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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齐·成都·东海诸王专政与禁卫军权 赵王伦被逐，晋惠帝复位，不久西晋政权便为齐王冏所控制。《晋书》卷五九《齐王冏传》：“及王舆废伦，惠帝反正，冏诛讨贼党既毕，率众入洛，顿军通章署，甲士数十万，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冏于是辅政……以车骑将军何勖领中领军。”虽然握有数十万大军，齐王冏仍然不放松对禁卫军权的控制，以其亲信将领何勖担任中领军。举义诸王中，长沙王乂入洛，“拜抚军大将军、领左军将军。顷之，迁骠骑将军、开府，复本国”，外示优崇，实则剥夺了其对禁卫军权的掌握。河间王顒“进位侍中、太尉”，亦与军政大权无缘。成都王颖则率军返回其根据地邺城，“进位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加黄钺、录尚书事”，亦为优崇之职，与实际朝政无关。[12] 齐王冏之专权及对举义诸王的任命引起他们强烈不满，河间王顒（时已镇长安）与成都王颖等出兵讨冏，长沙王乂“奉乘舆屯南止车门，攻冏，杀之”，自任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2]（卷四《惠帝纪》，卷五九《长沙王乂传》）。《晋书》卷四《惠帝纪》：太安二年（公元302年）“八月，河间王顒、成都王颖举兵讨长沙王乂，帝以乂为大都督，帅军御之”。十一月“癸亥，东海王越执长沙王乂，幽于金墉城，寻为张方（顒将）所害”。永兴元年（永安元年/公元304年）正月，“以成都王颖为丞相。颖遣从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万屯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以三部兵代宿卫”。三月，“河间王顒表请立成都王颖为太弟”。七月，“右卫将军陈眕以诏召百僚入殿中，因勒兵讨成都王颖……己未，六军败绩于荡阴”。到齐王冏及河间、成都、东海诸王参与政争之时，战争已经波及到黄河南北广大地区，此时军事力量的较量远比禁卫军权的控制为重。尽管如此，禁卫武官的活动及禁卫军权的掌握仍为各派政治势力所关注。河间王顒进攻长沙王乂，其将张方入洛进攻西明门，“乂率中军左右卫击之，方众大败，死者五千余人” [2]（卷五九《河间王顒传》），可见中军左右卫仍是一支不可低估的禁卫力量。成都王颖挟惠帝至邺，“表罢宿卫兵属相府，更以王官宿卫” [2]（卷五九《成都王颖传》），将晋惠帝宿卫兵编入相府，处于其控制之下，而以其王官宿卫，控制着惠帝。在成都王颖进攻长沙王乂之时，“乂固守洛阳，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疲于战守，密与左卫将军朱默夜收乂别省，逼越为主，启惠帝免乂官”（卷五九《东海王越传》）。禁卫武官因疲于战守而反戈，是长沙王乂丧失权力之重要因素。 “八王之乱”即将结束，东海王越专政时，仍然十分重视对禁卫军权的控制。《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 越自荥阳还洛阳，以太学为府。疑朝臣贰己，乃诬帝舅王延等为乱，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宫收延等，付廷尉杀之。越解兖州牧，领司徒。越既与苟晞构怨，又以顷兴事多由殿省，乃奏宿卫有侯爵者皆罢之。时殿中武官并封侯，由是出者略尽，皆泣涕而去。乃以东海国上军将军何伦为右卫将军，王景为左军将军，领国兵数百人宿卫。 显然，入朝之东海王越为了便于在洛阳专政，将朝廷禁卫武官主要是左、右二卫及其所统殿中武官及宿卫兵遣出，而以其王国官兵宿卫，并任命其王国将领何伦、王景分任右卫、左军将军，控制宫殿禁卫大权。在地方，已无任何诸王可与之抗衡，故京城守备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关键仍在控制宫殿禁廷。从这一任命看，似右卫将军地位高于左卫将军。前述赵王伦以其子虔为右卫将军，继领、护军将军之后，而不及左卫将军人选，司马伦死党孙秀为太子右率而不及左率，赵王伦被废事件可见左卫营在宫外、右卫营在宫内，以及右卫将军陈眕诏百僚入殿并勒兵讨成都王颖，都表明当时右卫将军地位高于左卫将军。同理，右军将军也应高于左军将军。但在贾后诛灭杨骏之役中裴頠由右军将军转任左军将军，显然左军将军位高于右军将军。禁卫武官左、右位置之转换，应当从赵王伦执政始。赵王伦以右军将军身份发动政变废杀贾后，在其执政后，便将右卫、右军将军的地位提升，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任命其子为右卫将军而不及左卫将军之事，以后的情形也可按此理解。左卫府可能就在其时移出宫外，而右卫府仍在宫内。右军府也可能同时移入宫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