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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然而大体上也就从西晋开始，都督中外又逐渐产生向虚衔、荣誉头衔转化之趋势。原因就在于：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在京师设一个总管宫城内外全部军队的长官，事实证明，对皇权来说，潜在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当然，如果人选特别忠实可靠，皇帝年龄大、威望高，能驾驭他，都督中外对巩固皇室确实极管用，这就是为什么魏文帝创立这制度的原因所在。可是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封建统治集团中，这样的人很难找；特别是当老皇帝故去，新皇帝即位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仍能一如既往，忠贞不渝，就更加难上加难。从曹魏的全部历史看，五名都督中外，除曹真外，他如曹爽、司马懿、师、昭，没有一个是“纯臣”，没有一个不是利用这一职位作威作福，玩天子于股掌的。而且曹真也因为碰到的是“政自己出”的文、明二帝，[60]若皇帝是个小孩子，由他辅政，他会怎么变化，也难逆料。魏文、明二帝大权独揽，令行禁止，根本想不到看来十分忠诚的“亲人”、大臣掌握大权后，一旦条件改变，便会换成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也就是说，他们只看到都督中外之利，而没看到弊，所以坚持这个制度。晋武帝则不同，他不但亲眼目睹在一定条件下都督中外对皇室的威胁，而且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祖父、伯父、父亲两代凭借这一职位，耍尽两面派手法，给西晋代魏打下了基础。现在他当皇帝了，怎么能毫不顾虑别人当了都督中外会故伎重演，请君入瓮，来对付自己的子孙呢?当然，如果他的儿子十分能干，能控制大局，晋武帝恐怕也不见得不会积极推行这一制度，作为保卫京师、宫城的主要支柱。然而事实是他的太子司马衷是白痴，皇孙司马遹年龄又小(武帝死时他才十三岁)，不具备巧妙驾驭人才的条件。大概就和这种考虑有关，晋武帝在位二十六年中，只在泰始元年（公元265年）任命司马孚为都督中外，八年后孚死，即不再设。而司马孚就任时已八十五岁，如前所考，城外诸军又不归他统辖，都督中外的作用和曹魏相比，显然削弱了。晋惠帝以后，从杨骏开始，凡都督中外，不是自封，便是矫诏而得，不能代表正常情况下以西晋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意志。贾后懂得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所以以设计杀掉杨骏之后，她虽不得不暂时以汝南王亮和卫瓘辅政，却没有都督中外之任命，而由她借白痴惠帝之名，暗中操纵中外诸军，最后通过掌部分宿卫禁兵的北军中候楚王玮杀掉亮、瓘，再以矫诏罪杀掉玮，从而把中央军权、政权全夺到自己手中。 大约从赵王伦篡位失败开始，都督中外性质进一步发生变化。原因是京师中外诸军在赵王伦诸将统率下与齐王冏、成都王颖等地方上之都督军队交战中，受到较大损失，京师洛阳已由齐王冏的军队进驻[61]，中外诸军退居次要地位。因而便发生了这种事情：控制洛阳的齐王冏并不都督中外诸军，反而由几百里外镇守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的成都王颖都督中外诸军。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是一笔政治交易：由齐王冏为大司马，在京师执政；成都王颖则任大将军，都督中外。大将军固然班位次于大司马，然而贴之以曹魏以来权力极重因而声望也极高的都督中外，成都王颖也就觉得差可相抵了。而从齐王冏说，京师和皇帝主要归自己军队控制，让对方远在邺城都督中外，其权力实际上无从行使，造成不了什么威胁，相反，却能换来地位崇高的大司马和对自己在京师执政的承认，又何乐而不为!而这样一来，便开了历史上第一个都督中外基本上等于虚衔、荣誉衔的先例。在这之后，洛阳战乱频仍，中外军渐次荡尽。所以河间王颙大将张方可以逼惠帝从洛阳西幸长安，京师禁兵无力阻拦；东海王越也可以尽罢怀帝身旁的宿卫官兵，而以自己东海王国的官兵数百人代之。[62]及洛阳陷没，愍帝逃至长安即位，除了靠原关中一带的地方上军队支撑局面外，已无所谓中外诸军。可是建兴三年（公元315年），忽然又以远在江南建康的琅邪王“为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诸军”[63]，这个都督中外，和丞相一样，起的只是笼络作用，其虚衔、荣誉衔的性质更加明显。 东晋建立，京师建康的中外诸军力量一直很弱，[64]所以都督中外虽然仍可总管一部分军队，但其实际意义远不如作为虚衔、荣誉衔所起的政治作用来得大。按东晋一代都督中外共五人，可以说其情况无一例外： 王导；第一次任命在建武元年。如前所述，王敦并不把它视为重用，仍然上书抱怨王导“顷见疏外”[65]，建议免去他都督中外等职，以免徒招“讥谤”。可见都督中外不但谈不上总管地方上的军队，而且在京师实权也不大，主要意义当在荣誉，其任命只不过是晋元帝对王导实际疏外、削权之后，表面装出的一种重用姿态而已。第二次任命在咸康四年。如前所述，时庾亮作为江、荆等六州都督，出镇武昌，遥执朝廷之政，据说还要“举兵内向”，而王导无可如何，竟作了让出宰相位子的准备。这又证明他这次加都督中外，虽不见得有上次任命那样复杂的背景，恐怕也不过是晋成帝对他所表示的宠遇，实际权力同样是不大的。 王敦：任江、荆等州都督，举兵反，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打进京师建康，自封丞相、都督中外等职。他当都督中外，虽然每月要护军将军上报中外兵数(见前)，似乎不完全是挂名，可是从他仅注意安排兄弟子侄为重要地区都督、州刺史，以培植势力，控制京师，对中外诸军将领则听凭朝廷选用，未加干预来看，他并未真把中外诸军放在眼里。自封都督中外，主要意图仍在提高声望。 桓温：本为荆州等八州都督，力量超过京师，朝廷惮之。兴宁元年（公元363年）加温大司马、都督中外，主要目的在以荣誉头衔加以羁縻，并不真愿意他入京供职，同时也知道他决不肯放松对根据地荆州等的控制而入京。桓温也明白这一意图，八年中未曾到过建康，[66]仅担了一个空名。 司马道子：为晋孝武帝同母弟，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加都督中外，也是一种宠遇，就实力说，同样很有限。所以后来地方上的都督、刺史(如王恭等)举兵内向，他或不敢抵抗，只能屈辱谢罪；或靠收买对方部将取得暂时胜利。最后想出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充兵役的办法，又激起孙恩起义。他长期都督中外之意义，主要不在于控制兵力，是比较清楚的。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东晋最后一个都督中外刘裕的事。 晋安帝时，刘裕为镇军将军，都督扬、徐等九州诸军事，因平桓玄功，进他为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可是他竟坚决辞掉。原因何在?就因为都督中外只是虚衔，并无多少实权，而他当时所最迫切需要的正是实权。正因如此，当安帝改加他都督荆、司等七州(加上原九州共十六州)诸军事，他就毫不推辞，欣然接受。因为他深知当时地方上军队有实力，都督得越多，实权越大。不仅如此，有实权的官他还抢着当。如扬州刺史王谧死后，朝议本准备用他后来的政敌谢混，他的心腹刘穆之劝谏说：“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今若复以他授，便应受制于人，一失权柄，无由可得。”[67]刘裕依计，硬把扬州刺史夺到手中。这个官掌管京师建康周围一州的财政、民政，也有一些军队。在建康没有驻扎其他重军条件下，控制了扬州，差不多也就基本上等于控制了朝廷。所以对这个位子，刘裕毫不客气。由此可以推定，上次他辞掉都督中外，很可能是因为它荣誉虽高，却无实权，过早取得，树大招风，容易给政敌以口实，有害无益。 也正因此故，当刘裕统一了南燕，镇压了卢循、徐道覆起义，消灭了政敌刘毅、司马休之，在统治集团中地位进一步稳固之后，为了借以提高声望，给篡晋造舆论，便于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自加“中外大都督”(即“都督中外诸军事”[68]，都督上再加“大”，表示地位更高一等)。当年司马睿曾在加“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诸军”(见前)之后数年即位为晋元帝，刘裕大概有鉴于此，也在加中外大都督后两年又自为“相国”，又两年而篡晋，从而把都督中外变得和“非复人臣之位”的相国一样，[69]成为篡位的阶梯，这正是它虚衔、荣誉衔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 东晋一代都督中外的上述演变，至南朝而到达顶峰。 南朝齐、梁、陈三代开国皇帝，在篡位前无不以刘裕为榜样，经历自加都督中外这一过程。同时同一王朝中同姓贵族篡代，也全都照此办理。[70]相反，南朝四代在正常情况下却没有一个贵族、大臣加此头衔，[71]这是都督中外作为篡位阶梯，成了惯例，存在忌讳的必然结果。虽然南朝京师建康宫城内外和东晋不同，驻扎着若干支强大的军队，但全分别统于皇帝手中。这就是说，在正常制度下，从曹魏开始创立的、起着保卫宫城、京师，稳定政局作用的都督中外，已被勾掉了；而到了篡位前夕出现的都督中外，已经完全成了虚衔、荣誉衔。这些篡位者并不是要靠都督中外来控制政局，而是在早已控制了政局，万事俱备之后，加都督中外等以提高声望，缩短与皇帝宝座的差距。这也是一种作用，但却是与原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作用。侯景打入建康，自封“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天地东南西北)诸军事”[72]，便是以荒谬的程度将都督中外这一性质和作用异常清楚地呈现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