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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帝国内部三十九郡几乎占据了帝国领土的大半。与之相比，皇帝直接统辖的不过十五郡。高祖当年为了稳定刘姓天下，分封同姓王以辅佐中央。然而血缘从来就不能避免为权力进行的杀戮。同姓诸侯王可以掌握军队，任免官吏，征收赋税，铸造钱币，逐渐形成内部的割据状态。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如果不解决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则必将“制大权，以逼天子”。汉文帝采取“剖分王国策”，将数个大国一分为数国。并任命自己的儿子刘武为梁王以控制中原。但这些策略却适得其反，使诸侯王与帝国中央的积怨越来越深。当晁错在景帝时提出《削藩策》以削除诸王的领地和实力时，最为强大的吴王刘濞终于联合楚、赵、胶西、胶东、州、济南等六个诸侯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在任命当年为汉文帝所器重的周勃之子周亚夫为主将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帝国的中央集权得以维护。 选择儒家:政治理想的寻求 然而尽管汉朝承秦制，但秦的败亡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教训。秦朝的败亡表面在于暴政，深层的原因在于反传统反封建的同时却缺乏政治理想。短暂的秦帝国在用法家制度统一文字、钱币和度量衡的时候，却未能统一帝国内部辽阔土地上的文化。法家在摧毁了秦帝国精英文化(焚书坑儒)的同时也试图摧毁平民文化。在今天湖北发掘的秦墓中，一个叫禧的秦朝官员的竹简档案，记载了秦朝断然试图统一全国风俗而遭至各地“父老”抵制的历史。这些“父老”正是支持汉高祖刘邦起义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们类似西门豹在“河伯娶妇”中痛斥的愚民，却是乡间宗族的领袖人物。汉帝国明智地选择了黄老和儒家思想较富人性的道德观，使法家的严酷得到缓和。汉高祖刘邦甚至强调儒家关于政府存在的意义在于为民服务、不义的统治者理当丧失上天授权和民众支持等观念。建国初期的艰难终于得以度过，文化标准上的统一则最终避免了秦代招致的叛乱。 将大汉帝国内各种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的正是汉武帝。他最终选择了儒家。这是汉帝国一次长达70多年的政治试验，它早在汉高祖分封诸侯王时就已经开始。 法家的治理引发了“七国之乱”。汉景帝整治梁孝王，民间同情的却是后者。法家和道家的结合的黄老学说提倡“无为而治”，却全然解决不了国家的内忧外患。在帝国百废待兴的年代，儒家百科全书式的治学方式迎合了社会在知识上的需求。儒学主动调整思想迎合武帝的作为(他曾当过胶东王，对于齐鲁的儒家很有了解)，最终使得儒学中春秋公羊学派在朝廷中占据统治地位。 这绝非偶然。公羊派儒家宣扬“大一统”迎合了刚刚平定七国之乱、正在完善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汉帝国;儒家提出的推恩令，削弱了诸侯国的势力，维护了国内的安定，却又不失仁义;“国君报九世甚至百世之仇”的思想，也合乎汉武帝反击匈奴的需要。 从此汉帝国建立后的三大任务——发展生产，消除内忧，平息外患三大战略，已完成了前二者。平息外患匈奴，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伟大责任，正等待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领袖完成。 反击匈奴:大漠双星闪耀 《资治通鉴》记载汉景帝后三年国家的富足:“京师指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功臣们乘牛车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中央政府仅养在首都长安的马就有40万匹之多。即便如此，汉武帝在即位后的12年间，为未来对匈奴的反击进行着个方面的准备也相当谨慎。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下达了开战的决心。通过马邑富豪聂壹，汉朝试图诱使匈奴军臣单于率10万骑兵入汉境。汉武帝则派遣30万大军在马邑(山西朔州)山谷埋伏，试图诱敌深入予以全歼。然而由于情报被军臣单于发觉，马邑之战功败垂成。汉匈50多年的脆弱和平终于破裂，两大强国的全面战争开始了。 马邑之战后4年(前129年)，汉武帝派大将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分别从上谷(河北怀来)、代郡(河北蔚县)、云中(内蒙古托克托)、雁门(山西右玉)四路进击匈奴。除了卫青捣毁匈奴的圣地龙城，其余三支部队都遭到失败或者无功而返。两年后匈奴入侵汉朝东北部的上谷、渔阳地区。汉武帝采用避实就虚的战略，派车骑将军卫青与将军李息从云中沿黄河河套进行长距离大范围的迂回作战。穿越单于本部和右贤王的领地，包围白羊王与楼烦王的部队并予以全歼。 《史记·卫青传》记载汉军大获全胜，并“全甲而还”。这一战不但是军事史上长途奔袭的伟大战例，还一举收复秦代版图、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去除了匈奴威胁长安的前沿基地，并为汉帝国进击匈奴提供了绝好的前进基地。汉帝国反击河南之战彻底改变了帝国60多年来被动防守的作战方针，从此阴山南麓的匈奴主力开始暴露在汉帝国的铁骑面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