何，还是请大家细读曾博士的那两本书。两书对宋辽战争、宋夏战争中几次关乎战略形势转变的重要战役，几乎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和分析。具体内容诚非这篇小文所能容纳。如果我们仅据最终结果来判分，而忽略既复杂丰富又交互作用，甚至掺杂着某些偶然因素的历史细部环境，难免堕入“成王败寇”式庸俗历史观的窠臼。 相比之下，对宋初“先南后北”统一策略所进行的批评最为无稽。论史者每因周世宗未能克复幽燕即中道崩殂而扼腕，以为宋太祖若秉承世宗遗志，趁契丹内政紊乱之际大张北伐，则燕云故土唾手可得，无奈太祖改北伐为南征，坐失完璧国土之良机。且不说并没有强大的证据可以证明周世宗在对辽战争中拥有绝对军事优势，即这种论说本身就犯了历史研究最大的忌讳：以一种未发生的历史假设作为立论的依据。周世宗不死就一定能收复燕云吗？契丹内政上的问题一定会彻底拖垮它的边防能力吗？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第一次伐辽，不正欲趁戡定北汉、士气高涨之势吗？雍熙三年（986年）再度伐辽，不也正想利用契丹主少国疑的机会吗？结果如何？受过系统史学研究训练的学者都很容易察觉到这一立论的先天阙失,完全有理由判定这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学伪问题。但奇怪的是，关于“先南后北”之是非的讨论曾一度持续得很热烈。 之所以如此，恐怕与现代宋史研究自其开创以来即为受民族主义情绪影响强烈的领域有关。正如亡明遗老王夫之对宋代贫弱的批评中蕴含着异代同悲的炽热情感，现代宋史研究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立以来，也一直与当时中国的危困时局紧密纠结，尤其是对外战争史的研究。南宋高举功利主义旗帜的浙东学派、高调提倡北伐的陈亮等人物在那个时代曾得到充分研究便是一个明证。这一思维一则渗透到宋史研究的各个角落，二则持续影响至今。二十世纪下半叶宋代军事史研究的很多议题，仍能清晰地显露出背后民族主义立场的投影，“先南后北”问题的喋喋不休便是一例。 关于因民族主义情绪而扭曲宋代军事史，曾瑞龙博士在《经略幽燕》的学术史回顾部分已有论及。本文前述三个议题，不仅“先南后北”问题的讨论，其背后有民族主义立场的预设，即如对“强干弱枝”与“重文轻武”的讨论，也是以民族国家的大关怀为其前提的。曾氏已经发现，在宋代的内部并找不出太明显的因重文而轻武的例证，“重文轻武”的帽子是清人扣给宋人，并被近人接受的（第一章，页9-10）。综合这些认知，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代中国史学在一般状态下接受宋代积贫积弱的形象，尤其指责它在军事上的无能，是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意识下的产物。历史认知无法根本摆脱认识者当时的语境，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笔者并无意指责晚近以来史家的这一偏向。但为澄清历史而纠正以往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偏颇，也是史学研究的题中之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为廓清宋代历史的原本面貌作努力。相关的研究如张希清等编著《澶渊之盟新论》，以澶渊之盟为核心展开宋辽关系的讨论，以及大陆有关出版社引进不少港台或域外研究成果，如陶晋生《宋辽关系史》，都给大陆学界调整思路，重新审视宋代提供了帮助。 若能耐心读完《经略幽燕》与《拓边西北》这两本书，必能使我们在重新认识宋代问题上有所收获。可惜的是，其作者曾瑞龙博士在2003年因疾病早逝于英年之际，这两部必将对未来宋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竟都成了遗著。曾先生早年师从著名宋辽关系史专家陶晋生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席，尽心宋代军事史、对外关系史研究二十余年。2003年初，曾先生将亲自编辑好的《经略幽燕》付梓，当时谁也想不到，等数月后书稿正式面市时，先生已作古人。《拓边西北》则为先生遗孀与二三同门师兄弟汇集其遗稿而成。笔者的专业领域是学术思想史，对军事史本是外行，与先生更是素昧平生。直到去年初春有幸参加了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宋史研究新视野”学术研讨会，从参与《拓边西北》编辑的何冠环教授处得知了一些相关情况。回沪后披读两书，深为其中新颖的论调吸引，才对曾瑞龙博士其人其学有了更多了解。读竟掩卷，怀着对人事与为学的双重感慨，写下了这篇短文，算是一些读后感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