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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规模徙民实边 徙民实边，在汉武帝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据《汉书·武帝纪》等资料记载，从元朔二年（前127年）至元鼎六年（前111年）17年间，先后六次大规模迁徙居民充实边防，最盛时一次竟达“七十余万口”。大规模徙民实边，充实了边郡人口。《汉书·地理志》云：“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之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河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 （三）开创军事屯田 屯田之设，始于武帝。《史记·匈奴传》载：元狩四年（前119年）“匈奴远循，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汉书·食货志》称：“初置张掖、酒泉，而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自此以后，军事屯田成为汉代定制，得到推广。如北部的朔方、五原、北地郡有军屯；河西走廊之令居、番和、居延、敦煌、酒泉、武威有军屯；河湟、陇西等地也有军屯。所谓“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 （四）大力发展马政建设 为适应对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需要，汉代大力组建骑兵，加强马政建设。早在文帝时，采用免役的办法鼓励民间养马。至景帝时，开始在北部畜牧业区开设牧马苑“益造苑马以广用。”据《汉仪补注》云：“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武帝即位以后，“为伐胡，盛养马”。在景帝马政基础上，又“令民得畜边县，官假母马，三岁而归，及息什一。”马匹数量大增。《玉海》卷148引魏王郎云：“雄卫霍张皇之师，羁兵塞上，厩马有四十万匹。”汉武帝时期，大力发展骑兵与马政建设互为促进，二者均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其时养马、用马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汉武帝时为巩固北部边防而进行的规模巨大的突发式经济开发，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就边防而论，城防工事与交通的开凿，完善了边郡防御体系。所谓“建障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稍安”；大规模徙民实边，充实了边防人口，增强了边郡的防御能力；屯田之设，取到了“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的功效；马政建设，也为汉武帝组建大规模的骑兵，对边防军兵种的调整奠定了基础。 就经济发展而论，其短期效益也十分明显：首先，徙民实边，军事屯垦，增加了北方边郡地区的人口，使农耕经济不断北移，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入北方游牧区；政府鼓励性的组织管理形式也为边郡地区的经济形式的转换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汉书·地理志》就称凉州地区：“谷价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金城湟中，谷斛八钱”。同时，屯田本身也取到了“益积谷，省大费”的功效。 其次，马政建设，亦使长城沿线出现过畜牧业繁盛之局面。《盐铁论·西域篇》载：“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于野”；《汉书·地理志》也云：河西地区“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复次，边郡城防体系的建立和交通之开凿，加强了中原与边郡以及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通关市，饶给之，往来长城下”；“商胡贩客，日款塞下”、“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盛行于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充分体现了其对内对外的经济、文化价值。 然而，汉武时边防经济开发成果的取得，是有赖于国家巨大的财政投入为基础的。史谓“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如徙民实边，兴建居民点，要为其建置房宅，“一堂二内”，而且“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屯田卒的生产工具、耕牛诸项也由国家供给。应劭说：“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但是，西北干旱荒漠，降雨年平均不足250毫米，屯田亩产远远低于内郡，仅为0.7石左右，按“田事出，赋人二十亩”计算，一个屯田卒仅能生产14石粮食，而其一年所食当在24-30石左右，耕不偿食。故陈直先生认为：屯田“不是裕财，而是消费”。至于城防工事及交通的建设更是如此。仅筑朔方城“费数十百钜万”。而汉武帝所筑三、四千里障塞亭燧，其费用之巨是可想而知了。故此，汉武帝大规模突发式开发北部边郡之举措并未持续多久，就因“天下费多，财用益屈”而不得不下“轮台诏”与民休息，标志着边郡大规模开发告一段落。由于缺乏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北部边郡逐渐步入衰落状态。经新莽之乱以后，“边陲萧条，靡有孑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