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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马褂》这个妙趣横生的三人相声，终于得以在新年民族文化宫的晚会同观众见面。我没有躬逢其盛，不知道做了哪些革新，但既然还题为《扒马褂》，敷演的自然还是以马褂为礼服的时代的故事，无预于当代也。 仍然以穿马褂为荣，为出入社交场合所必备，则还是衣冠中人，并非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而又无马褂可穿，则又不是达官显贵或“飞去飞来宰相衙”的闲云野鹤，多半属于落魄的长衫者；为了借马褂穿，要以为人圆谎为条件，这就已经出卖了自身，俯仰随人了。 朱自清《论气节》说：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 说并非“帮闲”，意味着是“帮忙”或“帮凶”。在朝在野之别，只在于在朝的是已有马褂加身，在野的是暂时欲求马褂而不得，正在待价而沽或讨价还价，还有的则是被认定丧失了参与圆谎的能力，屏出不议了。 朱自清在这篇发表于1947年的文章中，回溯了近代到现代社会中由“士”演变为“知识分子”的过程： 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种运动。……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走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 朱自清来不及论述1947年以后更不再说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问题，我们也就只谈那以前甚至更早些时候还以马褂为统治形态的服饰的时代。那时的“士”或“读书人”，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做官，或为候补做官而发愤。他们注定要把自己“货与帝王家”或在形式上是“货与”某一官僚、军阀集团。他们的人身依附和群体归属，在意识上和行为上是统一的。他们无论在朝在野，是马褂的颁发者、所有者或借穿者，其“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圆起谎来，也就如泉涌地，流利自如，振振有词，洋洋得意，全忘了自己置身此境，是因为借穿人家的马褂，“端人碗，服人管”，遂许之以效命驰驱也，其言甚辩而其情可悯。 《扒马褂》在嬉笑谑语舌敝唇焦之中，透出悲剧的蕴含，这是其卓尔超立于相声之林的可贵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