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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南海讲述“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与政治统治” 作者：罗国杰 来源：本文节选自《罗国杰文集》第六卷（罗国杰生平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二月初一日丙申 耶稣2016年3月9日  大约是在1996年4月，我接到国家教委社科中心的电话，告诉我，江泽民同志想请一些同志讲述有关历史方面的专题，初步确定有9个题目，其中一个题目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与政治统治”，有关方面已经商定由我担任这一题目的讲课人，并要我进行准备。当时提出的要求是，先写出8000字左右的讲稿，交给江泽民同志阅读；然后，到中南海讲授，整个讲授的时间为一个上午，何时讲课，另行通知。 事后我才知道，这次讲课，一共有9个题目，都是江泽民自己拟定的，拟定后，请教委各选定两人，最后由他圈定一人进行准备。这9个题目是：①略论英美法三次资产阶级革命（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讲授）；②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北京师范大学龚书铎讲授）；③近代以来中美苏日关系的特点（北京大学张弘毅讲授）；④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稳定（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讲授）；⑤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戴逸讲授）；⑥世界古代帝国和文化兴衰（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讲授）；⑦文艺复兴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讲授）；⑧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特征（北京大学张传玺讲授）；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与政治统治（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讲授）。 1、到中南海讲课 接到通知后，我就开始准备。首先是考虑，拟定这样一个题目，领导同志希望从中了解什么内容？根据当时的形势，关于这个题目，需要讲些什么内容？根据长期以来的思考，我认为在我国加强道德教育，实施以德治国，重视对干部选拔的“德才兼备”标准，是一个有针对性的重要问题。依法治国是必要的，但中国古代的儒家传统，在政治上所实行的就是以德治国。我想好这个重点之后，就从各个方面论述儒家的德治思想在中国政治统治中产生的积极作用，正确地阐述了对儒家德治思想所产生的种种误解。这个8000字的讲稿，在讲课的前几天，由王沪宁取走。按照预先的商定，讲课前江泽民先看讲稿，讲课时不按照讲稿讲，而是在讲稿的基础上发挥，由听讲者提问。 1996年6月15日，接到王沪宁来电，说讲课时间定在6月17日上午9时，16日上午他来取讲稿。 我17日上午8时从人民大学出发，8时40分到中南海西大门，王沪宁已经在门口等候，他先带我到滕文生的办公室稍微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一同到江泽民办公室旁边的小会议室（它和江泽民办公室相通）。9时，江泽民来，他热情地握手并表示欢迎后即要求开始讲课。我依照提纲，抓住中心，旁征博引，从《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再到《尚书》、《国语》、《左传》，从商鞅、荀子、韩非，再到董仲舒、陆贾、贾谊，从秦之所以能统一六国，到二世而亡的教训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从9时到11时45分，在近3个小时中，江泽民除了起来从暖瓶中倒了两次水外，始终不停地记笔记和提问题。这一情况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在学校上课几十年，还没有见过学生如此不停地记笔记的。 在讲课中，他不停地提问，我详细地解答了他的所有问题。 他询问《尚书》、《国语》、《左传》这些书的主要内容及其区别；他对孟子提出的“五伦”关系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君臣关系没有了，但上下级的关系仍然存在。 对于男女有别，他认为不应该全部否定，对从政的人来说，绝不能让老婆参与政事，否则必然要出问题，这是被历史上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就是在今天，我们也不要回避这一点，要明确地讲清楚。 他对宋明理学内部二程、朱熹及陆象山、王阳明之间的分歧的本质很感兴趣，因此，我较详细地作了分析。 他询问了十三经的发展演变，特别是《礼记》的情况。他对孔子提出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治国方略很感兴趣，并认为这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询问：秦在统一六国前，用的是法家思想，使国家强盛，为什么仍然是法家思想而统一后却很快灭亡了？我进一步介绍了陆贾和贾谊的“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德治思想，把贾谊的《过秦论》和《治安策》的思想简要地加以说明。 他对孟轲的“王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矣”和“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的利民、惠民思想，十分赞赏。 他对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孝非常看重，对当前一些不孝顺父母的情况深感忧虑，认为要加大对孝的教育。 在谈到儒家强调精神境界时，他认为，一个人就是应当有一种崇高的境界，对“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很赞同。 在谈到儒家维护等级制度时，他说，封建的尊卑等级是应当废除的，但是对长辈的尊敬仍然是必要的，如先年他到上海交通大学去，对他过去的老师仍然是十分尊敬的；另外，儒家也讲平等，如韩愈就强调弟子不必不如师等。 我在讲课时，曾讲到荀子提出“民水君舟”的思想，江泽民提问：过去不是说这句话是魏徵对唐太宗说的吗？我向他说明，这句话的原始出处是《荀子·王制》，原话是：“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人君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由此可见，荀子也是根据古书所说的，根据梁启雄的注释，他认为《左传·哀公十一年》曾引述孔子的话“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史记·孔子世家》作“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 在谈到我曾到韩国参加“孝与未来社会国际讨论会”时，他问：“孝的英文是什么？”我告诉他，孝的英文是piety，他立即请旁边的同志拿来《英汉大词典》查一查，果然就是piety，他就说“这个字过去没有念过”。 在谈到我们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注意同新儒家的思想和理论划清界限时，他也认为应当这样，他说：“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同新儒家划清界限，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绝不是新儒家的专利品，大家都用各自的观点来弘扬，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对待中国的传统，这样就更能把握住中国传统的精华。” 谈到儒家的“义以为上”、“先利后义”、“义然后取”等思想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能批判地吸收，对反对和克服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有一定好处的。在讲到集体主义时，我着重阐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集体主义的重要意义等，他表示赞同。 整个讲课进行得很顺利，一转眼，已经从9时讲到了11时3刻，按照我预先的计划，最后要留出一定的时间，听听他的意见。所以，我就立即打住，请江泽民谈谈他的看法。 2、江泽民同志的讲话 以下是江泽民同志讲话的内容： 今天的课讲得很好，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最后，我谈几点意见。 我们国家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针、道路，都已经确定，我们要坚持我们党的这条路线。目前，我们还要看到，西方某些大国，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它们朝朝暮暮、随时随地所想的，就是要把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灭掉，它们是决不甘心看到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强大起来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醒。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不断地同它们斗争。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国，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强国。我们同西方的斗争，也应当是两手。我同西方的政治家多次谈到，现在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是由许多模式构成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的文明古国（当然，世界上也还有其他文明古国，如埃及，我去过那里，也有六千年文明历史），现在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谁要想用西方那一套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来改变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我们是坚决不允许的。 世界各国的制度、文化是多种多样的，对世界的发展都有过贡献。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对儒家的孔孟之道，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就是要继承其中的精华，剔除其中的糟粕，那些不适宜于当前情况的，当然不能用，对于好的方面我们一定要发扬。儒家强调等级制度和尊卑关系是不对的，但强调尊师是正确的。我对我的老师就非常尊敬，去年我见了交通大学我的老师，他过去教了我数学，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我见了他还是毕恭毕敬的，这就是中国人的为人之道。我们应当认识到，继承中国古代的优良传统道德同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可以统一的。我也常常想，我们搞市场经济，也提倡竞争，但我们所提倡的竞争是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不同的，这一点我们应当加以区别。在现实社会中，市场经济已有三种形式，西方一些国家搞的是所谓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德国的科尔说他搞的是社会市场经济，不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那两种市场经济不同的。现在有些人，见利忘义，见小利而忘大义，我们绝不能把个人利益强调到高于一切的地位，甚至置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于不顾，有些人在国外倒卖枪支，甚至把洋垃圾弄到中国来，这都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国家，也确实有一些卖国的人，他们不顾民族利益，不顾国家利益，专门谋自己的私利。 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哪些好东西，从而为今天的现实服务。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都强调过传统思想中有优秀的东西。孔子提倡均富，讲大同世界，孟子提出了他自己的理想社会，要使老百姓都能有恒产。孟子提出的目标，对我们现在的广大人民来讲，要达到也不容易（“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人口少，因而孟子才提出他那个要求。对中国和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也要作一些比较研究。西方到17、18世纪，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但在以前的中世纪，是神权统治，从文化来看，在那一段时间，它的文化要比中国落后得多。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特别是它们的价值观念，我们应当很好地加以研究，要弄清楚哪些是我们还可以借鉴的，哪些是必须批判的，要加强对人民的教育，特别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譬如家庭伦理道德方面，西方认为子女成人后，父母就不管了，子女也没有奉养父母的义务，这种情况就和我们的情况不合。布什、尼克松的子女，到了18岁，他们做父母的可以不管，但他们的地位对他们的子女仍然是有影响的。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英国和法国是有长期历史传统的，它们的贵族也是一个小圈子。我在法国参加会议时，法国人还为我介绍，说某某人是贵族等。任何历史现象，都是不容易一下子消失的。对于青年，我们一定要加强教育，绝不能说西方什么都是好的。我们应当用我们好的东西教育人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宣传个人主义，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大国，有12亿人口，如果宣传个人主义，我们的国家就没有前途。中国儒家讲爱人，讲惠民、利民、富民，这一思想可以同西方后来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一些比较，这样对我们更好地了解中西文化遗产可能会有些帮助。现代新儒家，以弘扬儒家思想来发展资本主义，这当然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们要明确地同新儒家划清界限，但我们不是反对儒家，不能因此而忽视了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弘扬中国优良道德传统的重要任务。我们要对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加以批判地继承，使其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1996年6月17日上午江泽民同志谈） 3、讲课结束以后 讲话结束后，江泽民同滕文生、王沪宁走进江泽民的办公室，简单交换了意见，江泽民又走出他的办公室同我握手告别说，请我把电话留下，他们有问题好直接找我，一时答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可以帮他们查查。现在请滕文生陪我吃饭，他就回家去了。 陪吃饭的人都是参加听课的，有：滕文生（政研室主任）、王沪宁（政研室副主任）、贾廷安（江泽民办公室主任）。吃饭就在一层的食堂。吃饭时，王沪宁还说“总书记说，你讲得很好，表扬了你”。在讲课中，我还提到了张居正及其为皇帝讲课所撰写的《四书集注直讲》，江泽民提出想借阅此书，后来，王沪宁先后两次来我家，一次是借书，一次是还书。 1996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专门发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外历史的九篇文稿》的按语”，这个按语说： 今年夏季，江泽民同志先后邀请八位教授就有关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些专题进行讲述，并共同加以研究。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为了顺利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学习，大家工作都很繁忙，但要挤出时间来学。首先要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时，要努力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科技知识、法律常识、历史知识和其他知识。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无论从事经济工作还是从事其他工作，都要注意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重视历史经验的研究，时常披览前踪，有利于鉴往开来，有利于提高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提高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水平。为了有助于大家更好地学习历史，根据江泽民同志的指示，现将八位教授讲述中外历史的九篇文稿印发如下。这些文章，都是他们个人研究的成果和看法，可供大家在学习研究中参考。 中央文件中所印发的这九篇文稿，都是原来交给江泽民的原稿。每篇大约有1万字。后来，教育部社科中心又会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要求各位专家将每篇原稿补充为3万字左右，并以《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出版（此书后来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我讲述的“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与政治统治”也被收入这本书。 此次到中南海讲课后，最早是《中国人民大学校报》作了报道，接着国内的一些报纸和杂志陆续作了采访，此后，就是香港报纸的宣传，把这次讲课同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联系起来。正是这样的原因，我后来撰写了多篇有关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论文，最后集结为我的专著《以德治国与道德建设》。 附录： 罗国杰去世，曾提出“以德治国”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2015-03-12 早报见习记者 赵振江 发自北京  2015年3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罗国杰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8岁。 罗国杰是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人，他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德性伦理学体系，曾提出“以德治国”。 2000年，江泽民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2004年，罗国杰推出专著《以德治国论》，“如果没有一以贯之的学术关怀，不可能一下子推出这样的专著。”罗国杰的学生葛晨虹指出，罗国杰很早就研究道德对社会的关系，并提出以德治国。 昨天上午，人民大学哲学院开放罗国杰灵堂，接受各界人士吊唁。 灵堂布置在人大人文学院6楼会议室。灵堂的正中间摆放罗国杰的遗像，上方挂着“沉痛悼念罗国杰先生”的横幅，两旁挂有黑龙江大学教授关健英的挽联：“泰山其颓，哲人其萎，师者风范音容宛在。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道德文章以飨后人。”两侧摆满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送来的花圈。灵堂中的桌子上摆放着罗先生编著的《中国传统道德建设》、《道德建设论》、《罗国杰文集》和《伦理学》，供前来吊唁的人瞻仰。 建言者：曾提出“以德治国” 88岁的罗国杰头衔无数，生前最后一个头衔是“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该奖的颁奖辞中这样介绍罗国杰： 罗国杰先生，中国当代著名伦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其为人也谦逊、慎独、达观，其为学也勤勉、严谨、创新，他的学术思想声名远播，蜚声海内外，他的道德学问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他纵论历代治国理政经验之得失，建言献策，思想多次被中央采纳。 吊唁当天，习近平、张德江、刘云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罗国杰教授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赠送了花圈。罗国杰的学生、人大哲学院教授肖群忠告诉早报记者，1999年到2000年间，罗国杰曾为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单独上过课，课程名叫《儒家思想与政治治理》。 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 人大哲学系教授葛晨虹告诉早报记者，罗国杰治学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一有会议他就参加并在会上发表观点，他还关注社会现实常常撰写咨政报告。“他提出的 以德治国 能够成为治国方略和其一以贯之的学术关怀有关。”葛晨虹介绍，罗国杰在平日的研究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融贯中西。 罗国杰研究的是伦理学，他一直关注道德对人生与社会的作用。从建立中国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开始，他就思考德治是中国特色的一部分。 经历过“文革”的罗国杰对道德的作用认识更深。改革开放以来，一度出现“道德爬坡”与“道德滑坡”的争论，罗国杰提出存在一些道德滑坡的现象，亲自撰文批评满口“钱钱钱、利利利”的现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他能清醒地认识到道德对社会治理的作用，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道德建设。之后写出以德治国的专著。在专著中他强调道德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并指出强调以德治国并不是不要依法治国，二者是相互结合的。“他一直在强调道德的重要性，晚年一直在写相关文章。”葛晨虹介绍。 罗国杰一直强调，伦理学决不是一门纯理论的学科，而是一门强调实践的科学。“道德行为之所以能称为 道德行为 ，必须是不以享受某种道德权利为前提的。如果说一个人在从事道德行为的时候，就考虑着自己在实行这一道德行为后所能够得到的 道德权利 ，这就不能说是一种真正的、纯粹的道德行为。” 他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将人的道德境界分为三大类型：自私自利的境界、先公后私的境界、大公无私的境界，并把道德境界划分为四个层次：共产主义道德觉悟的层次，即“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社会主义道德觉悟的层次，即“先公后私”的道德境界；以及合理利己主义的层次、极端自私自利的层次。他自己也用亲身的示范践履着伦理道德之道。“即使在刚做完手术的病痛时刻，他也不忘叮嘱前来探望的学生一定要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罗国杰的学生告诉早报记者。 弘道者：奠定中国伦理学事业 在罗国杰门下读了本科、硕士、博士的学者,人大哲学院院长姚新中同意师妹葛晨虹的观点。他补充道，改革开放初期，西方思潮给社会主义道德带来很大冲击，在众人学习西方思潮的潮流中，罗国杰冷静地站出来强调道德对社会治理的重要，这种见识和勇气是绝无仅有的。 “正如吴玉章终身成就奖颁奖词总结的： 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理论的创建者。他是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者，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创者。 ”姚新中告诉早报记者，罗国杰是中国最早从事伦理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但他是第一个建立起系统的中国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学者。 1959年在人大研究生肄业后，罗国杰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建立起学术队伍后他组织编书出文章，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其中单罗国杰编著的教科书就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沿用至今。1980年、1981年他举办了全国伦理学教师进修班，培养了百余名伦理学教师。这两届教师被称为黄埔一期、二期，后来成为中国伦理学研究的中坚力量。罗国杰离世后全国各地高校的伦理学教研室纷纷发来唁电。 “此外，罗国杰担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20余年，组织了很多学术交流，称他为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者毫不为过。”姚新中告诉早报记者，“罗老师真是一个好学者啊，他自己学术功夫扎实、著作等身，还有非常开放的心态，兼容并蓄，在修订《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第二版时他很虚心地采纳了我们这些晚辈的一些新观点。” 得道者：“他是真正的现世儒者” 严谨治学的罗国杰在生活中则为人谦和。姚新中笑着和早报记者回忆老师当年的趣事。1979年，他第一次拜访罗老师求教治学之道，罗老在讲完自己的观点后总不忘加一句，“你自己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个道理。”罗老师的提点奠定了姚新中一生从事伦理学研究的基础。 1999年，姚新中和罗国杰一起赴英国参加学术会议。会后与会者们在伦敦参观 。时年71岁的罗国杰健步如飞，走了一天都不喊累，而随团的一位同仁堂的党委书记走了半天就走不动了。事后，姚新中才知道，原来罗老在50岁左右经常生病，此后他自己经常锻炼身体，并自学了针灸，赴英期间还带着工具为自己针灸。 近十余年来，罗国杰前后患过6次大病，脑血栓、车祸、严重“房颤”、因脑出血而作“开颅”手术、长时间的“心脏停跳”、急性脑梗塞，但他却依然笔耕不辍，整天被书“包围着”。 让姚新中印象深刻的是罗国杰对书的热爱。“一次我去老师家，罗老神秘兮兮地说 新中，我这里有好书给你看看 ”。姚新中回忆，他刚伸出手，罗老赶忙说：“这是明版书，看看就好了，不能摸哈。”现在回想起来，姚新中仍旧一脸笑意：“罗老师看完后就把书放起来了，把这些书当宝贝。”“文革”期间，别人扔书，罗国杰出去买书淘书，买了些好书。一次，姚新中和老师开玩笑：“罗老师你看，你喜欢买书，害得我们这一帮学生也喜欢买书，上街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买书，到了书店口袋里的钱不花完就不出来。” “这样的老人家不多了。”已是满头白发的姚新中怀念自己的老师。那个出生于河南的革命青年，在同济大学学习法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投身革命；1949年至1956年，在上海虹口区委、上海市委从事党务工作；1956年至1959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本科，毕业后留系从事伦理学教学与科研工作，一直工作到逝世前。 “罗老师是得道的大家，真正的现世儒者。”让葛晨虹念念不忘的细节是：在老师的床头挂着手书“吾日三省吾身”。他每天要问自己陶行知先生的“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早报记者从人民大学了解到，灵堂吊唁将持续到3月12日，开放时间为每天9时至17时。13日上午9时30分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下午1时至4时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一楼第一会议室举行追思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