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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儒学和草根儒学是在社会底层起良性作用的力量 主持人：对儒学的历史定位以及当代评价涉及到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儒学有没有草根性，或者说作为普遍主义的儒学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吗?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学习的精神、包容的胸怀、和谐的气度等优良品质与儒学有没有关系?等等。 牟钟鉴：我不认为儒家只是一个政治化的官方的思想，它原来就是民间文化，后来才提升为官学，被官方化了。它的根基在民间，是一个民间的学派。“文革”期间我回老家的时候，就深深感觉到，老百姓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也说不出个清晰的道理来，但是评论人，评论周围邻里之间的关系，家庭关系，用什么道德标准呢?不都是“五常”的标准，或者说是“八德”吗?看一个孩子好不好，往往是看他孝顺不孝顺，与其他孩子来往时讲不讲信义、诚实，这在老百姓当中是很普遍的。我们今天应该把它恢复起来。我们自己有儒家道德伦理，非要丢掉干什么? 郭齐勇：我说几句。一直到民国以前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大的社会，政府很小。冯友兰先生晚年写的《三松堂自序》，讲他的父亲从河南唐河坐一条小木船到我们湖北省的崇阳县当县令的时候，晚清政府给县政府的财政少得可怜，就那么一点包银，县长可以请一个钱粮师爷，请一个刑名师爷，或请其一，也可以都不请。冯先生的父亲没有请，他死在任上，家人也是用一条小木船把他的遗体与遗物从水路运回唐河的。那时，县政府管不到下面，维系整个社会人心的是儒文化，还有很多民间性的、自治的组织。几乎所有的农村，凡有一点文化的人，按钱穆的说法，就起类似西方教堂的牧师或法堂律师的作用。老百姓之间有矛盾，常常说：我们到某某先生那里评理去。这就是儒家社会。虽然从文化上来说，我们有诸子百家，还有很多样的地域文化，但传统社会的构成方式、人们生存的模式，恰恰是儒家型的。这个儒家型的社会，不是说只有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不要以为儒家的东西与官方意识形态可以划等号。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除政府力量外，社会空间大力量很大，比方说民间的自治，有乡约，有乡练团练武装，有各种祭祀礼仪活动与组织，宗族、家族、祠堂，商会与行会组织呀，各种民间宗教呀，地方自治呀，绅士集团与士农工商等各种社会团体啊，民间文化、教育、技艺活动的组织与活动等。民国时期梁漱溟等“乡建”派依托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背景。 中国古代的天地社稷祖宗祭祀活动是携带着族群的信仰信念的密码的，整个的民间社会是一个空间很大的多重结构的、有调节能力的、有弹性的社会，这个社会里有很多管道，好像是自组织系统，民间儒学和草根儒学是在社会底层起良性作用的力量。 我觉得民间儒学在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要重视儒学的草根性的一面。比如我个人出生的家庭是小小儒商的家庭，我祖父文化不高，但在武昌高级商业学堂，又叫武昌高级商业甲种学堂读过书，那时能上高商的人很少。他从那里毕业，当过湖北美专总务科负责人。我父亲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因为他是老大，他要出去谋生。我祖父在我们那一带，在武昌城边八铺街、新桥街到板厂街那一带，属于社会贤达。抗战时武汉沦陷，日本人来的时候，要他做武昌市(当时叫武昌市)商会会长，他坚决不干，我父亲设法把他安排到汉口法租界里去，躲起来了，住了一段时间。祖父隐退后，做粮食与木板生意。解放初期我祖父在街道办业余夜校，教老百姓识字。他是民间性的儒生中的一员，不是精英，是一种生活化的民间性的儒商，教育子孙做到仁义忠信。他是新派，懂英文、数学，让后辈读《古文观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