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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唐朝消灭了高句丽、百济，却不讨灭新罗，至少也应废除金法敏！对此，笔者不能苟同某些韩国学者的说法，他们认为新罗高句丽人民上下一心，顽强战斗，利用有利的地形地势大败唐军，完成了半岛三韩的统一。通过前面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新罗军队在唐罗战争中除在攻击较弱的熊津都督府得手外，在其它战役中败多胜少，有时甚至是惨败，最后还是利用了唐朝不想两面作战的心理求得了唐朝的原谅。除以上所述，我认为还有以下原因导致唐朝接受新罗谢罪。第一，新罗外交手段高明，虽然对唐开战，但他始终承认唐朝是宗主国，新罗是藩属国，并数次请罪，而不是像高句丽那样桀骜不驯或是像百济那样不识时务，外交处置乖张。第二,唐朝失去的熊津都督府辖地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得来更好，失去也损失不大。更何况是落到了藩属国新罗手中，对唐朝危害也不大。第三，唐朝此时最希望的是集中全力打倒吐蕃，仪凤三年（678）的青海之战就是明证。只要打倒了吐蕃，朝鲜半岛事务以后怎样处置自然就由唐廷作主，到时再降罪新罗不迟。当然新罗军队的坚决抵抗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正是以上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唐廷诏准金法敏的请和。 唐廷诏准金法敏的请和及李谨行撤兵意味着唐罗战争的结束。安东都护府于仪凤元年（676）二月从平壤迁往辽东故城，同时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这里有一个疑问，前面所述高侃在镇压高句丽叛乱期间已将都护府迁往辽东州，而在高句丽叛乱结束后，平壤已破败不堪。那么是否存在这种情况，安东都护府在迁往辽东故城后就没有再迁回平壤，而仪凤元年（676）迁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只是在书面上追认了一下。就像熊津都督府早在咸亨三年（672）失守，直到仪凤元年（676）才迁往建安城一样，实际上安东都护府早已不在平壤了。 这里还有几个问题要说明一下，第一，史学界有人认为，在678年，唐高宗试图出兵新罗，宰相侍中张文瓘带病劝高宗不要出兵。《旧唐书》记载：“比为吐蕃犯边，兵屯寇境，新罗虽未即顺，师不内侵。若东西俱事征讨，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请息兵修德以安百姓。”《新唐书》与其记载略同，意思相差不大。论者均以此论证唐高宗欲再次对新罗用兵。检诸《新唐书》、《旧唐书》等史籍，我认为唐高宗对唐罗战争结果不满是肯定的，但张文瓘规劝皇帝的时间应该在上元二年（675）金法敏上请罪表，唐廷讨论是否接受其请罪的关键时刻。“新罗外叛，高宗将发兵讨除”，这是高宗要发兵讨伐新罗的前提条件，678年，唐朝正在准备与吐蕃决战青海，同时并未出现新罗叛唐的情况，是不太可能发生讨伐新罗的事情的。因此我认为，应该将张文瓘反对对新罗用兵的这段话放在上元二年（675），此时唐朝已陷入“东西俱事征讨”的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更何况新罗“虽未即顺，师不内侵”，并不构成对唐很大的威胁，因此应按照天后武则天的建议，息兵修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唐高宗才能同意停战。 第二，关于唐罗战争的时间问题。现在韩国史学界普遍的看法是唐罗战争的时间应是公元669年至676年，对此笔者不能完全同意。笔者认为669年时，唐朝虽然与新罗矛盾已经很深，但遍寻中韩史籍，本年均没有两国开战记录，至于学者猜测本年新罗可能进攻熊津都督府辖区，但这也只是猜测，并无实际证据，所以以669年为两国开战时间不妥。韩国史学界认为唐上元三年（676）二月，唐把安东都护府从平壤移到辽东故城，退出朝鲜半岛，新罗成功抵制了唐朝的入侵为战争结束的时间。这种看法将唐朝当成了侵略者，新罗是被侵略者。笔者认为这是有违史实的。如前述，是新罗挑起了战争，为夺取百济故地和平壤以南原高句丽土地而启战端，高句丽、新罗、百济是三个不同的国家，新罗有什么资格侵夺高句丽、百济土地。另外，平壤地区本就是汉乐浪郡故土，即使高句丽不是中原王朝藩属国，唐朝收回故土又怎么可以算做侵略，更何况唐朝只是把安东都护府的治所换了一下所在地，这是唐朝的内政，此后平壤地仍是唐朝领土。平壤以南地区是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因新罗助唐与渤海作战唐朝赐与新罗的。在唐上元三年（676）二月，唐朝未放弃平壤以南土地，并未退出朝鲜半岛事务。上元三年（676），新罗只是兼并了熊津都督府而已。因此，上元三年（676）不能算作唐罗战争结束时间。上元二年（675）唐朝接受新罗请罪，诏李谨行返回内地才是唐罗战争的结束点。 在唐罗战争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决定阶段，新罗利用唐朝所处两面作战的不利处境，联合高句丽叛军，占领了熊津都督府，并成功地使用外交手段使唐朝接受了既定事实，成为战争的实际胜利者。 余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