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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菟郡建立在沃沮人的聚居区，这一点《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得很清楚：“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但《三国志》中也提到玄菟郡后来“徙郡句丽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是也，沃沮还属乐浪”，说明玄菟郡初设时，辖区内主要包括两个民族：沃沮、句丽。“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真番郡并入玄菟郡之后，玄菟郡才包括真番人。 玄菟郡所辖句丽见于史书记载远早于朱蒙所部南迁，所以，并不是指朱蒙所部，与后来的高句丽族不是同一民族。《汉书·地理志》玄菟郡注引应劭的说法，认为玄菟郡是“故真番、朝鲜胡国”，但《汉书·地理志》所载为昭帝始元五年以后的政治区划，此时玄菟郡的辖区已包括原真番郡，说明“朝鲜胡国”才是玄菟郡原来的辖区。参之《汉书·地理志》高句骊县注引应劭，认为高句丽县是“故句骊胡”，可知，玄菟郡的所谓“朝鲜胡国”就是“句骊胡”，当是因其隶属于卫氏朝鲜，才被称为“朝鲜胡国”。《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在记载玄菟郡徙于高句丽县时，即称其“徙郡句骊西北”，《后汉书·东夷传》：“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证明玄菟郡高句丽县是因为设于此族的居住地而得名。由此看来，在武帝灭朝鲜以前，此族有“高句骊”、“句骊胡”、“朝鲜胡国”、“句丽蛮夷”等多种称呼。朱蒙之子琉璃明王时，卒本夫余的势力进至这一地区。从《后汉书·东夷传》将此族列入以朱蒙为始祖的高句丽的传记中来看，当是其与卒本夫余发生了民族融合，此后卒本夫余改称高句丽。 （三） 《史记·朝鲜列传》《索隐》注真番、临屯为“东夷小国，后以为郡”，则真番、临屯二郡辖区分别是原真番国、临屯国的领地。《史记·朝鲜列传》称卫满“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真番在此处显然是用作族称的。究竟是真番族得名于真番国，还是真番国得名于真番族已不可考知，但真番郡是因为设在真番族聚居的真番国故地而得名，则是没有问题的，真番郡的主体民族即是真番族。真番郡的位置学者们认识不一致，但考虑到乐浪郡以南是箕氏朝鲜后裔建立的韩国、临屯郡以南是从马韩分立出来的辰国，则真番郡只能在玄菟郡以北。《史记·朝鲜列传》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则真番国中早就有中原人进入，说明真番郡居民中也有汉人。 《后汉书·东夷传》称：“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岭已东，沃沮、秽貊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领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证明乐浪东部都尉辖区有沃沮、秽貊两族。武帝灭卫氏朝鲜时是“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则秽人原来隶属于临屯郡。《后汉书·东夷传》在“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之前提到：“秽及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也”，证明秽人、沃沮人与句丽胡原是箕氏朝鲜的属地，后一度独立，卫氏朝鲜对此地区的征服实际上是对箕氏朝鲜故地的恢复。而真番国的情况与此不同。《史记·朝鲜列传》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在战国时期燕国最强盛时，真番国已经存在，并且与朝鲜相提并论，显然不是箕氏朝鲜的属国，所以，真番当是卫氏朝鲜新征服的领地。汉武帝所设四郡，实质上就是以古朝鲜本土为一郡，将卫氏朝鲜后征服的真番设为一郡，将先后臣属于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的属地分为玄菟与临屯二郡，玄菟郡统辖句丽蛮夷与沃沮，秽人则主要隶属于临屯郡。 临屯郡后并入乐浪郡，当与乐浪郡相邻。乐浪郡大体上为今大同江流域西至海的地区，北为辽东郡，则临屯只能在乐浪之东，也就是单单大岭以东乐浪东部都尉的辖地。《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称：“自领以东七县，都尉主之，皆以秽为民”，可见，临屯郡的主体民族为秽人。《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在秽传中指出“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沃沮属乐浪东部都尉，可“自领以东七县，都尉主之，皆以秽为民”，说明沃沮是秽人的一个分支。从这个意义上讲，单单大岭以东都是秽人的分布区。则昭帝始元五年所进行的郡县调整，就是把所有秽人的分布区都划入乐浪郡，在此以北的真番人、句丽蛮夷则属于玄菟郡。因为玄菟旧治沃沮城，在沃沮人，也就是秽人的分布区，所以才“徙郡句丽西北”，总之，不论是汉武帝灭卫氏朝鲜以后设四郡，还是汉昭帝对四郡进行的并省，都是立足于当地民族分布格局基础之上的地方设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在记载汉武帝设四郡之后接着说：“自是之后，胡汉稍别”，可见，四郡乃至后来的二郡建置，一方面体现着当地的民族分布格局，另一方面也对这种民族分布格局起着定型的作用。随着夫余人的南下立国、高句丽族的形成，此地区民族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行政建置存在的基础发生了改变，建置格局自然也就不得不随之变化，这也是魏以后此地区的建置不同于汉四郡的根本性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