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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分析，薛仁贵此来百济所带兵力并不雄厚。理由有二：一是薛仁贵在咸亨二年（671）七月二十六日《与新罗王金法敏书》，在信中薛仁贵软硬兼施，但基本基调却是寻求和解。薛仁贵一代名将，英勇善战，去年大非川之败后更是急需雪耻，如果他带来了大批军队，他怎么可能以和解姿态对新罗，必然是大兵压境。二是唐朝有使用少量汉兵统带蕃兵作战成例。例如当年高侃征突厥车鼻可汗，就是以少量汉军统带回纥、仆固大军消灭了车鼻可汗。三是当时唐朝两线作战，对吐蕃高丽余众同时用兵，兵力不敷使用，况且大非川战役唐军一败涂地，精锐部队损失不少。因此薛仁贵所带援熊津都督府兵力人数虽然史书所记不详，但人数不多是肯定的。 《三国史记》卷7《文武王纪》记载咸亨二年（671）十月，新罗袭唐漕船，郎将钳耳大侯及百名士卒被俘。上元二年九日（675），薛仁贵引兵攻新罗泉城。上元三年（676）十一月，薛仁贵所部在伎伐浦战斗中大败。拜根兴认为《三国史记》以上相关记载不一定完全可靠。笔者认为以上事情极有可能全部发生，只是时间有问题，因为上元年间薛仁贵“坐事徙象州”，不太可能在熊津地区作战。以上交战事件极有可能都发生在咸亨二年（671）九月到十一月间。理由有二：一是只有将上述战事放在咸亨二年，才会出现薛仁贵在熊津地区作战的可能。因此，钳耳大侯极有可能是在咸亨二年（671）被俘的。二是日本史书《日本书纪》记载，大唐咸亨二年（671）十一月，唐使郭务悰自百济率二千人前来，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当时正是两军交战之时，熊津都督府兵少不过数万，怎么会派二千人来日本，那么有一种解释十分符合逻辑，他们是在对新罗军队作战失败后逃出来的。而只有把上述战事放在咸亨二年才能与这种推论相符。（我的以上见解恐有误，以唐军水军实力，白江口水战轻易大胜，观三国史记，新罗水军实力并不强，其依仗陆军优势击败唐军有可能，水军恐无此实力，但三国史记多次出现对唐水军作战？） 咸亨二年（671）后，熊津都督府地域作战情况不详，史籍记载含糊其辞。《三国史记》记载，咸亨三年（672）二月，攻百济加林城，不克。从此不见新罗军在百济地区的作战纪录。《三国史记·地理志》记载，咸亨二年（671年）新罗在原百济温水郡建州，设州总管，根据《三国史记》记载，咸亨二年（671年）九月，新罗设所夫里州，按当时情况，在原百济温水郡建的州只可能是所夫里州，咸亨三年（672）新罗在所夫里郡设州总管，很明显，所夫里州迁至所夫里郡，唐熊津都督府失守。通过出土的相关人物墓志铭可以了解唐熊津都督府的一些情况。百济遗民黑齿常之墓志铭，祢寔进墓志铭对我们研究这一阶段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黑齿常之，百济大将，龙朔三年（663）降唐。在新旧唐书中，均没有黑齿常之在熊津都督府任职的记录，只记载他“累迁左领军员外将军、洋州刺史”。但其墓志铭却记载：“麟德初，以人望授折冲都尉，镇熊津城，……咸亨三年，以功加忠武将军，行带方州长史，寻迁使持节沙泮州诸军事、沙泮州刺史，……天子嘉之，转左领军将军，兼熊津都督府司马……”。“熊津城，应指熊津都督府城泗沘，据《三国史记》记载带方州、沙泮州亦在百济本土。这就是说从麟德（664—665）初至咸亨三年（672），黑齿常之均在熊津都督府任职，并未离开百济故地。 黑齿常之应该参加了罗唐战争中熊津都督府的战斗，咸亨三年（672），以功加忠武将军，忠武将军是正四品上武散官，而折冲都尉则是正四品下官位，黑齿常之此次升迁极有可能是在唐罗战争中立有战功。后来黑齿常之又很快升任从三品的左领军将军，兼熊津都督府司马。咸亨三年（672）九月，新罗归还唐军战俘中有熊津都督府司马祢军，而黑齿常之又恰好在几乎同时兼任熊津都督府司马。可能是在熊津都督府最后的战斗中，祢军作战被俘，唐朝令从三品的左领军将军黑齿常之兼任正五品的熊津都督府司马之职。 祢寔进，原百济大将，大唐左威卫大将军。中外史籍无载此人。他的墓志铭记载：“以咸亨三年五月廿五日因行薨于来州黄县春秋五十有八。”来州，即莱州，黄县为其属县，今山东龙口。在当时是唐朝入百济，新罗的要道。显庆五年（660），唐朝大将苏定方领军十万讨伐百济，“定方发自莱州，舳舳千里，随流东行”。祢寔进来到莱州，肯定与正在激烈进行的熊津都督府的战斗有关。祢姓，在百济并非大姓，有关祢氏人物，其一是祢植。当时苏定方讨百济，“其大将祢植又将义慈来降。”这说明百济义慈王是被他的大将祢植胁迫前来投降的，祢植因此为唐朝立下了大功。祢寔进到底是否与祢植有关系呢？祢植立下大功，理应受到重赏，而祢寔进是正三品的左威卫大将军，祢植极有可能就是祢寔进，祢寔进是祢植入唐后的名字。百济另一祢氏人物是祢军，是熊津都督府司马，他有可能是祢宴进在百济本土的兄弟或子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