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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3年，在鸿沟为界的广武战场，项羽为了要挟刘邦，曾经做了一个水平不高的手脚，把刘邦的父亲抓了来，隔岸绑在高俎上，对刘邦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他满以为，刘邦为尽孝道，一定会向他让步。却不料刘邦完全不为所动，从容答道：“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一招又失算了。他本来是以道德为武器，想制服刘邦，不料反为刘邦所制。刘邦这个人，为了全局利益，对于局部的必要的牺牲毫不怜惜。即使他的父亲真的被项羽所烹，也决不妥协。“治大国若烹小鲜”，“烹”一个太公又算什么？！何况他深知项羽的弱点。项羽既然和他“约为兄弟”，若烹了太公，就会落下“不孝”、“不义”的罪名，所以他断定项羽决不敢烹！而刘邦自己呢？他从彭城逃跑的时候，为了减轻负担，让车子跑得更快一些，以摆脱楚军的追击，曾经几次把自己的儿女踢下车！他心里只有自己，哪里还顾得上道德！可是在必要的时候，他又捡起道德这面旗帜，为自己大造舆论。项羽杀了“义帝”，刘邦借此做足了文章，为“义帝”发丧，联合诸侯讨伐“不义”的项羽，又击中要害！ 公元前2002年冬，项羽在垓下大败，元气丧尽。在虞美人自刎以后，他随着自己南征北战的爱马乌骓交给了乌江亭长，也拔剑自刎，结束了英雄的一生。对于项羽之死，历来评说甚多。项羽临终之前自己说：“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完全回避了自己的责任，可以说死得糊涂。“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把一切都归于“时运”、“天命”，迂腐得可以。当时乌江亭长对他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臣独有船，汉军至，无以渡。”而项羽却拒绝了这最后救他于危难的一次机会，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他宁可死也不愿意回去愧对江东父老，可以说又死得明白，死得壮烈。此前他还说过一番更为壮烈的话：“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民之父子为也。”把急于结束战争的愿望提高到了忧国忧民的高度。当初陈胜、吴广起义时，曾打着项羽的祖父楚将项燕和秦公子扶苏的旗号，项羽和刘邦后来又立楚怀王之孙为“义帝”，都是为了在全国树立一个道德和道义的形象，把造反夺权的行为披上“替天行道”的色彩，易于获取天下人心。而当“天下匈匈数岁”，项羽速胜的愿望不但不能实现，反而一败涂地时，他便决心以死平息这场战争，即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也者。此时此刻，左右他的思想行为的只有两个字：道德。项羽一生做了许多不道德的事，也许是因性格使然，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最后却死得非常道德，为自己画了一个完美的人生句号。后世人们把他看做失败的英雄，崇敬而惋惜，大概都是因为这一点。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了项羽的最终彻底失败。试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兵败乌江的不是项羽，而是刘邦，他会死吗？决不会。既然乌江边上只有一条船，追兵必然拿他无可奈何。江东又有“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的“根据地”，为什么不去重整旗鼓、招兵买马、卷土重来呢？杜牧题乌江亭诗曰：“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但项羽毕竟是项羽，而不是刘邦，在生死关头，他没有选择生路，而选择了死亡。他对江东父老有情，对虞美人有情，对战马也充满了深情。他对乌江亭长说：“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幕，我们看到的仿佛己不是杀人如麻的西楚霸王，而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一个完美的殉情殉道者。甚至在死之前，他看到来追杀他的正是“叛徒”吕马童，还深情地呼唤：“若非吾敌人乎？”“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拔剑自刎，成全“故人”拿他的头去向刘邦邀功请赏。 楚汉相争之中决定胜负的不是政治上谁是谁非，甚至也不完全取决于军事上谁强谁弱，谋略上谁巧谁拙，更有一个无形的道德力量在左右着他们，成为胜败的直接关键。刘邦知己知彼，游刃有余，自己不为道德所束缚，却又以此为武器一次次紧逼项羽，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项羽处处被动，而又总想在“道德”上无懈可击，一次次地坐失良机，最终四面楚歌，饮恨乌江。项羽的悲剧其实是道德的悲剧。他之所以两千多年来一直令人感叹虚欠欷、追思怀念，多半在于其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李清照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