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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吏部注授宋廷任命地方官的第三种方式是吏部注授，除了皇帝特旨除授、宰相堂除以外，大部分基层地方官员由吏部任命，简称“部注”，所注授的官阙称部阙。“自朝议大夫而下，受常调差遣者，皆归吏部”，甚至连级别很低的地方小官，如监廉州石康县都盐仓兼回环库、监太平州黄池镇户部赡军酒库兼烟火公事、监婺州都税院这样小小的监当官，都由吏部差注。 面对如此庞大的官僚队伍，吏部如何能了解得非常清楚，其中自然也有很多弊端。如吏部官吏卖官，宋钦宗时，欧阳徼上书说：“比年吏部注差，无非贿赂，其原既不清，则其流必浊矣”，他建议“痛惩铨选受赂之弊”。 二、各项制度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在紧紧抓住地方官任命权的同时，宋代中央还确立了各项制度，进一步加强集权，强化对地方的控制。其重要制度主要有： 1．任期制 官员长期在一地任职，难免会形成自己的政治圈子和关系网络。北宋开国之初，就对地方官实行定期的任期制，在任满之后，官员必须离开任职地，回京师重新参加新职的选任。宋初地方官通常是一年一考，三年一任。后来各个时期随形势而变化，有两年一任的，有两年半一任的。任期制可以防止地方官在当地结党营私，尾大不掉，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由于冗官问题突出，任期制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地方官任期太短、更易过于频繁的弊端，对地方政治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1051年(宋仁宗皇韦占三年)，御史中丞王举正指出：“在许州、应天府，六年更转运使十六人，转运使所使，察官吏能否与民疾苦，而数易如此，岂能究宣朝廷德泽乎?”不少大臣对任期制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宋廷却没有做根本性的变革。 2．回避制 回避制度是宋代加强对地方管理控制的另一项重要制度，包括地区回避和亲属回避。为防止官员结党营私，宋代继承隋唐制度，地方官选任实行地区回避，地方县丞、尉等“尽用他郡之人”。南宋时又补充规定：官员在非乡贯“州县寄居已及七年，虽未及七年，而有田产物力及三等户以上，并不许注授本处差遣”；“不系本贯而寄居及三年，或未及三年而有田产物力，虽非居住处亦不注”。宋代地方州县官，不但回避在本贯任官，也不许在本人祖产和妻家田产所在地任官。 3．监察制 宋代在地方官员中广泛实施监察制度，通过地方官员互相监察，以确保中央的控制。特别是在每一路设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等官员，这些官员既各有职属，又互相监察，还共同对所属州县具有按察的职责。“祖宗之规模在于州县，州委之生杀，县委之赋役。虑其或失于中也，为之转运使、提点刑狱以按察而纠举之，其委任谨重之道至矣。 在对地方官员的考课监察中，中央采取了“以御史台总帅阃、监司，监司总守悴，守倅总州县属官”的办法，监司察郡守，郡守察县令，层层牵制，最终集权中央。宋代监司责任重大，也拥有很大的权力，在防范部属极严的宋代，有这么多权力的监司，不可避免地成为朝廷重点防范的对象。 除监司的监督外，为了对知州进行牵制，宋廷设置通判作为州的副长官。通判与知州互：相牵制，互相监察，同时又对属下及县级的基层官员负监察之责。为强化监察职能，宋廷还规定，凡是州县官有重大过失，而所属的按察官没有发现并及时上书弹劾的，按察官员要负失察的责任。监察制度有力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综上所述，正如宋人所言：“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置县尉，皆所以渐收其权。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宋代得到空前强化。 三、地方政府对中央惟命是从 地方官是亲民官，然而在高度中央集权等级授职的体制之下，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中央的授予，所以地方官府的官员必然向上级负责，以“足上供”为主要为政目标。 (一)迎合中央政府的需求 宋代由于冗官、冗兵、冗费的重压，中央财政经常出现赤字。为了解决财政困境，中央不断搜刮地方。在中央的督促之下，地方政府变本加厉。宋太宗至道年间：“国家征夏虏，调发陕西刍粟随军至灵武，陕西骚动，民皆逃匿，赋役不肯供给。有诏：’督运者皆得便宜从事，不牵常法。’”在中央的这一号令下，地方“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部员外郎杨谭、大理寺丞林特尤甚”。两税的征收，朝廷“自有省限，州县官吏多不遵奉条法，受纳之初，便行催督。蚕方成丝，即催夏税，禾未登场，即催冬苗”。“二税之人，朝廷尽取以供军，而州县无复赢余”，“则不免创于二税之外别作名色，巧取于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