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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杰斯看来，公元643年，房玄龄呈上实录，唐高祖实录被全部改写；此事发生不久，唐太宗又任命房玄龄等人编修《晋书》，因为唐太宗的做法与苻坚的做法类似，而作为朝臣的房玄龄等人又不敢违背唐太宗的命令，于是，只得借修《晋书》的时机来实施他们的计划。所以，把苻生写得尤其残暴，而把苻坚又写得几同圣人。实际上，这并非苻坚的真实面目，而是对唐朝现实的一种反讽。罗杰斯认为，房玄龄等这样做，其实是一箭双雕的：“他既发泄了对皇帝的不满与怨气，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作为史家的失败，因为作为史家有种信念，即档案的真实应是神圣不可违背的。同时，他设下了一系列符号，以暗示后人应该对唐太宗时期的官修史书及英雄人物采取怀疑的态度。”[2](P44) 以这种分析为基础，罗杰斯进而又把苻坚的重臣汉人王猛视为唐初士人的代表；王猛与前秦诸豪族的斗争视为唐初士人对当时世袭家族的一种挑战。苻坚倚重王猛之际，遭到其部族贵族的反对，苻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强化王猛的权力。在罗杰斯看来，这些并非真实的历史，而是因为唐初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是唐初士人与世族间矛盾的一种反映，“《载记》并没有真正告诉我们前秦的任何事情，我们也不能随意猜测。他所告诉我们的是，在他生活的时代（唐初）所看到的一些类似的问题”[2](P45)。而在公元380年，苻坚颁赐了一系列领地，把他家族的成员及亲戚安排到帝国内最重要的市镇中去，作为他南下攻打东晋前准备的一部分。罗杰斯以为，这实际上是唐朝在公元637年唐太宗给家族二十一位成员赐以封地的历史的反映，所以这也是唐朝初年历史的一个事例。因此，在罗杰斯看来，对初唐历史的折射，成为《苻坚载记》的真实意图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