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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朝，九州一统。 历史变得再度微妙起来。 正统之争开始出现在唐诗中。首先是杜甫，对蜀汉的诸葛亮极为推崇，对于这位忧国忧民的名相表现出了深深地同情。 再就是杜牧，这位诗人在诗中不加掩饰地调侃周瑜，历史在文学中开始出现偏差，“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鹊春深锁二乔。” 到了宋朝，宋人治史之风颇盛，常常明是治史实为思想政治观的较量，文人政客间的朋党之争更是惊心触目，三国正统之争也在争斗之列，宋文坛多位大家被卷入。 最终朱熹的理学占据了历史的上风，帝蜀寇魏、尊刘贬曹渐成定局。 正统之争往往影响到赤壁一战的评价。 牵连于正统归属，周瑜赤壁之战的地位变得非常尴尬，帝魏者，为他击败曹操而恼怒，尊蜀汉正统者，则会借赤壁开怀曹操之败，但又不忿周瑜不肯归汉。 随后的元明清三代，史家多承朱熹的“帝蜀寇魏”论。人物的善恶褒贬也随之潮起潮落，数度浮沉，最尴尬的当属身处其中的东吴。但对于周瑜的评价，还是肯定的，至少他是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 而周瑜形象的变形，到了民间文化里，却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周瑜身后的雅俗世界 三国故事在三国时代结束之后不久便在民间有所流传。 而令人纳闷的是，到了宋代，周瑜的形象已经彻底地扭曲了。如今所能找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资料，就是宋元之际出现的话本《三分事略》。在这部为适应市民娱乐需求而产生的话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经是一落千丈，出现了质的下跌。 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为一已私利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当曹军挥师南下之际，他傲慢地拒绝了孙权的任命，只是“每日伴小乔作乐”。至于决意破曹，却是孙权派人送去的一船“金珠缎”和孙明以“曹相取江吴，掳乔公二女，岂不辱元帅清名”之言相激，这才不得已为名利而“挂印延会”。 在军事上，他看似颇有才华，“施苦肉计，定美人计，用帐幕船支”借箭；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才智平庸，屡战屡败：战曹璋狼狈而逃，取荆州溃不成军，攻西川却被张飞断了后路，似乎人皆可败。这种矛盾，起伏不定的军事才能奇怪而勉强地揉合在周瑜身上。 在人格修养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狭隘。 史传文学中那个雅量高致、出众人之表的周公瑾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才智碌碌、妒贤忌能的平庸之辈。 按照吴金华的说法是，话本是市民娱乐的产物，它从来都不受正统观的左右，市井间“尊刘贬曹”的观念早已有之。在苏轼的小品《东坡志林》中，就曾对民间三国有过这样的描述，“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感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而与此同时，以曹魏为正统却是官方正统观的明确意向。 可见，市民的好恶在那时候已经不以统治者的正统观念为转移了。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品评是有着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他们“尊刘”，拥“帝蜀”，而对于站在对立面的周瑜，自然不会有好感。 宋元时期，是个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和门阀制度淡出的年代。市民的队伍不断壮大，同时，他们在经济上的力量也出现了质的飞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讲史，尤其是“说三分”之所以能为广大市民所喜爱，巩怕不仅在于它的娱乐性，更在于它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从市民的角度和理解去看待三国历史，从而寄托了市民的思想情感和政治愿望。 因为在历史上，刘备从来都是执政爱民的代表。 于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取向，拥刘而贬曹孙便逐渐在民间形成了大的潮流。 不幸的是，周瑜却正是东吴集团中与刘备最为对立的人物之一。 这种受市民意识影响的创作倾向延续到元代的杂剧中便越发地明显了。 元代三国戏有40种，涉及到周瑜的有《隔江斗智》、《黄鹤楼》、《庞掠四都》以及《周公瑾得志取小乔》和《周瑜谒鲁肃》。 后两种完全是沦落于市井中的书会文人“借他人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们让周瑜落魄为穷困书生，借他之口抒发出“穷书生半世干忙”的若闷傍徨，而又借他的否极泰来，飞黄腾达，寄托出仕和得遇明主的愿望。在这两部作品中，周瑜的才能修养倒是与史书颇为接近，“文武兼济”，“每回临阵，无不干功”，待人“用礼施谦让”，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与三国矛盾毫无瓜葛。 而在那些实质性展示三国矛盾的作品中，一旦触及孙刘，那么创作倾向则与《三分事略》一脉相承，甚至有过之而不及。诸葛亮的智慧和谋略在戏里写得很突出，而周瑜依然是一个低层次的陪衬人物。 在二人的明争暗斗中，孔明总是比周瑜棋高一着，无论是暗设陷阱的鸿门宴，还是堆着笑脸的美人计，都被孔明一一识破，所谓“周瑜枉用千条计，输与南阳一卧龙”。在诸葛孔明面前，周瑜越发显得智术短浅，低能可笑而又妒才忌能。 就这样，一个与雅文化系统中的褒物文字形成鲜明对照的周瑜形象，于宋元之际，在强烈的市民意识的关照下诞生了，并随着戏曲的广为传唱而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烟雨亭，又称周瑜点将台，江西九江市甘棠湖。传说是周瑜训练水军的地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