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东汉初期的闭门政策 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初期，朝廷无暇西顾，对西域早有企图的匈奴奴隶主贵族，见有机可乘，加紧扩大势力范围。南道莎车王延及其子康，挺身而出，率邻近各国，首举拥汉大旗。“元帝之世，莎车王延尝为侍子京师，慕乐中国。及王莽之乱，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属，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1。延死后，其子康即位，康关心中原战局，与东汉河西大将军窦融时有往来，窦融深知边情，建武五年(29)奏准以东汉朝廷的名义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西域五十五国皆听其号令，实际上莎车王已有着西域都护的声威。康死，其弟贤即位，建武十四年贤与鄯善王安遣使要求东汉朝廷设置西域都护，恢复西汉以来正常的统辖关系，光武帝刘秀以内地初定，不遑外顾，未允所请。 三年后，贤又派人再次提出请求。虽然从以后的事实看，贤再三要求派遣都护也别有打算，但当时此举，确能表达西域广大人士的迫切愿望。时已人朝任大司空的窦融向刘秀建议，赐莎车王贤西域都护印缓及车旗锦绣。莎车王室自西汉元帝以来，一贯忠于汉中央朝廷，慕乐中国，“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数世不渝，当中原与西域中断联系时，表现尤为突出。东汉朝廷采纳窦融的建议，赐贤都护印缓，原打算依靠其团结争取西域诸城国，以稳定形势，恢复西汉时的正常统辖关系，孰知莎车使者持都护印缓及其它赏赐返至敦煌时，敦煌太守裴遵向朝廷提出，“夷狄不可以假以大权”。反对将西域都护印缓赐与莎车王贤，由于西域事宜在朱设都护前敦煌太守最有发言权，刘秀乃下诏收还都护印缓改赐贤以大将军印。其使不从，裴遵强行迫夺，致使莎车王贤和东汉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窦融推荐贤任西域都护，根据莎车王室的一贯表现来看，并没有错，但这时融已在洛阳任大司空，对贤之为人，知之不深，建武九年莎车王康逝世，贤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得王位后，马上动手，杀死拘弥王、西夜王，又不断杀略邻国人众，重求赋税，野心勃勃，暴虐骄横。所以裴遵持反对态度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自西汉通西域以来，西域各城国的上层人物积极靠拢中央朝廷，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贡献的屡见不鲜，莎车王康如此，前拘弥王太子赖丹表现更为突出。裴遵对西域各个民族一概采取歧视、排斥的态度是绝对错误的。当然就具体人来说，莎车王贤是否适宜担任西域都护要职，那是另一回事。就贤的一贯表现来看，攻掠邻邦，对抗中央朝廷，确实不宜重任，授予大权。东汉朝廷开始不了解情况，苟且求安，承认既成事实，先授贤以西域都护印缓，后又推翻前议，轻举妄为，特别是在中途裴遵强行迫使莎车使者换印，侮慢而近于戏弄，莎车王贤心怀怨愤，浸以骄横，态意兼并，一时西域各地自相攻伐，干戈不息，东汉朝廷处置不当，亦难辞其咎。建武廿一年平素与匈奴关系最为密切的焉看也和部善、车师前王等十八国派使觑见光武帝刘秀，诉说莎车王贤横暴，恳求朝廷派遣都护，不料刘秀仍以“中原初城国的安危和屡次请派都护的迫切愿望，毫不在乎地答复:“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2迫使都善王安等投靠匈奴。 但由于匈奴奴主贵族对西域敛税重课，索求无度，所以西域各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更不能统率与之进退。而且由于匈奴自身南北分裂，特别是北匈奴，在汉王朝与南匈奴的压力与分化下日益衰弱，单靠武力，已不足控制西域。除通过龟兹为首的亲匈势力为其效劳外，也竭力玩弄政治手段想使东汉朝廷承认其对西域的统治，从而利用中央朝廷的威望，维持其对西域各国的奴役。所以北匈奴一面不停出兵侵扰边境，向汉朝施加压力；一面又不断派人和朝廷往来，玩弄花招。正如曾出使匈奴的郑众分析的那样:“北单于所以要致汉使者，欲以离南单于之众，坚三十六国之心也。又当扬汉和亲，夸邻敌，令西域欲归化者局足狐疑，怀土之人绝望中国耳”。3建武廿十八年，北匈奴请求率领西域诸国来洛阳朝贡，俨然欲以西域诸国首领身份正式出现在东汉朝廷上。 光武时期经过剧烈兼并，夷灭群越实现中原统一，对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为维护豪强利益，这个政权有着先天的弱点。自称以“柔道”治理天下的光武帝，在处理西域问题上，一开始就缺乏坚强有力的政策，软弱摇摆，以致后来出现了史称“三绝三通”的曲折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