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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20世纪中国的保守主义做了如此之长却仍然失之于简单化的概述之后，可以发现一个问题：20世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始终无法恢复自己的文化自信，更无法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回应紧迫的现实政治问题。——也就是自由主义者朱学勤所说的：“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而这也是20世纪保守主义始终无法进入政治领域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不是2000年北京大学教授张祥龙关于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倡议，不是2002年刘梦溪关于读经的倡议，而是蒋庆选编的一套少儿读经选本成了文化保守主义浮出水面的一个重大契机了。蒋庆最动人的地方恰恰不在于他对儒学的专业研究，也不在于他选编的这套读本所遵循的规则有什么问题，而在于他在为此所做的序言中透露的信息：重树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信心。而他明确指出，所谓中国文化，不是别的，就是儒家。因此，他的选本没有包括以前的“经典文库”的那些诗词、老庄一类的文本，而只有纯粹的儒家经典。比起20世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先驱们来，蒋庆要勇敢、自信得多，他没有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一类含糊的说法，而是明确的把儒家视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正宗，而把老庄、申韩一类都判为异端。 也就是说，蒋庆潜在的意图是重建一个儒教中国。用儒家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以此来解决中国与世界的问题，而且义正词严把当代世界的“潜规则”宣判为“霸道文化”，而宣称只有中国的“王道文化”才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唯一正道，才能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深刻危机。为此，蒋庆重新解释了儒家思想传统。他把历史上的儒家传统归结为两条路线，一条是心性之学，一条是政治儒学。他声称，政治儒学、今文经学不是儒学的歧出，而是自董仲舒就开始了的儒学正宗。只不过由于宋明新儒学的主线是心性之学，而政治儒学被隐没罢了。他虽然没有明言，但他潜在的意思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有能力回应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国家、文化、经济危机的并不是熊十力、梁漱溟等人的新儒家，也不是80年代“文化热”中冒出来的新儒家，而是康有为一系的今文经学家。 应该说，这个判断至少是部分符合历史事实的。近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旗帜下的新儒家们大多仍然走在心性之学的老路上，他们所梦寐以求的不是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而是接通中西方思想，使中国传统思想能够成为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一个有利条件。他们自动的放弃了儒家的政治抱负，而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层面上。而从清代开始大规模复兴的公羊学却不仅在文化上，更是在现实的政治上做出了深入的思考，竭力回应了现实问题。今文经学家魏源第一个试图用儒家思想来重构突然被颠覆了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另一个今文经学家康有为第一个提出要在中国实行宪政改革。而这两个努力的方向，即使激进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没有否认其积极意义。相比于心性之学在政治上的低能，今文经学在应对现实问题时要表现得深刻得多、灵活得多。 2003年，蒋庆的论文集《政治儒学》作为北京三联出版社的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一种出版。虽然这本书并没有在学术上引起多少关注，但‘政治儒学“这个提法却迅速的流传了开来。从其内容来看，这本书不象是一本系统的学术著作，而更象是一个纲要，从对“心性之学”的政治低能的批判到对“王道政治”的重新解读，从对两种儒学传统的分梳到对“政治儒学”的含义的阐释，从对基本思想框架的搭建到对“春秋书法”的再解释，虽然不够详细，却相当完备，几乎所有这些文章的最后鹄的都指向了政治问题。换言之，比起文化来，蒋庆更关心的是政治问题。 这本书出版以后，蒋庆并没有迅速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也没有立即展开。近一年后，蒋庆受人之托选编了一套少儿读经读本，随后接受媒体采访，宣扬自己的文化信念。这些文章迅速进入中国互联网世界。在网上，人们立刻展开了对蒋庆的口诛笔伐，俨然成为一个事件。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2001年以来的中国，所谓的公共事件往往不是从公众媒体的关注开始形成，而是从网络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互动开始的。传统媒体上一个不是特别重要的事件突然在网络上被放大，引起大规模讨论，传统媒体这时再进一步追踪报道，这已经成了近几年来进行公共讨论的固定模式。 读经运动也不例外。网上对此的讨论引起了好事的媒体的关注，并刊发了一篇把读经直斥为蒙昧、充满了火药味的批评文章。发表这篇文章的《南方周末》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所谓“民间思想”的重要阵地，这样的讨论立刻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包括《南方周末》等媒体在内的大众报刊杂志都卷入了这场争议。围绕着要不要读经的问题，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又出现了一次分裂。支持的一方认为，必须从传统中为自己找到更好更合理的“本土资源”，而反对的一方则针锋相对的认为，读经不仅不会有助于完成启蒙的最后任务，反而会对启蒙构成更大的障碍。虽然在网上的讨论变得越来越不理性，甚至出现了谩骂和侮辱性的语言，但一部分自由派仍然很快地转向了显得“有文化”的保守主义，并成为读经运动的辩护者。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文化保守主义，这场讨论都至少造成了以下后果：1。儒家思想被大部分人重新承认为中国思想传统的主流；2。保守主义、王道政治、微言大义等等此前充满贬义的词语成为年轻人嘴里最新的时髦词汇之一；3。即使是反对读经运动的人们也开始注意到儒家传统典籍的重要性，并开始默默地重新读起那些经典来。 读过《政治儒学》这本书的人不难发现，这本书在许多地方都在模仿施特劳斯。蒋庆不止一次地试图用“隐微书写”来隐藏自己的意图，又不止一次地用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来解释、规范和改造儒学，使儒学成为“中国人自己的政治哲学”。而几乎所有的现代保守主义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即在文化上的保守传统投射到政治上的时候，往往是诉诸于共和政治。蒋庆不仅是“政治儒学”这个概念的发明者，也是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的爱好者。因此，作为保守主义中国分号的“政治儒学”，也毫不例外地在最终指向了共和政治。为此，据说蒋庆还自己设计了一套政体方案，其中有议会三院制，孔子后人当王等主要内容。虽然基于康有为不肯公开《大同书》的理由，蒋庆也拒绝对外公开他的这套有中国特色的政体方案，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是一个共和主义的政治方案。 蒋庆将政治合法性分为三层，分别是民意合法性、历史合法性与文化合法性。并认为，现代民主政治是民意合法性独大，完全没有照顾到历史合法性与文化合法性。那么，所谓的文化合法性与历史合法性是怎样体现呢？就是三院分权，这其中最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国体院”就代表着文化合法性。其实，不妨坦率一点，可以换个说法，这是一个带有浓厚的贵族主义色彩的政治方案。而这正是这个看上去很美的政治方案在今天的中国最尴尬的地方，经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了，今天有的不过是高官显要和暴发户们，而知识分子也没有表现出高于常人的德性。柏克意义上的贵族首先强调的并不是有无政治、经济、文化权力，而是一种德性。而这种德性中，最重要的是强烈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和政治责任感。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又到哪儿去找这样的贵族呢？ 王夫之曾经深刻的认识到，秦汉以降的中国，只能实行郡县制而不能实行分封制的原因就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一个已经礼崩乐坏了的世界里，还试图采用三代那种政治体制与国家建制，无异于刻舟求剑。在时隔300多年后，尤其是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洗刷之后，平民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在这样的时代里，仍然试图复古，试图重建三代之制，这已经不是迂腐而是反动了。 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梁启超曾经用他一贯充满激情的文风反对过，帝制仍然复辟了83天。而在今天，还有几个人会对三代之制有兴趣呢？ 2005年5月21日成稿于沪西寓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