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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元年（1111年）童贯使辽，燕地汉人马植初献联金攻辽之策，童贯即“约其来归”，马植至京入觐，徽宗降尊“临轩慰劳” [55] 。可见马植的主张合于宋君臣的心愿。从以后的历史进程看，宋取联金攻辽的政策，在内部只受到很少的质疑，而决策层对实行这一政策的态度却非常坚决。所以尽管在这一政策初议时就有人从义利两方面指出了断不可行，但反对意见并未能阻止这一政策的实施。 宣和间燕云之役将兴，参议宇文虚中上书言不可开衅，“王黼大怒，降集英殿修撰”。 [56] 宣和四年（1122年）五月，童贯、蔡攸率师出征，朝散郎宋昭上书反对。《三朝北盟会编》记：“师既行，即降旨：‘妄议此事者，必罚无赦。’执政、廷臣皆不敢言，独昭上此书论之。书既上，王黼见之，大怒，除名勒停，送连州编管。” [57] 宋昭被押往编管地是枷着项的，极其严厉。 宇文虚中在上书中这样说： 用兵之策，必先计强弱，策虚实，知彼知己，当图万全。今边圉无应敌之具，府库无数月之储，安危存亡，系兹一举，岂可轻议？且中国与契丹讲和，今逾百年，自遭女真侵削以来，向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羁縻封殖，为我藩篱，而远逾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域。女真藉百胜之势，虚喝骄矜，不可以礼义服，不可以言说诱，持卞庄两斗之计，引兵逾境。以百年怠惰之兵，当新锐难抗之敌；以寡谋安逸之将，角逐于血肉之林。臣恐中国之祸未有宁息之期也。 [58] 宋昭上书不约而同，以为：“灭一弱虏，而与强虏为邻，恐非中国之福”，“本朝与北虏通好，百有余年，一旦败之女真，果能信其不逾乎？异日女真决先败盟，为中国患必矣。” [59] 在当时的局面下，金之不可联，辽之不可灭，已是显然之事，并不需要高明的识断才能看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宋的决策层仍一意孤行，拒不接受任何劝戒，除了上举上不了台面的因素，便是由于已为自设的道义使命所笼罩。说“自设”是因为，宋的决策层以为的幽燕之民“延颈款关愿归中国” [60] ，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估计。《茆斋自叙》记录了辽的秘书郎王介儒使宋时的一个插曲： 介儒云：“……南朝每谓燕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仆（指马扩）答曰：“……若论父子之情，谁本谓的（嫡）父耶？知有养父，而不知有的父，是亦不孝也。” [61] 介儒的这句话很重要，它不仅反衬了马扩强词夺理的无力，也现出了国人在这方面意识的偏狭。郭药师也有一个同具说明意义的例子。药师率“常胜军”投宋，徽宗召入朝，礼遇甚厚，药师也极尽谦恭，但当徽宗要药师取辽天祚帝时，药师“涕泣如雨”，说：“天祚，臣故主也，国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毕命他所，不敢辞，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愿以付他人。” [62] 药师投宋，出于无归的选择，也可以说这一选择只是在宋金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宋人——不仅是宋人，总以为边鄙之民，尤其是北地汉民“身在曹营心在汉”，其实是一相情愿的误断。正像介儒所说，契丹——也可以放大到许多边鄙民族——并没有宋人所想象的那种归宗感。此事颇关宋以后国人的对外意识，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此处为题旨和篇幅所限，不能详论。 六 现在再回到前面的话脉上去。童贯在出征时宣称宋师的使命是“奉辞问罪，务在救民” [63] ，就是说要把“陷于左衽”的“中国之民”从夷狄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陈义如此之高，战略上是否可行，力量上占否上风，诸如此类的得失利害就很难再有考量的余地。这点，从宋“收复”燕京可以看得很清楚。 金入燕京后进行了毁灭性洗劫，宋以高价赎回的只是一座空城 [64] ，但即便如此，宋还是视之为太祖对普之“疑忌”而“相刺”，似。这里面童贯的欺瞒固然起了相当作用，如燕京由金军取得，而童贯在《复燕奏》中却含混其词地说：“金国十二月五日入居庸关，与王师夹攻，收复燕城了当。” [66] 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复幽燕是宋“二百年有志未遑” [67] 的夙愿。蔡京在《贺表》中歌颂燕京的回归，说：“举全燕之故地，弔介狄之遗民，戴白垂髫欢呼而解衽，壶浆箪食充塞而载途” [68] 。蔡京与王黼、童贯等人被以后史家认定为靖康亡国的祸首，蔡京的这几句话也溢美过头，劫后的燕京既已是“城市丘墟，狐狸穴处”的空城，何致有“壶浆箪食充塞而载途”之事，但蔡京的话确实可见那种取地便是功的心情。 马扩在《茆斋自叙》里记载了他和王黼的一段对话，也很能看出这一点。金使李靖来议燕地赋税，马扩给了王黼一则札子，札子中讲了“许制女真三策”，其见解是当时的“时见”，算不上特别的高明，可叹的是王黼的对应： 黼读至“姑苟目前之利，徐为善後之计，是为下策”，叹曰：“何谓‘苟目前之利’也，公之下策，乃朝廷之上策。于公下策中更待添些物色。”仆曰：“更添物色，便是无策。”黼云：“……朝廷大议已定，今又差公作计议使，但著刚著柔，交割取燕山便是功也。余不须论。” [6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