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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遗迹保存较好，沙粒与石子已牢牢压实，与芦苇枝、红柳枝条粘结在一起，十分牢固。通过考察还可发现，西汉敦煌郡的长城大体沿疏勒河畔修筑，遇到湖泽、碱滩则或有间断，径以湖泽、碱滩为“墙”。 属于酒泉郡东部都尉管辖的“北大河塞”，其塞墙的修筑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双重的粗石板垒起而填以砾石；另一种是仅用压紧的柴枝作成。 塞外列城中南面的一道城墙，在锡尼乌苏以西，都是用石块垒砌而成，从锡尼乌苏向东，有一段是由石片包外而内实夯土，再向东行，则全部为土筑而成。 各地汉长城的宽度与高度，也无定制：上述玉门关附近的长城遗迹现高3.2米，厚2米；“北大河塞”的两种墙体的基宽至少为2.5米，高度可达3米；而“塞外列城”中南塞墙的石筑地段基宽一般为3.5米，顶宽2.5--3米，残高在2--2.5米之间不等。而乌兰苏木胡勒嘎处的北塞墙则是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笔直的砂土垅，现高仅有1米左右，其外（北）侧为浅宽的人工沟濠，土垅的宽度约有5米，沟濠则宽8米，说明这一段长城似以沟为主5。 《汉书·匈奴传》下载有汉元帝时的郎中侯应之语：“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门，稍稍平之。”这段说明汉代边塞修筑形式与方法多样性的记载，已经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有力证实。 （二）城障 城障是某一段长城防线的守卫中心。《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曰：“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同书《李陵传》颜师古又注：“障者，塞上险要之处，往往修筑，别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障蔽而伺敌也。”《战国策·魏策》鲍彪注曰：“障，隔也，筑城垒为之。”由此可知，城障实际上就是驻有戍卒守卫的长城沿线的支撑点，它们往往都建筑在地势险要或位置重要之处。通过考古调查与发掘，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对此类城障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在居延地区，考古工作者发掘了破城子甲渠候官遗址。这是一个构筑坚固的军事性小城堡，障坞毗邻，障在坞的西北隅，为土坯筑成的方形城堡。每边长23.3米，墙厚4--4.5米，残高4.6米。障顶东北角残存窄土楞，似为女墙。障门设在东南角，门内西侧有登临障顶的台阶式蹬道，东侧堆叠有防备攻城之用的河卵石。坞比障大一倍，坞墙系夯土筑成，每边长46米左右，厚1.8--2米，残高0.9米左右，东墙辟一门，门外设瓮城。坞四周3米以内的地面埋设有四排尖木桩。木桩高33厘米，间距70厘米，作三角形排列。坞内东北隅也有登临坞顶的蹬道。障、坞内部还有甲渠候和吏卒的住室6。 在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朝鲁伦发现的汉代石城，可能是属于“塞外列城”的一个城障。该城平面基本呈方形，从内墙角丈量，东西墙各为126.8米，南北墙各为124.6米，墙壁用石块垒砌而成，基宽5.5米、顶宽2.6米、残高2.8米左右；城门设在东墙，门道宽6.6米，外设瓮城，其门南向，宽5.6米，瓮城长14.5米；城门里的两侧、四角的两侧和南墙、西墙中段的内侧，都有登城台阶；城内西南部，还有一个大院的痕迹，实际上起到城中之城的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城城墙的四角向外凸出，凸出的部分也较方正，凭借这种墙台工事，可以控制整个城墙，消灭全部的射击死角，从而大大增强了该城的防御能力。 城障一般都建在长城的内侧，但也有少数建在长城外侧者。它们的位置，大多处在长城防御体系内的防御要点之上。通过调查发现，处在交通要道、险要山口等位置的障城，面积都比较大，分布也较为密集；而在非主要防御的地段上，城障的面积比较小，间隔距离也比较大。 （三）烽燧 烽燧又称亭燧，因亭是望楼即烽台之故。作为城障的耳目，烽燧主要用于报警，是边塞体系中最基层的哨所，亦是边防候望系统的核心，地位十分重要。 烽燧一般都建筑在视野开阔之地。而且也很注意利用天然屏障。例如，疏勒河下游及罗布泊洼地的河、湖相沉积受风力侵蚀，形成了风蚀土墩与风蚀凹地相间的雅丹地貌，而这里的烽燧遗址，大都坐落在星罗棋布的风蚀土墩上。综观敦煌、酒泉二郡及居延地区的烽燧，有许多都是建筑在高地、山麓、岗或梁上。 汉代的烽燧大多沿长城一线罗列，一般以居于长城内侧者为多，但甘肃永靖县境内的烽燧遗址却多在长城的外侧，这可能和监视羌人活动密切相关9。烽燧分布的密度，似无定制，主要由所在地段的地形地貌及防御需要来定。根据统计：汉敦煌、酒泉二郡共发现164座烽燧遗址，其间距最远者为8公里，最近者仅0.13公里，各仅一例，90％以上的烽燧相距为1--2.5公里10。在内蒙古沙井苏木境内“塞外列城”的南塞墙内侧，大约每隔1公里左右置一烽燧11；而乌拉特后旗境内“塞外列城’的烽燧间距则为2.5公里左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