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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在来探讨一下“都督中外”在魏晋时期所起的历史作用。 《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明)帝诏资曰：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尤)重。今射声校尉缺，久欲得亲人，谁可用者?”孙资在对答中提到魏文帝也重视此事：“始召曹真还时，亲诏臣以重虑。及至晏驾，陛下即阼，犹有曹休外内之望，赖遭日月，御勒不倾，使各守分职，纤介不间。以此推之，亲臣贵戚，虽当据势握兵，宜使轻重素定。若诸侯典兵，力均衡平，宠齐爱等，则不相为服……。今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选授校尉，如其辈类，为有畴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维纲者，宜以圣恩简择，如(陈)平、(周)勃、金(日磾)、霍(光)、刘章等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固，于事为善。”对此，“帝曰：然”，并命孙资推荐这样的大臣。 以上这段对话，明帝本强调要用“亲人”，而孙资则极力向异姓大臣上面引导，是否别有背景，或许在替司马懿暗中张目，已不得而知，尽管如此，从中仍可看出以下问题： 第一，曹魏文、明二帝“图万年后计”，十分重视“兵任”，力图把它交给同姓亲人掌握[42] 第二，他们经常考虑的兵任，除地方、边境外，极重要的方面便是京师宫城内外的保卫，甚至连五校之一的射声校尉，[43]这种当时不过统率几百人的宿卫军官人选，也要亲自酌定。 第三，更重要的是，通过孙资之口，还反映和概括了文帝关于兵任的安排和指导思想，这些指导思想有的曾向孙资交待(即所谓“亲诏臣以重虑”)，有的是孙资从他的安排和实践中自行理解的(即所谓“以此推之”云云)，而又都得到了明帝的承认。这些指导思想便是：仅安排亲人为武官，若武官地位不相上下，“不相为服”，仍是不行的。必须要“能有所维纲者”，即能统率京师一切军队的长官，并在找到合适人选后，“宜使轻重素定”，即早确定其统率诸军的地位，培养其威望，然后遇到变故，方能指挥若定，有效地捍卫皇室。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文帝于黄初三年将曹真从外地召回，[44]让他充任“维纲”京师诸军的都督中外。其后，文帝多次出巡、讨伐，曹真除特别需要也从征外，一般均坐镇洛阳。[45]文帝临死，又命他为首席顾命大臣，受遗诏，辅嗣主，这就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对都督中外之重视。 第四，明帝即位不久，为了对付诸葛亮的北伐，不得不把曹真调到西方，[46]代替“性无武略，而好治生”的关中都督夏侯楙，[47]改任关右都督，从而使都督中外这个位子空了出来。可是这并不意味明帝不重视它，很可能是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当时曹休、曹真处于抵御孙吴、蜀汉的最前线，“虽云异姓，其犹骨肉”的夏侯尚已死，[48]其他够条件担任都督中外的“亲人”还有谁呢?上引他与孙资的对话，虽然时间稍晚，也多少反映明帝又想“使亲人广据职势”，掌握“兵任”，而又不知用谁的彷徨心情。从《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刘放传》、《燕王宇传》及裴注来看，大概明帝晚年经过再三斟酌，本决心以燕王宇为主要辅政大臣，总统一切，包括都督中外诸军，这有以下蛛丝马迹可寻： 1.自魏文帝即位以来，大司马、大将军这两个最高武职，一直以曹姓子弟(曹仁、曹休、曹真)充任。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破格提拔司马懿为大将军，然至青龙三年（公元235年）又突然将他降为太尉，大概就是为了空出来，准备必要时任命“亲人”的。 2.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十二月明帝病危，立即拜燕王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并“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曹真之子)、屯骑校尉曹肇(曹休之子)、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这五人，曹氏子弟占了三个，夏侯氏与曹氏关系特别亲近，[49]秦朗又是明帝特别喜爱的“佞幸”，[50]所以在明帝心目中这无异于一个亲人顾命班子。从他病一重即毫不犹豫地作此安排，事前连刘放、孙资这样的亲信都未征求过意见看，他是深思熟虑，早已决定了的。正因如此，当刘放在他病危之际装糊涂说：“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他惊诧地回答：“卿不闻用燕王耶?”[51]另一面，经燕王宇划策，明帝又下诏命司马懿迅速回关中，不必来洛阳(懿本镇关中，当时征公孙渊去辽东)。合观之，又可看出司马懿并不在明帝原来考虑的辅政大臣名单中。如果再联系所定辅政大臣五人都是武官，明帝“使亲人广据职势”，特别掌握“兵任”的指导思想，便体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五个武官中，燕王宇无疑本应以大将军身份“都督中外诸军事”。其所以没有正式任命，或许因为这一军权就像录尚书事这一行政权力一样，不言而喻属于主要辅政大臣，可以留给新皇帝去降恩。后来辅政大臣改委曹爽、司马懿，他们的“都督中外诸军事”也是在齐王芳即位后得到的，[52]便是证明。 第五，由于明帝病危之时，刘放、孙资说了燕王宇等人坏话，明帝神智已昏聩，[53]临时改变了决定，但仍可看出他平日要用亲人掌兵任的思想在起作用。表现为：深知明帝的刘放、孙资虽唆使他撤换了燕王宇，然却不敢单独推荐异姓大臣司马懿，而不得不把掌握禁兵、才干较差的曹爽举为首席辅政大臣，作为掩护。[54]就是说，他们不敢把曹氏子弟全都搞掉和放在次要地位，以防信任亲人的明帝起疑，弄巧成拙，尽管病危的明帝这时或许已失去了这一辨别能力。而在这之后，齐王芳一即位立即下诏以曹爽、司马懿都督中外，正好证明非常时期都督中外在捍卫皇室上的极端重要性，辅政大臣必须拥有这一头衔，这同样体现了文帝创立此制的指导思想。当然，都督中外安排两人，很可能不符合文、明二帝本意，[55]但它是当时种种矛盾的调和产物。主要即司马懿是惯于征战的老将，而且刚刚消灭辽东公孙渊，威望甚高；而曹爽不但辈分低、资历浅，而且一直当京官，从来没有打过仗；再加上当时两人关系尚算和睦，[56]很可能开始曹爽还想依靠司马懿以巩固自己的地位，[57]于是两个都督中外便出现了。如果两人始终和睦相处，或即便反目，曹爽好自为之，由于他是宗室，辅政地位又在司马懿之前，有不少优越条件，是仍然可以安定魏室，不负明帝所托的。可悲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他日益忘乎所以，骄奢无度，失去人心，终于被司马懿打翻，不但本人三族诛灭，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断送了曹魏天下!而曹爽失败的关键之一正在他没有理解文帝创建都督中外制度的意图，没有牢牢掌握它的权力。固然，他也不是毫未注意，如前所引，“破坏诸营，尽据禁兵”，便多少反映了这一意图。问题在于，上面两句话乃司马懿对他的指控，有极大夸张成分，事实上他并未真正“尽据禁兵”；更重要的是，即使在这一方面，司马懿也比他高明得多： 1.前面已说，司马懿很早就将司马师安插为中护军。既然曹爽都督中外可以将弟弟曹羲安插为中领军，则司马懿也是都督中外，要用儿子司马师为中护军，曹爽便无法拒绝。于是司马师除主要牢牢掌握一部分禁兵外，还“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到高平陵政变那天，便以此控制了宫城内外包括皇太后(司马昭“帅众卫二宫”，作用同)。[58]这是司马懿得以打着“皇太后令”招牌，与曹爽手中皇帝抗衡，为所欲为的前提。 2.司马懿发动政变后，如前所述，乘曹爽兄弟不在之机，派人摄领中领军等营，加上自己所统，几乎控制了全部中外诸军。这是曹爽不敢接受桓范关于奉齐王芳幸许昌，征四方兵，进行对抗的根本原因。而司马懿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固然和假借皇太后令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他本是辅政大臣，都督中外，所以从调兵遣将，“部勒兵马，先据武库”，完成对宫城内外控制，并委派人篡取曹爽兄弟原统率的禁兵，一直到率军出屯洛水浮桥，准备抗击城外曹爽的反扑，很少遇到阻力。据《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司马懿在给齐王芳奏文中说：“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这里他强调亲自“将兵”，要对稽留车驾者，“以军法从事”；而且屡言“辄”，《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邵陵厉公嘉平元年（公元249年）胡注： “辄，专也。懿虽挟太后以临爽，而其奏自言辄者至再，以天子在爽所也”。这些全都表明他是以辅政大臣、都督中外的身分上奏和发动这次政变的。如果没有这个身分，政变肯定不会这么顺利。《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即位后不久，诏将司马懿由太尉升太傅，但“持节统兵、都督(中外)诸军事如故”。卢弼集解：既然都督中外如故，“兵权在握，一旦有事，屯兵洛水浮桥，即可为所欲为，爽岂懿之敌乎!”这是抓到了高平陵政变其所以能发动、取胜的实质的。当然，司马懿利用都督中外消灭曹氏势力，是和魏文帝创制意图背道而驰的，但就牢牢控制中外诸军从而控制了京师政局这一点说，他确实了解了魏文帝创制之精髓! 以上五点，无论从文、明二帝的指导思想看，或者从后来的实践证明，都督中外都是控制京师政局极其重要的军事长官。由于曹魏王朝高度中央集权，控制中央和京师，基本上等于控制了地方，因而我们有理由这样估计，都督中外对于稳定全国局势，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魏文帝多次出巡、征讨，有时在外时间甚至超过一年，而京师政局非常稳定，原因就是有都督中外曹真在坐镇。也正因如此，司马懿之后，司马师、昭无不把持都督中外这一职务，并相应地不断扩展京师军队。王凌、毋丘俭、诸葛诞等淮南地区三次举兵反抗司马氏，其所以迅速失败，都督中外这一制度的存在，司马氏通过它控制魏帝和京师局势，挟强大的中央集权威势和京师军队进行镇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也正因如此，到西晋时尽管都督中外权力已经削弱(见上)，外戚杨骏辅政，为稳定政局，仍要自封自司马孚以后长期未任命的都督中外，并“多树亲党，皆领禁兵”[59]。楚王玮发动政变消灭汝南王亮，矫诏召三十六军，也要自称“受诏都督中外诸军”；赵王伦篡位前，为控制京师，也要矫诏自封都督中外。这一制度对魏晋政局影响非同小可，于兹可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