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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地域文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地理环境；一个是移民 主持人：那么，地域文化的成因有哪些呢？ 张京华：《慎子·外篇》中说：“两山并驱其中必有水，两水夹行其中必有山”，地域文化的特性就在于这种大致由自然山川限定边界的划分，这往往比人为的行政区划更能体现出文化的传承延续，亦即人群社会的生存模式。 葛剑雄：地域文化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环境限定和人口变迁有关，也与行政区划和民族分布有一定的联系，甚至制约于外来文化影响。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条件不便的情况下，不同的自然环境，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就很难消逝，会长期保存。中国是一个大国，那么大的面积里面，包含了很多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面，它的物质条件是不同的，气候和自然条件也不同。一种文化的产生，主要还是它的物质基础。自然条件不同还把中国天然分成了很多不同的区域，比如太行山地区，一边是绵绵的太行山；一边是大平原。历史上说山东、山西，就是根据山来分的。又比如黄河、长江，也是天然的障碍。黄河把山西跟陕西分开，长江天堑，南北就分了江南、江北。各个区域里面，它的条件不同，加上交通不便，长期住在里面，就慢慢形成了很多不同的地域问题。现在很多名词，就是与这些文化现象有关。总之，中国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提供了不同的物质基础，所以形成了不同地域的物质文明，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就会产生不同的精神文明。 另一个方面就是人的因素。一个地方的文化说到底还是当地的人在起作用。某个地方的文化变化，最重要因素就是移民。移民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流动。移民把自己原来所拥有的文化，带到了他们定居的地方。移民还不仅仅是把文化带到那个地方，因为他已经定居了，归属于这个地方了，那么就要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或者说要学习当地的文化，这样就有了文化的交流，也有了再重新形成新文化的可能性。历史上，如果说外来的移民占有主流，是强势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把外来的文化取代了当地的文化。这个强势有多方面的含义，一种是移民多，还有一种是移民并不一定数量多，但具有政治上、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强势。那么这种强势文化的结果，就是强势文化取代了当地的文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土客相当，土著文化也很厉害，那么外面迁进来的移民、客民，他们的文化也很强，双方势均力敌，那么就会出现两种文化的碰撞，以至于最后融合，这样就会形成一种跟原来不同的新文化。如果这几种情况都没有，就是一个地方人口不流动，一般来讲这种文化就会凝固，会长期延续下来。其好处在于把以前的文化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到一些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人员几乎不流动的地方去，往往发现那里古风犹存，一百年甚至几百年以前的文化还保留着。 “海派文化”是移民对地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 主持人：可见，移民对地域文化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能否举个这方面的例子说明一下？ 葛剑雄：比如“海派文化”。上海是一个五方杂处，华洋混杂的地方。“海派文化”是一种中外移民共同的产物。在1843年开埠的时候，上海还只是南方一个普通的县城，它本身在文化上并没有太多的特色，更主要的是开埠以后所建立的英租界、法租界，并不是原来的县城，而是在县城外面的荒地上面。当时上海人口仅五十万多一点，但是它发展得非常迅速。到了1900年，人口突破一百万，然后两百万，三百万，四百万，到新中国成立时号称六百万人口，这些人主要是从外地迁过去的。这样一个城市，本地人很少，对文化形成的影响并不很大，相反外来的各地移民占了多数。而且总的来讲，素质要比较高，因为江苏、浙江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发达地方。这批人迁移过来以后，在上海就不是原来文化的延续，而是创造了新的文化。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外国人。上海刚刚开埠时候，仅有二十六个外国人，以后外国人的人口增加很快，其中不乏高素质的外国移民，并且直接带动了很多新兴的产业。此外，侨民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到1942年，上海外籍侨民多达十五万人(不含流动人口)，是侨民汇集的高峰时期。这些高素质的移民还包括一些特殊的群体：一是“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流亡贵族和知识分子，登记住下来，成为了侨民，并把上海作为第二故乡。二是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在欧洲迫害犹太人。犹太人来到上海，就像找到人间的乐土一般。所以，大批犹太人纷纷迁移到上海，他们自己造了教堂，甚至出版了杂志，建立了各种社团。这批犹太人在上海的时间尽管不是很长，但是对上海的文化却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所以上海这个城市，就成为这样一个东西文化、中国各地的文化汇聚的地方。它比较开放，西方和日本都在上海输入他们的文化。所以，像上海的地域文化受移民影响之大，在中国很难找到第二个。 “慷慨悲歌”是燕赵文化的鲜明特征 主持人：燕赵文化是北方平原文化的代表，俗语说“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那么，能否具体介绍一下燕赵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 张京华：燕赵文化是在燕赵区域内产生的一种地方文化,燕赵区域的划分应当以今黄河为它的南界，以太行山和燕山山脉作为燕赵区域的西界和北界。从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上看,燕赵文化是一种平原文化、农业文化、旱地农耕文化。在民族特点上,它是一种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 燕赵区域在其兴盛时期曾经是整个北方基本农业经济区的一部分,在其衰落时期又是北方各民族融合与冲突的一个窗口,是元明清时期政治重心北移和经济重心南移中一个敏感的焦点。燕赵区域伴同整个中国古代文明的兴衰,是中国古代文明由盛转衰、再由古代开始向近代、现代化转变的一个缩影。 从文化特征上看,燕赵区域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这就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慷慨悲歌”一语可以用来形容各个地区的人物和现象,但是在历史上,它是由燕赵区域而产生的,是以燕赵区域为典型的。在其他区域,慷慨悲歌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时间上,慷慨悲歌文化的特征在战国时期形成和成熟,在隋唐时期仍然为人们所称道,到明清时期其余音遗响不绝如缕,前后持续二千余年,确已形成了悠久而稳定的传统。所以,燕赵区域的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慷慨悲歌。 历史上流传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体现了燕赵人“慷慨悲歌”的文化性格。燕太子丹的精诚与荆轲的奇志契合在一起,就完成了燕地文化由苦寒和局促而产生出的激变,就形成和成熟了燕地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风格。“慷慨悲歌”或“燕赵悲歌”自战国秦汉以来已经成为固定的成语,人人皆知,但是对它作深一步解释的人并不多。唯有袁褧《枫窗小牍》中说道:“秦威太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轧,所为白虹贯日,和歌变徵”。这个解释准确而深刻地道出了燕地文化慷慨悲歌的真意。 燕赵文化又可具体分为燕文化和赵文化。赵文化武勇任侠的特征也形成于战国时期,以赵武灵王的胡服尚武为最主要标志。赵国的文化源出三晋,而晋国正是中国古代法家智慧与武勇任侠风尚的发源地。赵文化的勇武任侠是具有传统的,它的豪奢冶游也是全国闻名的。战国结束以后,原赵国版图划为郡县,赵地也和燕地一样都具有近边和尚武的特点,二者更加趋同,在地域和文化上都更加成为一个整体。通过《史记》、《战国策》、《燕丹子》等书的叙述,定型于战国时期、以慷慨悲歌为特征的燕赵文化被历史地记载下来了。 中华文化传播呈现出“东西交流、南北并峙”的格局，不同地域人的性格差异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主持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地域人的性格鲜明地体现着地域文化特点。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有言：“中国人在我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抽象物。南方与北方的中国人被文化纽带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但他们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之大，不亚于地中海人与北欧日耳曼人的区别。”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说，“南人”、“北人”的文化性格具有什么特点？ 刘德增：实际上，中国南、北的分野以“淮河——秦岭”一线为界——这是中国自然环境也是文化传统的分界线。在中国文化史上，文化传播呈现出“东西交流、南北并峙”的格局，“南派”与“北派”相持不下：戏曲之“南曲”与“北曲”，文学艺术之“京派”与“海派”，道教之“南宗”与“北宗”，佛教之“南宗禅”与“北宗禅”，等等。不同的地域文化造就了国人的地域性格。南北方人的文化性格差异还可举出以下几点： 一是南人诸业并重，北人重农贱商。历史上，重农成为北方人的传统，工商被视为“末业”而横遭贬斥。南方人从来没有像北方人那样囿于稼穑一行，能农者农，能工者工，能商者商。对此，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6《江南四》表述曰：“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一而劳多，雕朽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滑之民为之。” 二是南人奢侈，北人俭约。南人嗜尚鲜衣美食，北人崇尚俭约。一南一北，奢俭如同泾渭。颜之推《颜氏家训》卷1《治家》曰：“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瞻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说：“北地风俗，较南省为纯朴。”历史上如此，迄今亦然。尤可注意的是：南方人之奢，乃自奢，他们自己厚滋味。北方人之俭，乃自俭，他们自己省吃俭用，对他人却慷慨大方，热情好客。这一差异表明：南方人注重自我，北方人在意他人。 三是南人开新进取，北人持重守成。北方人持重守成，墨守成规。翻检史籍，常见北方人“迟重”、“滞固”一类的记载。“迟重”，谓迟钝谨重；“滞固”，指拘泥固执，都是说北方人持重守成。只有到了万不得已之时，北方人才会奋然而起。拿北京人来说吧，他们有句谚语，叫“不到火候不揭锅”。此谚语颇能展示北京人性格的特征。南方人富于进取精神，不墨守成规。《宋史·地理志》所说的“善进取，急图利”，是南方人的传统。 四是南人文弱，北人粗犷。南方人文雅，文胜乎质。他们有才子的风流，乏武士的彪悍，凄婉文弱，能言善辩。北方人体魄强悍，粗犷刚烈，嗓门粗大，不善言辞。即便是一桩与人为善之事，明明一片好心，可话从山东人嘴里说出来，就平添了几分粗犷，几分火药味。北方人的行为深受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他们是正统的中国人；南方人的行为较少受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有些“离经叛道”。从行为指向来看，北方人注重社会进取，行为指向是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人际关系的调整，他们是“社会功利主义者”；南方人注重自然进取，行为指向是物质利益的获得，他们是“自然主义者”；北方人锢抑自我，贬抑个性，是一种“非我主义者”；南方人释放自我，强调个性，是一种“自我主义者”。南、北方人的这些差异，制约着南、北中国的发展，最终影响着南、北中国地位的转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