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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团楼下有一间仓库，前身是一家印刷厂的车间，面积约60多平米，堆放着废旧零件、道具和一些桌椅板凳，所以带有几分“废品库”的性质。三立从64年下半年被“四清”运动的革命浪潮冲刷荡涤到这里“入库”，曾与废品们为伍达六年之久。后来产生了感情，说这里冬暖夏凉，夏天被四周高楼遮挡，阳光照不进来，冬天点燃一个废油桶改造的大炉子，不管外面寒风怒吼屋里终日炉火熊熊。挺好。 “四清”工作队是64年5月进团的。三立当过右派后来又属于“摘帽儿右派”自然是清理的重点。在工作队审查摸底之际，团部已贴满大、小字报，称他是“活靶子”，一千个一万个不能放过。他起先觉得压力挺大，后来见墙上的东西只有口号没有内容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老话新提，远不如新揭出来的团里那些小偷小摸男女偷情作风问题可读性强，便有点放下心来。而工作队长老李是位老工人出身的宣传干部，为人和气，政策性强，既耐心倾听揪出马三立的呼声，广泛了解内查外调极为认真只是不明确表态，又对是否把“帽子”重新给他戴上不做结论，只让他上班后继续搞卫生然后“入库”学习文件清理思想。三立心里清楚，这是在当时形势下所能给予他的最佳礼遇了。 这种待遇一直维持到“史无前例”。66年“文化大革命”卷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潮，仓库骤然增加大批新成员，连工作队长老李也因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送入库来。至此，仓库有了正式名称——牛棚。白天三立与老李等人一起打扫卫生，到楼上平台打煤砖、团煤球。他对运动总能把不同身份、不同政治地位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们裹挟到一起，又有了一次深切体会。 随着运动的发展，文斗渐渐转为武斗，团部终日杀声震天夹杂着被触及皮肉者的哭喊呻吟，三立在棚里却能安然无事，也算三生有幸。一来他是“死老虎”，对造反派缺乏刺激和新鲜感，况且从61年回津就采取的“一问三不知”犯傻策略，也确实使他无油水可榨，二来平日人缘不错，不少革命小将竟显得阶级阵线模糊对他缺乏刻骨仇恨，或许主要还是觉得他对运动使用价值不大，便任他团煤球，守火炉。 当时给他带来麻烦竟是自己的“同伙”。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牛棚成员增到三十多人就显得队伍不纯。有的人刚一“入棚”哭天抹泪寻死觅活日子一长就破罐破摔不肯夹起尾巴做人，每天中午去食堂打饭路过专案组门口时，忘乎所以地昂首阔步有时还哼哼个小曲儿什么的。造反派发现以后极为恼火，不知为什么把老实巴脚的三立叫去训了一顿：“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只准老老实实低头改造，不许乱说乱动懂吗？否则，革命群众砸烂你们的狗头，还要踏上一万只脚——哼，看把你们美的！……”三立被骂个狗血喷头也不敢叫屈，心想大概是自己入棚最早资历最老的缘故吧，有责任代人受过转达造反派的指示，回去以后就向牛友们告起饶来：“你们哥儿几个再打专案组窗户底下经过，低点儿头行不行？也别哼哼唧唧了，躲开那儿，翻跟头、跳‘铁门坎’外带‘蝎子爬’就地十八滚我也不管，行行好，给句痛快活，行不？”牛友们见三立言词恳切忍辱负重也觉得过意不去，都说看在他的面子上以后多注意就是了。其实，他们的放肆举动是无意中的疏忽，谁吃饱了撑的惹专案组干什么？给三立面子不过是艺人嘴巧舌能会说话罢了。 最大的麻烦还是出在家里。儿子志明在戏曲学校毕业后，改行到曲艺团说了相声，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也被关进牛棚。他血性方刚不甘于同父亲一起团煤球外加文批武斗，在团里一个老资格的“胡风分子”的鼓励支持下（给了他五块钱两个窝头），潜逃了。造反派找不到儿子找老子，星夜提审三立追问志明下落。三立正为儿子下落不明着急呢，这回是真的“一问三不知”，于是惹恼了造反派，一个在厨房揭竿而起的姓曹的大师傅觉得忍无可忍，扬手就给了三立一记耳光！三立有生以来挨过两回打，一次是在火车上挨日本兵的，这次是挨祖国同胞的，当时一征：“你，你怎么打人？怎么……”姓曹的不依不饶还往前扑，被众人拉开了。不知道还是不知道，三立被打发回牛棚继续交代。他捂着火辣辣的面颊回来，心里一时很气愤，很难过，等到牛友们凑过来询问，他才出了一口长气，又笑了：“得，这回总算尝到了武斗的滋味儿，跟几位一样了！……”姓曹的不是日本鬼子，三立也不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三立。风风雨雨的磨练使他豁达而又敏锐，待最初的激愤情绪平静下来，便把施暴的对方看得很深很透。姓曹的是个官儿迷，不甘心生火做饭借着造反当上了头头，他是真的相信并且献身于当时那些革命口号。别看斗大的字没有认识几个，平时在家里外头说话都是口号和毛主席语录，真是滚瓜烂熟背诵如流，有时难免小题大做文不对题错用了地方，依然斗志昂扬一本正经毫无笑容弄得别人也不敢笑。他负责核定全团人员的粮食定量，演员40斤，干部31斤。他虽然饭量很大一顿能吃六碗捞面却给自己定了31斤。他认为自己是“干部”了，决不能倚仗“职权”多吃多占。当干部享受干部待遇苦中有乐其乐无穷，只是肚子不饶人，经常向别人手中的窝头喷射出若明若暗的饥饿火焰……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你能跟他较真并且生气到底吗？作为很有阅历而且极富幽默感的相声演员，三立很快就在曹大师傅身上发现了可笑而又可悲的成分，想刻骨仇恨一下也恨不起来了。 但那些天还是很难熬的，心里忧虑儿子的下落，表面上还要安慰妻子和应付审讯，真是心力交瘁度日如年。当他暗暗认定儿子肯定遭遇不幸无望生还的时候，志明却自己跑回来了！ 一周的时间，他黑了，瘦了，头发好长，只有两眼还闪着倔强、不平的光芒。三立一见儿子的模样，一触碰那火烫的目光，于酸楚中便化出一声叹息：唉，这孩子的气性可不象我！ 志明那天夜里出逃，只穿着背心、短裤，赤着一双脚先到了塘沽。凌晨面向茫茫大海，想起自己年纪轻轻就成了“阶级敌人”，不禁万念俱灰动了轻生念头。最现成的方式自然是跳海，可是他会游泳，在水中一难受难免决心动摇回头是岸，于是想买一瓶烈性老白干酒都喝下去再跳。不是还有“胡风分子”资助的五元钱吗？然而天太早了，商店都没有开门，志明逛了一圈又累又饿，只得先吃下两个窝头暂把自杀的事丢开。他转奔北京，先后找到父亲的一位老友和早年的伙伴相声演员刘宝瑞。后者也在挨整，拉着他一起喝闷酒骂街，对他的绝望轻生嗤之以鼻，说：“人生在世，最穷是要饭，最糟是死，这两样都看透了，还有什么可怕的事？……”说着便提起当年与三立坐小火轮出海跑码头饿得偷锅饼吃以及在天津撂地受青红帮的欺压而又冒充青红帮的往事来，讲到悲喜交加处不由借着酒劲儿又哭又乐。志明这才悟出自己受的这点委屈比起父辈坎坷一生不过是小小沟渠九牛一毛而已。他听从宝瑞的劝说，接过八元钱买车票奔了邢台，在姐姐家暂住了几天坦然回来了…… 三立担心当权者会严厉处置志明，谁知军代表出面讲话了，可能也是觉得运动中死个人不好交差，只要人回来就少了许多麻烦，在大会上讲马志明是自己主动返回的，不予追究以观后效，三立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三立的五个子女先后被送到内蒙和郊县务农。这一次惠敏支撑不住了。丈夫久居牛棚不归，儿女们又远走它乡，而她自己兢兢业业干了15年的居民委员会副主任也因为阶级路线被撤了职，几重打击集于一身终于病倒了。三立心里焦急惦记却不能请假，幸亏在津的两个女儿精心照料，惠敏的病情渐渐好转，但身体状况是大不如前了。 这一年（68年）似乎命中注定多事，冬天又开始遣送牛鬼蛇神。三立被押解到宝坻县西河务村务农。押送者告诉生产队长李汝沛，三立等牛们的工资交队，一年以后算正式社员，终身为农，靠劳动挣工分维持生活，还说这是“党的决定”。李一听就火了，喊道：“把他们一辈子的工资都给我，我也不留！”又指着三立：“你们自己瞧瞧，这个人能干什么？连抓鸡的力气都没有，挣的下工分吗？”押送者仍然强调“党的决定”，李根本不吃这一套；“谁的决定也不行，我不是党员，不归你们管！……这儿，我说了算！”强龙压不倒地头蛇，押送者碰一鼻子灰回去了。三立当晚住在队长家，老两口无儿女，四间大房到夜里格外冷清僻静。他的心里却不平静，因为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而使“决定”碰壁，也不知是应该高兴还是惭愧。正不安地寻思，忽听堂屋传来队长和老伴说话的声音： “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当面数落人家马先生，人家可是名演员呢。” “咳，你知道个啥，我不把那帮小子的威风顶回去，真把他们留下不受了罪？一年后挣工分，一个分才一毛钱，马先生那付身子骨连半分也挣不下来，吃啥？喝啥？” “这倒也是。可你有话，不会好着说？……” 听到此处，三立不由心头发热，他又遇上贵人了！ 由于李队长执意作梗，三立等人未能在宝坻落户，只在队长家过了一个春节，向大娘学会了滚元宵、包饺子、炒花生和棒子豆，便被原封不动地奉还曲艺团。造反派怨气难出，惹不起农业队长，不肯在牛们面前失了面子，又把他们送到杨村某部军营劳动，一去就是一年半，转年秋天方准许回市重入牛棚交代罪行，继续团煤球。 三立仿佛注定和农村有一段缘分未尽，紧接着战备疏散城市人口运动又开始了。牛们首当其冲，他第一个被批准去南郊北闸口村落户。 这次下乡不再是他一个人，惠敏和一起生活的两个儿子沾他的光也成为疏散对象同去务农。 经过十几年的折腾，三立对前景已经不抱奢望，也确实从灵魂深处觉得累了，倦了。家人们打点行李，他坐在小板凳上默默地抽烟，眼看窗外的暮色一点点黑下来，忽然用有些嘶哑的声音说：“别忘了，把二奶奶的骨灰盒包好，带到乡下埋了吧！……” 二奶奶是他的婶母，早年守寡，被他接到家中抚养，两年前在运动中受惊吓去世了。 老人的骨灰为什么要埋到乡下？惠敏母子感觉突然，面面相觑，又一起向他的背影投来疑问的目光。 他却不回头，依然望着窗外，吸烟，背弯得象一张弓。 半晌，才传来一声深长的叹息，语调发颤有点陌生：“看来，这回下去，一家子将来都得埋在那儿啦！……” 天终于整个黑下来，屋里没有一丝声响。 那天，是70年5月29日，三立时年56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