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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区的塞人和月氏人以后的命运构成了伊朗和印度历史的一部分。在此回忆以下事实就足够了。塞人从锡斯坦和坎大哈扩张至喀布尔和旁遮普；然后，当这些地区被月氏人占领时，他们又扩张到马尔瓦和吉莱特，在那里，塞人的总督维持统治直到公元第4世纪。至于巴克特里亚的月氏人，中国史表明他们在公元1世纪建立了大贵霜王朝。《前汉书》说，这些贵霜人是大约在公元前128年瓜分巴克特里亚的五部落中的一部。 《后汉书》记载了贵霜人的首领邱就却（古钱币上是kujulakadphises）如何降服其余的月氏部落，由此建立起贵霜帝国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是在印度-塞人帝国的名称下知道该国的。贵霜皇帝：库久拉·卡德菲斯或称卡德菲斯一世（公元30年至91年或92年）；维马·卡德菲斯或卡德菲斯二世（92年至大约132年间）；迦腻色迦（大约144年至172年间）；胡韦斯迦（大约172年至217年）和韦苏特婆（大约217年至244年）。他们将其统治从喀布尔扩张到北印度的部分地区（旁遮普和马图拉）。迦腻色迦在佛教向中亚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也为人所知。此处提及此事的目的是要表明匈奴首次出击给亚洲的命运带来的巨大影响。匈奴在把月氏逐出甘肃的过程中，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这些反应在远至西亚和印度都能被感受到。阿富汗地区丧失了希腊化特征，亚历山大远征在这些地区所留下的最后的遗迹被消除了；帕提亚的伊朗暂时承受了震动；从甘肃被赶走的部落已经在喀布尔和印度西北部建立起一个意想不到的帝国。同样的进程继续贯穿于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历史。在草原一端发生的一个轻微的博动，不可避免地在这条巨大的迁徙地带的每一个角落都产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 匈奴与西汉的冲突和西匈奴的分裂 月氏的西迁增强了匈奴的重要性。从此，他们控制了东戈壁的南北两面：在外蒙古地区，单于在鄂尔浑河地区，即后来被称为哈拉和林的附近建起一座单于庭帐。在内蒙古地区，他们是在万里长城的脚下。现在他们的骑兵已经敢攻入中国境内。公元前167年，他们进入陕西，直至彭阳（中国都城长安以西），放火烧了这里的一座皇宫。公元前158年，他们返回渭河以北，直接威胁着长安。公元前142年，他们进攻山西北部大同附近雁门方向的长城。在汉武帝（前140－87年在位）登基时，中国边境各处正受到他们的威胁。 当时，亚洲大陆的帝国是属于匈奴的。其单于的主要驻地（就游牧民有一固定驻地而言）或者至少是他的一个夏季大本营，是在上面提到过的鄂尔浑河河源处。被中国人称为“龙庭”的另一个中心地被认为是在更南面的戈壁滩上，靠近翁金河下游地区。武帝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把他们赶回老巢去。在行动之前，他设法与当时定居在索格底亚那的月氏人联合，企图从后方进攻匈奴。抱此目的，他派使者张骞出使月氏。张骞于公元前138年离开中国，几乎立刻就被匈奴俘虏，匈奴将他送往军臣单于处。他在那里被迫呆了10年之久。最后，他逃到费尔干纳（大宛）王那里，并由此到达索格底亚那（康居）。但是，月氏人满足了新占领的、地域，对戈壁地区的事情不再感兴趣。张骞只好重返归途。他再次成了匈奴的俘虏，匈奴拘留他一年多，最后，他于公元前126年回到了中国（公元前115年，张骞被派往伊犁地区的乌孙，由于乌孙人不敢与匈奴开战，张骞几乎没有收获）。 由于月氏人拒绝给予汉武帝希望得到的对匈奴的牵制，汉武帝在无援的情况下开始了对匈奴的战争。当时匈奴正在今北京方向发起习惯性的袭击（前129年）。中国将军卫青从山西北部地区出发，穿过戈壁，远征至翁金河畔的龙庭，把匈奴赶跑。公元前127年，中国在鄂尔多斯和阿拉善之间、地处黄河岸边的朔方进行了军屯，以保卫河套地区。公元前124年，匈奴侵入朔方边境，卫青把他们赶跑。公元前121年，卫青的外甥、年轻的英雄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把匈奴从原月氏人和乌孙人占领的、离今凉州、甘州和瓜州不远的甘肃部分地区赶走。占据着这些地区的两支匈奴小部落（甘州附近的浑邪部和凉州附近的休屠部），不再臣事单于，归附汉朝，作为汉朝的盟邦被安顿在南山以北。公元前120年，在鄂尔多斯形成了一个坚实的中国移民区。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前者从山西北部的库库河屯地区出发，后者从北京西北、今宣化附近的上谷出发——横穿戈壁，而至今外蒙古，来到匈奴帝国的中心。正像阿尔伯特·赫尔曼推测的那样，卫青似乎还远至翁金河下游。他出奇不意地袭击了伊稚斜单于，迫使他在猛烈的南风中逃遁，风沙吹打着匈奴人的脸孔。卫青消灭或俘虏1．9万人。霍去病进行了一次更大胆的远征，深入外蒙古约600英里，一直到达土拉河上游和鄂尔浑河上游。他俘虏匈奴头目80余人，并在其境内的山头上举行了庄严的祭神典礼。霍去病回国后不久，于公元前117年去世。在咸阳（陕西）有这位伟大的骠骑将军的坟墓，墓上塑着雄伟有力的高浮雕雕塑，描绘一匹马踩着一个野蛮人。 匈奴一经被赶回外蒙古，汉武帝就于公元前127－111年间，着手在甘肃建立了一系列郡和军府，以防匈奴卷土重来。从兰州延伸到玉门关，有武威郡（凉州附近）、张掖郡（甘州附近）、酒泉郡（肃州附近）和敦煌郡，可以观月氏故地动静和保证丝路的畅通。公元前108年，中国将军赵破奴向西北更远地区进军，直至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国和今吐鲁番地区的车师国。他监禁楼兰王，并打败车师王。几年之后，中国与费尔干纳（中文称大宛）建立了商业关系，当时费尔干纳无疑是居住着东伊朗人和塞人，他们为中国提供产于河中地区的优良马种。大约在公元前105年，由于不满中国的这种索求，费尔干纳人暗杀了中国使者。公元前102年，中国将军李广利进行了一次空前大胆的行军，率兵6万，从敦煌出发，直奔费尔干纳。当他抵达费尔干纳时，只剩下3万人。他采取引水改道的方法降服该国的都城——可能是苏对沙那，即今乌拉秋别——直到他获得3千匹马作为贡赋后才退兵。 与此同时，北方的匈奴并未偃旗息鼓，武帝统治末期是以类似于瓦鲁斯（Varus）之难的一次灾难为标志的，尽管远远不如瓦鲁斯之难那么严重。一位名叫李陵的中国年轻军官计划对外蒙古发动一次远征。他随身带领5千步兵从额济纳河北部支流上的居延出发。朝正北向翁金河方向行军30天，在到达浚稽山——无疑地是在称为吐帕施山附近的某地——之后，他发现自己已处于8万匈奴的包围之中，匈奴中的马上弓箭手们开始驱逐这支小小的队伍。李陵朝中国边境方向撤退，游牧骑兵紧追不舍。“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余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然而，撤退的军团来到离中国边境30英里内的地方，悲剧发生了。“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时至黑夜，李陵企图在黑暗笼罩下偷袭匈奴中心地，杀单于，但他失败了。只有各自逃命。仅有400人突围生还，其余的人，包括李陵在内，都成了俘虏。武帝闻之，勃然大怒。史学家司马迁曾企图为勇敢的李陵挽回名声而受到残酷的刑罚。“李陵之难”使汉朝中国在一段时期内放弃了在外蒙古进行反攻的政策。但是，这次灾难并未危及甘肃边境，因为受它拖累的不过是一支分遣队。 从这一时期起，匈奴的古物都是在外贝加尔省发现的。如上所述，有最近在特罗伊茨科沙夫斯克附近发现的德瑞斯特斯克墓地，墓中的西伯利亚青铜饰片可以由自公元前118年以后发行的一些中国钱币确定其年代，而赤塔墓地的发现，据麦哈特确定，属于公元前第2至第1世纪。外贝加尔省成了匈奴的物资供应地，当游牧民们在秋季开始进攻鄂尔多斯环状地区时，就从这里提取补给。 在以后的一个时期里，匈奴和中国在长城脚下或是在蒙古地区都没有发生过公开的冲突，彼此为争夺塔里木北缘诸绿洲，也就是说为控制丝绸之路展开了斗争。公元前77年，罗布泊的楼兰王被杀，楼兰国与匈奴联合，起来反对中国的宗主权，中国在该地区的伊循屯民。在汉宣帝的统治下（公元前73－49年），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扩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汉宣帝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公元前71年，中国校尉常惠去帮助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对付匈奴。公元前67年，吐鲁番国（车师）加入了匈奴的追随者之列，被中国将军郑吉降服。公元前65年，另一位中国将军冯奉世推翻了叶儿羌王的统治，使该绿洲成为中国的属土。次年（前64年），事实上吐鲁番国在中国驻军撤离后立刻倒向匈奴，但是，在公元前60年，郑吉又重新占领其国。郑吉在焉耆南的渠犁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军营之后，他本人作为塔里木的保护者驻扎在焉耆和库车之间的乌垒，从他那里监视着整个塔里木地区。 于是，中国从匈奴手中夺取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匈奴人本该进行一些徒劳的抵抗，但由于从公元前60年起他们就被一系列内战削弱的事实，他们没有进行抵抗。匈奴的两位野心家，呼韩邪和郅支，都要求得到单于称号。公元前51年，呼韩邪亲自到长安宫廷表示归顺，企图得到宣帝的支持。从公元前49年起，由于中国的保护，他战胜了对手，于公元前43年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其家族的鄂尔浑河营地住定下来。公元前33年，这位驯服的匈奴人到长安觐见天子，得到了当时所有蛮族垂涎的最高报酬：与中国公主联姻。 被打败的郅支，把蒙古故地留给了那位依附中国的呼韩邪，向西到今天俄属突厥斯坦去碰碰自己的运气（公元前44年）。途中他打败了伊犁河畔的乌孙人，把额敏河畔的呼揭人和威海草原上的坚昆人纳入他的统治之下，使他们成为他的盟邦，他甚至侵犯曾经轻率地帮助过他的索格底亚那人（康居人），他在楚河和怛逻斯河畔的草原上扎营。这是西方大匈奴帝国的一个胚芽。但是中国人没有给他巩固地位的时间，因为在公元前36年，中国副校尉陈汤在一次异常大胆的袭击中直抵楚河畔，袭击郅支，并砍掉他的头（前36－35年）。在这一突然的戏剧性事件之后，跟随郅支迁到威海边的这些匈奴人消失了。西部的这些匈奴人没有记下自己的历史，因为他们缺乏与可以把他们的情况保留下来的任何文明大国的接触，如中国记下了东匈奴人的历史。直到公元第4世纪末，约370－375年间，当他们的后裔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入侵欧洲时，这些匈奴人以及他们的首领巴拉米尔和阿提拉才再现于古典历史上。 后汉（东汉）时期中国与匈奴的斗争；南匈奴的分裂 西匈奴的出走和东匈奴被排挤出塔里木盆地的事务确保了中国对中亚的霸权。然而，这一形势因以西汉覆灭为标志的中国内战（公元8－25年）而被破坏了。匈奴单于利用这些内战夺取了对吐鲁番国的保护权（公元10年），并袭击中国边境。科兹洛夫使团在库伦附近的诺恩乌拉发现了属于该时期的一个匈奴首领的坟墓，使我们可以目睹匈奴文化，其中有绣着程式化动物图案的织品，它们展示了西伯利亚－萨尔马特草原艺术和阿尔泰艺术特征；同样也有来自中国和希腊－罗马化的克里米亚的外来物，即一件属于公元2年制造的中国漆器和来源于辛梅里安人的博斯普鲁斯国的一块希腊式织品。 当第二个汉朝，即后汉，在中国王位上登极时（公元25年），中国对塔里木地区的保护关系还需要重新恢复。中国十分幸运，此时匈奴内部产生了分裂。公元48年，南方的8个匈奴部落在首领比的率领下起来反对蒲奴单于，并归附中国。光武帝把他们作为盟邦安置在内蒙古，在戈壁南部边境，以及山西与甘肃的边境上。于是，南匈奴国建立起来，只要汉朝保持强盛，他们就继续是汉朝可信赖的支持者，直到第4世纪汉朝衰落时，他们成了汉朝的摧毁者。这一故事与那些住在罗马帝国郊区、并成为帝国联邦的日耳曼民族中所发生的许多故事相似。 此时，中国唯一的敌人是在外蒙古鄂尔浑河畔的原匈奴王国所在地的北匈奴。大约公元49年，抱着从侧面攻击北匈奴的目的，中国辽东太守祭彤怂恿靠近匈奴的两个部落反对他们，这两个部落是在满洲辽河上游流域的乌桓部落和鲜卑人部落，鲜卑部很可能属于蒙古种，他们在更北方的大兴安岭和嫩江河畔过着游牧生活。由于南匈奴的脱离和乌桓、鲜卑的侧击，北匈奴遭到削弱，不再成为中国的严重威胁。 班超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 无论对这些希腊文地名及汉文地名之间所作的鉴定的正确性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条一端是罗马和帕提亚帝国，另一端是汉帝国的、横跨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开通起，沿塔里木南北两缘绿洲上排列的印欧诸小国就开始有了相当大的商业重要性。事实上，匈奴与中国人为控制这些国家而互相争夺，前者从这些王国以北的阿尔泰山高地窥视塔里木，后者从这些王国以东的敦煌地区边境控制着出口点。 东汉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或者是再征服——是在明帝（58－75年）、章帝（76－88年）、和帝（89－105年）在位时有步骤地进行着的一项事业。对此事业的功绩应归于几位伟大的战士。公元73年，中国将领耿秉（骠骑将军）和窦固发动了对北匈奴的初征，北匈奴在汉军到达之前就逃走了窦固的副将、中国出现过的最杰出的首领之一，“司马”或称骑都尉班超受命进攻在巴里坤的一支匈奴部落呼衍部，班超打败其部后，“多轨首虏而还”。同年（即73年），中国在伊吾屯兵，沙畹认定伊吾是哈密，而阿尔伯特·赫尔曼认为伊吾地处罗布泊以北，在楼兰和今营盘之间。74年，耿秉和窦固出发进攻吐鲁番地区，当时该地分为两个小国，由同一个王朝的成员们统治着：吐鲁番周围的南车师和在天山北麓接近古城的北车师。耿秉通过大胆的行军，首先进攻较远的古城车师，其王安得在汉军发动猛攻之前投降：“他出城，脱帽，抱住耿秉的马蹄，表示归附。”吐鲁番王安得之子受其父的影响也投降了。两支中国驻军分别留在北部车师（古城）和吐鲁番的鲁克沁。与此同时，班超的看法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派出一支带有侦察员的小分队进入地处楼兰和罗布泊西南的鄯善国，他施展一计谋而得知鄯善国王正在与一位匈奴使者密谋反对中国。夜幕降临时，他召集部下开会。照例他应该征求派给他的中国文官的意见，但是，他谨慎地没有这样做，他说：“吉凶决於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土也！”在沉寂的夜晚，班超率小队人马放火烧了匈奴使者们住的小屋，进而还以喊叫声和锣鼓声恐吓附近的人，然后他们把这些野蛮人或者是烧死、或者是砍头。事后，班超召见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头拿给他看。这位已经处于叛逆边沿的鄯善王，战战兢兢地又恢复了对中国的臣属地位。接着班超把注意力转到喀什噶尔的事务上。 在中国和匈奴都未干涉塔里木盆地上诸印欧小王国的事务期间，这些国家互相争吵不休。中国人称之为“贤”的叶儿羌王（公元33－61年），由于征服库车（46年）、费尔干纳和于阗，暂时获得了该地区的霸权，但他在一次大叛乱中去世。当于阗王在公元61年推翻贤时，库车接受了匈奴的保护。塔里木南部的霸权转入中国名为“广德”的这位于阗王手中，他成了叶儿羌的主人。在北方，控制权落到中国名为“建”的库车王手中，建在保护者匈奴人的支持下于73年夺取喀什。在这关键时刻，汉明帝任命处理该地区事务的班超到达喀什噶尔。他先到于阗，于阗王广德因最近取得的胜利冲昏头脑，偏向于听从匈奴的指挥，对班超十分冷淡。班超随即亲手砍下作为于阗王首要顾问的一位巫师的头。于阗王惊恐万状，重新归附汉朝，并杀匈奴使者以示忠诚。然后，班超前往喀什。库车王建是匈奴的属从，他已经征服喀什并且派他的亲信，一位库车人登上喀什王位。班超不畏艰险（他只带很少几个人）捉住这位库车王，废黜了他，恢复了原喀什噶尔王朝，以一位汉文译名为“忠”的人为王（公元74年）。 公元75年，明帝死前不久，在匈奴的支持下，塔里木爆发了一次反对中国保护权的大叛乱。焉耆王暗杀了中国都护陈睦。库车和阿克苏人开始包围在喀什的班超，被围一年多后，这位英雄开始反攻。与此同时，匈奴侵扰北车师（古城）王国，杀中国的封臣——北车师藩王安得，包围了中国的戊校尉耿恭在一个地区的堡垒。耿恭像他的同事班超一样，奋起英勇抵抗。在没有供给的情况下，被迫把他们装备上的皮带煮熟为食。他同与他呆在一起的一小部分人一直坚持到最后。然而，新皇帝汉章帝的朝廷命令班超和耿恭撤离塔里木盆地，因为这些不断的叛乱和维持中亚保护关系所需要的代价使朝廷灰心丧气。但是，班超意识到，这种撤退就是把该地区拱手交给匈奴。在撤回途中，他一到于阗就改变了主意，他违抗已经接到的朝廷命令，重返喀什。在他离开的短暂期间，喀什自然已落入库车人手中，也就是说，落入了匈奴一派的人手中。班超把库车集团的头目们斩首之后，恢复了他在喀什的住所，并决定不再离开。更有利的是，在78年，由于得到在喀什和于阗召集的或者是在远至粟特地区征幕的辅助军的补充，班超夺取了阿克苏和吐鲁番，“斩首七百级”。与此同时，中国在甘肃的驻军从匈奴手中重新夺取了吐鲁番的车师王国，斩首3800人，获取牲畜37000头。北面的蛮族惊恐四逃。在班超和耿恭这些对手面前，匈奴算是碰到了他们的师傅。 班超在呈报给皇帝的奏章中，通过列举自己在西域的经验极力说服胆小的朝廷。他陈述道，那些被文人学士们谴责为无用的边区战争，实际上是最现实的防卫措施，很可能使中国领土免受匈奴人定期性的入侵，“取（中亚）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至于他采用的方法，可以简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以夷制夷”。确实，由于他用每一块新征服的绿洲为他提供的小分队来对付那些还处于叛乱中的绿洲，他完成了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真正的中国人不过是一小伙冒险家或充军者，他们是为了在边疆多事的生活中获得新荣誉而来的。他们靠该地区的给养生活，他们保卫这一地区，以免匈奴游牧部落再来。班超解释说：“臣见莎车（叶儿羌）、疏勒（喀什）田地肥广，草牧饶衍、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这位与达西亚的征服者图拉真同时代的人也具有图拉真的军事观点。 主要目的是把匈奴人赶回外蒙古地区，让他们远离他们获取食物和财富的丝绸之路。班超胸怀此大略，粉碎了在喀什（80年、87年）和叶儿羌（88年）发生的新叛乱，并使伊犁河畔的乌孙人成了他的盟友。班超从他派出的探子们那里获得情报，以及他对蛮族心理了如指掌，每次他总是大胆地、出奇不意地打击敌人，在喀什，受他保护的傀儡王忠，于84年伙同莎车人、粟特人（索格底亚那人）和月氏人（或称印度塞人）一起叛乱。喀什王忠在被班超从喀什赶跑之后，于公元87年佯装自愿归附班超，并要求班超接见，在接见时，他随身带来了一支强悍的骑兵，用意是企图发起突然攻击。班超假装不知并相信拜访者的诚意，设宴款待。然而，当“酒一巡之后”，他捉住其王并砍下他的头。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从隐蔽处出来，猛扑向敌人，并把他们全部杀掉。公元88年，班超在攻莎车之前，只有一小支军队（汉军与于阗的援军一样多）去出击已经得到库车及邻近城市来的、大约有5万援军支持的居民们。在夜间，班超佯装撤退，后来又急行军返回来猛攻该城，杀5干人，迫使城民投降。 现在，只有库车和焉耆还处于叛乱之中，这些地区正在四处收罗反中国的盟友，从蒙古种的匈奴人到月氏人或称印度－塞人。印度－塞人国王——也就是统治着阿富汗地区和北印度的强大的贵霜王朝的皇帝，可能当时是卡德菲斯一世——未能与中国公主联姻，心怀不满，于公元90年，向帕米尔山区东北部派出一支远征队去协助库车反对班超。班超阻截了该军与库车人（他们可能为这支援军储备食物）之间的一切通道后就消失了。这些印度－塞人在没有给养的情况下，在喀什噶尔无边无际的许多小路中间冒险行进，未遭惨败地得以撤退已是值得庆幸的了。库车朝廷，在这次几乎酿成灾难的经历之后聪明起来，于公元90年重新与中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这是月氏人中的传统政策）。 在北方的蒙古，窦宪和耿秉将军取得了对北匈奴的伟大胜利（89－90年）。北车师和南车师（古城和吐鲁番）的两位国王立即恢复了他们与汉朝的联系。公元91年，中国将军耿夔使匈奴再次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他进军至外蒙古，很可能达到鄂尔浑河，俘虏了单干的母亲及其家庭的全体成员，立单于的弟弟於除踺为继承人。93年，当新单于反叛中国时，中国派遣一支来自满洲边境的蒙古族部落鲜卑人对付他，他们打败并杀死新单于，北匈奴再也没有从这次灾难中完全恢复过来。 于是，在失去了匈奴和印度－塞人两方面的援助之后，塔里木北缘四个反叛国中的三个——库车、阿克苏和吐鲁番——向班超投降（91年）。这位中国的胜利者接受了朝廷赐予的“都护”称号，实际上是中亚的总督。他在库车附近的一个小城乾城建立住所，而另一位中国将军住在喀什。只有焉耆还未被征服。公元94年，班超率领来自库车和鄯善（罗布泊地区）的辅助军向焉耆进军。焉耆居民徒劳地毁掉了架在格勒都斯河上的桥。班超趟过深齐腰部的河水，进入焉耆城前面的沼泽地。一些居民渡过博斯腾湖逃跑，但焉耆王被迫投降。班超为了报仇，就在19年前陈睦被害的地方砍下他的头。班超“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塔里木盆地全境至此全部征服。班超于97年命令其副将甘英出发，穿过安息——即过阿尔萨息朝的帕提亚帝国——去大秦，即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呼。但是，甘英被帕提亚人的谎言吓住，没有越过帕提亚人的领地，大概没有达到罗马的边境就回来了。 班超于102年告老回国，同年去世。他的后继者们未能仿效他的灵活而现实的土著政策，塔里木地区在106和107年爆发了大叛乱。中国将军粱慬在库车被当地居民包围。他在一次大胜仗之后解围，但是，汉朝廷因这些连续不断的叛乱丧失了信心，于107年召回了在塔里木的全体驻军，甚至包括在鲁克沁和伊吾的驻军。次年，羌人（或称吐蕃人）攻打甘肃的中国据点，有截断通往敦煌之路的危险，吐蕃人当时还是一个完全处于野蛮状态的民族，他们在青海以西和以南地区过着游牧生活。梁慬以几次激战为代价把他们阻住（108年）。最后，内蒙古的南匈奴于109年对中国边界发起进攻。中国度辽将军耿夔鼓动一些鲜卑部落反对他们。然而，南匈奴一直搔扰着山西北部，直到粱慬于110年迫使他们讲和。 总的说来，在119年当中国重建工作开始时，她在保卫自己的边界中面临着许多困难。重建了伊吾（哈密或罗布泊？）的移民军团；鄯善和吐鲁番王再次归附。但其后不久，北匈奴单于和古城车师出其不意地杀了伊吾驻军。最后，班超的儿子班勇恢复了其父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他于123年在吐鲁番附近的鲁克沁重新屯兵；124年，他费力地支持鄯善王对中国的效忠。被吓倒的库车王和阿克苏王开始归附中国，并派一支军队给班勇，任其调遣，班勇用这支军队把匈奴匪帮赶出了吐鲁番。126年，他甚至在短时期内臣服了生活在巴里坤湖东北地区的北匈奴的呼衍部，并赶走企图插手的北匈奴的主力部队。127年，中国人进入焉耆，从而完成了对塔里木盆地的再征服。130年，喀什王的儿子和一位来自费尔干纳王的使者一起到达东汉都城洛阳，觐见汉顺帝。 在以后的若干年中，除了南匈奴的左支，或称东支的一位首领在140到144年期间进行过短期叛乱外，中国的麻烦主要来自巴里坤的呼衍部匈奴人。131年，呼衍部攻北车师（古城），并蹂躏当地居民；151年，他们几乎摧毁了汉朝在伊吾的军屯区，该区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后才得以保住。然而，北车师在153年时还是中国的属国。151年，一位汉朝官员愚蠢的残暴行为激起了于阗人的反抗，他们杀死了他，虽然此后该城居民作了公开的道歉。170年，中国的将军们利用来自吐鲁番、焉耆和库车的小分队，以地区纠纷仲裁人的身份进行了一次警告性的远征，直到喀什；168—169年间，中国护羌校尉段颖击退了沿甘肃边境入侵的芜人（或吐蕃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