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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学是整体之学 龚鹏程:综合起来讲,学术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新学科不断出现。出现一个新学科是因为社会有这个需要,新学科的出现就是学术不断发展中在面对社会的新需求时做出的回应,因而不应当只从这一个学科的角度谈,如果能借这个机会整体反省与改善我们的整个学科架构,我觉得会更好。在台湾情况是这样的:国学并不是放在文学里,中国语言文学系实际上就是个国学系。不论是台湾大学还是台湾师范大学,所谓的文学是孔子时“文章、博学”的概念,与大陆中文系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台湾所有的中文系的概念都是指国学的范畴,文、史、哲,四库之学都在里面。学生进大学一年级,必修课就是国学导读、国学概论等基本的课程,大二时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文学史、哲学史等等,基本是传统上的义理、考据、辞章的框架,而不是把经学独立出来。学生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应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能力,得到一个总体的掌握中国学问的基本方法。我觉得这样的课程设置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历史系、哲学系、文学系无非是说从历史、哲学、文学等角度来观察社会,那么国学系是提供中国人面对社会、面对学问的一种态度,是从整体性上掌握的一门学问。国学学科应当从文化特性,从社会、历史的整体性来看,因而我个人不建议国学学科内部再做分化,若再分就没意义了。 如果有人觉得分化才是进步,原来未分是原始的状态,那说明他们对现代教育的发展实在太陌生了。因为现代教育的发展正是从分化走向综合,走向汇通,走向跨学科。现在民间为什么会对国学有这么多的需求?特别是家长,他们对小孩的教育要负责任,他们是很谨慎的。不止是家长,还有很多中学老师、校长,他们长期在做教育,他们也在做国学的普及工作。他们为了什么?真正的问题在于,现在的教育不能满足这个社会的需求。 主持人(梁涛):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对所谓的现代学科能不能进行反思?现代学科是不是已经尽善尽美,不需要发展、完善了?虽然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采用西方学科体制对国学进行分类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当时这种“分”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弊端。比如,经学的传统彻底中断了,五经被肢解,分到了不同的学科,经之为经的价值、意义也被否定了。本来经学在历史上是最有影响的学问,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对社会发生着重要的教化功能,但这个传统完全被破坏了。而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学科,始终无法摆脱削足适履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即便我们以西方的学科分类为标准,把西方看成是现代学科的典范,我们目前的学科分类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下面请吴光老师谈谈看法。 吴光:关于国学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讨论很多年了。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举动。但有一个问题是,到底国学是什么,国学学科怎么定位,国学课程怎么设计?这些问题从国学院成立以来还是有点模模糊糊的。我跟冯其庸先生有过一次通信提到“大国学”,但是大到什么程度,“新国学”新到什么程度,还是需要展开讨论的。现在有一种观点就是好像国学起来了,文史哲就没饭吃了,都被国学合并了。其实并不是如此。 我们现在关于国学的定义有很多,但我认为大体可概括为三种,一种是狭义的,国学即国故之学,如六经之学;一种是中义的,国学即四部之学,经史子集;一种是广义的,像张岂之先生认为的传统文化全是国学,甚至国家的学说文化都是国学。我觉得一般我们还是取中义为好,狭义的国学是一种专门之学。我觉得,国学既是一门通学,也是一门专学。首先国学应是一门专学,因为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现在的学科设置是从美国、从西方、从前苏联那里搬来的,这基本是新的学科潮流,难以否定,也不应该否定,但是这里面有很多弊病,确实把传统的东西肢解掉了。现在的学科设置是文、史、哲,使人隔行如隔山,比如说把经学肢解掉了。 现在我们要设国学学科,就是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之外创建一门新学科。我觉得我们应当看到国学的特色,就是综合性的通学。这样做不是要包罗万象,只是说一些基本的东西要有通的认识,比如说,经学、史学、文学、诸子百家之学,还有艺术。经学不是要面面俱到,我觉得作为一门通学,就是讲“三通”,第一是通史,经学的通史;第二是通典,经学的主要经典;第三是通论,从古到今的经学理论。其他几方面也一样,史学、文学、诸子百家等,也可以把“三通”贯彻到国学的基础教育里面。上面说的是本科基础教育,但到了硕士、博士阶段就应当是专学了。作为国故之学的国学,考据、音韵、文字学等属于国学的专学的方面。我认为国学作为通学是面向基础的教育,作为专学是更高的一种专门的教育,完全有其存在的价值。 三、建立国学学科可弥补文史哲分科之缺陷 主持人(梁枢):各位谈到国学是通学,是整体之学、博雅之学,它今天的回归是适应社会需要。这就意味着承认国学的学科地位,把国学作为学科来对待是因势利导,是对社会需要和学术发展中出现的一种综合趋势做出制度上的回应。我想请各位对这种综合趋势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再做一个深度的讨论。 朱汉民:对于国学的社会需求我的感受也非常强烈。社会各界人士他们想学国学,特别是想在岳麓书院学国学,认为在古代的书院里学国学是比较不同的。但现在确实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些从事跟国学相关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面临一个尴尬:国学这门学科,到底在现在我们体制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现在大学的分科,院系的分科,学科的分类,基本上根据西学而建。理学、工学,文科里面文、史、哲、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等。我们中国传统学术的资源,在这种学科体制下变成了材料。比如过去的经学,我们不是叫它经学,但可以研究它的文字、研究它的历史、研究它的哲学、研究它的宗教、研究它的教育。同样,子学也好、经学也好、史学也好,全部化解到了不同的学科视野里面,就全部变成材料了。 西方的这一套知识体系在帮助我们把握客观世界方面,确实有它的优势。但是,它有一个很严重的短处,就是我们刚才实际上已经讲到的,中国的传统学术是一个整体,可以说是和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整体性的东西。你用各种学科把它分割之后,它就失去了很多原来的东西。它在那个体系中,是一种体系性的存在。你把它拉出来用各个学科去把握它的时候,就有可能失真。每一种知识,说到底实际上是我们人来把握世界的一种主观的图式。在把握世界的图式上,西方有它自己的长处,中国人确实也有自己的长处。比方说中国人讲的“通”,就是在整体上如何把握世界;比方说中国人很注重实践,知识一定要和自己的身心活动结合起来。所以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不应该认为已经有文史哲、宗教学、艺术学、政治学、教育学就够了,而是需要一个中国传统学术的、原生态的、有机的整体学问。这样一个整体学问有它内在的联系,有它的总体特征。这样一种学问完全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正像刚才举到的西方的社会为什么会把古典学、汉学作为一个整体?因为确实是,把它拉开之后它的视角发生变化了,变成政治学就只考虑政治问题,变成教育学就只考虑教育问题,实际上中国传统的教育问题和政治问题、伦理问题是一个整体,和整个做人是一个整体一样,把它变成一个纯粹的教育问题的话,反而失去了原来的丰富性和特殊意义。 主持人(梁涛):西方的文化传统是“二希”,即希腊和希伯来,所以西方有古典学与希腊文化对应,哈佛、耶鲁等大学都有古典学系,专门研究希腊、罗马,做整体的研究。还有神学,与希伯来文化对应。所以西方也不仅仅是只有文、史、哲,对于其文化传统,他们都设有专门的学科。我们有这样丰厚的文化积累,五千年的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自己不珍惜,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不应画地为牢,认为只有文、史、哲才是合理的,如刚才龚鹏程教授讲的,现代教育有一个综合的趋势,我们不否认文、史、哲分科的合理性,但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有新的综合,像国学学科的设立,就可以起到这样一个综合的作用。我们常常讲“文、史、哲不分家”,这一句话细推敲起来不一定对,因为文、史、哲本来是现代学科分化过程的产物,不存在分家不分家的问题。大家之所以这样讲,意在重申其源头本来是一个整体,应该有综合。 吴根友:把传统的整体性的学科肢解了之后,传统学科的生命力就没有了。 朱汉民:对。所以在现在这种学科体制下,现代的学科分科有它的合理性,同样国学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古典的学术,也有它的合理性,而且可能为其他分科之后的学科提供一个基础性的学科。就是说,假设你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中国文学的、中国历史的,那你就和研究国学的人关注点不一样,特点不一样。那么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政治学、中国法学或者中国教育学的人,可能就需要从国学那里去吸收营养,国学因此就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学科而存在。所以,我认为这两种学科可以并存。 讲到制度性的基础,我认为有两个。一个就是要在国家的学科的门类里面,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定要进去。因为它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特点,是其他学科不可代替的。第二个就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制度方面也可以建立一个基础。这又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书院。现在建书院是个热潮,有的是恢复古代书院,我们做了之后,像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很多书院都想向我们学习,把古代书院结合到现代教育体制中来。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这种书院和国学是非常合拍的,最早熊十力、梁漱溟、包括钱穆先生,他们讲国学的时候都是办个书院讲国学的。再一个方式就是国学院。我认为以这两个机构为基础,我们就可以在国学的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