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在台湾：历史、现状与未来作者：刘乐恒来源：微思客 WeThinke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正月廿二丁亥日 耶稣2015年3月12日 摘要：虽然台湾新儒学试图对上一代新儒家进行继承、批判、转进或超越的工作，但目前为止似乎尚未形成在系统性、深入性、典范性等方面，可以比拟和超越唐、牟的学术成就。 编者按：在谈论新儒学于中国大陆外的发展与嬗变，台湾是一个难以忽略的地区。虽不及香港新亚书院般著名，且当代许多台湾新儒学者因多侧重学术探讨而轻社会反思，因而大众对其并不熟识;反而是北美地区的一些儒学家，吸引了更多的社会注意力。但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在大陆颇有名气的傅佩荣外，作为新儒学八大家代表的方东美与牟宗三，其不少门人弟子在辅仁、政大、台大等不少高校以及“中研院”潜心研究，继续新儒家在当代的持续深入与体系化发展，也对于台湾、香港、大陆乃至东亚的思潮、运动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没有得到学术界外的关注，颇为遗憾。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刘乐恒副教授为此撰文，希望能对台湾新儒学的发展进行重新梳理与反思，以填补社会对于海外儒学在台湾发展与嬗变过程认知的空白。文中展示的台湾新儒学的“四个趋势”，编辑总体持赞同意见，但部分细节仍有商讨的空间。 刘乐恒：略说新儒学在台湾的现当代发展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思想界，是一个充满张力、困境、机遇的竞技场，各种思潮相互交织和牵引，并与文化、政治、社会等问题相互勾连，形成错综复杂的状态。不过，这时期中国思想界大致可分为三大思潮：社会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特别是现代新儒学)思潮。三大思潮在思想取向上对比强烈，但它们都试图从各自的角度去回应“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科学”和“民主”两大现代主题，只可惜三者之间意气之争过多，良性互动过少，最终使得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出现某种程度的迷失甚或断裂。 随着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主导中国大陆，自由主义人物也纷纷转移到港台和海外。而第一代的现代新儒家如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因为对新中国保持着或多或少的希望，都留在大陆。另外的新儒学大家如钱穆、方东美、张君劢，以及熊十力三大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还有钱穆弟子余英时等，都转入港台等地区。他们以肩负、延续中华文化为己任，试图在中华文化“花果飘零”的时代“灵根自植”(唐君毅语)，阐释中国传统的人文理想，发扬心性固有的德性义理，寻求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安顿身心，并延续儒学生命力。不过，这些流落港台的新儒家人物，他们的思想文化取向相当复杂，难以一概而论。本文主要介绍影响力较大的熊门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在台湾的思想取向与学术活动。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唐、牟、徐等第二代新儒家便将港台发展成新儒学最重要的阵地，他们在台湾讲学、任教、创办杂志、出版著作、培养学生，其中尤其是牟宗三与台湾的渊源最深。1958年元月，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与张君劢四人在台湾《民主评论》上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意味着现代新儒家学术团体的形成。《宣言》尝试与西方学者沟通，指出西方汉学传统难以同情理解到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而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则在于“心性之学”。心性之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则有利有弊，利者在于心性之学让人得以挺立道德主体性，领会到天道性命相贯通的纵向一体之义，是中华文化所以悠久不息之源;弊者则在于横向建设不足，未能充分发展出如西方一般的科学成就和民主政制，需要向西方学习。《宣言》彰显出了宋明理学以来的新儒学传统，并且开启儒学的现代性转进之路，同时也体现出台湾作为新儒学重要阵营的地位。 另外，新儒学在台湾发展的另一重要活动是1975年《鹅湖》月刊的创刊。凭借《鹅湖》月刊以及“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的思想阵地，新儒家第三代学者特别是牟门弟子逐渐形成“牟宗三学派”，对台湾学术思想界影响深远。同时，唐、牟、徐诸先生则在台湾讲学和任教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各自的儒学思想系统。他们虽然多强调心性之学，强调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一体之义，但各自的思想视野和方法略有不同。晚年唐君毅融会中西印哲学，并展示出一切哲学思想、文化活动、道德行为、生命之教都是心灵活动所感通之境，并判儒家的天德流行境为最高境，以此明确人类思想统类，安顿身心性命。晚年牟宗三则在台湾建立起其成熟的“道德的形上学”思想系统，即通过道德切入形上学，通过道德实践或挺立道德主体性，达致大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形上学境界;同时他根据道德的形上学和佛教“一心二门”的模式，开出两层存有论，即现象界的存有论和本体界的存有论，从而在发扬心性的基础上会通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徐复观也主张阐扬心性之学、道德主体性，但他与唐、牟的哲学路向不同，他站在思想史的角度，提倡通过儒学主体性的客观化转换与农业传统中自耕农的复兴与转进，开启出现代儒家民主政治。总言之，唐、牟、徐等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先生，在当时对台湾思想界起到深远影响，并培养和形成第三代新儒家学者。 不过，台湾在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本土意识的日益高涨、民主进程的曲折演进、社会的结构性变更、社会与文化的多元化趋势、后现代思潮的传播等原因，许多唐、牟、徐的后学以及其他儒学研究者不再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受与儒家道统观念。同时，现象学、诠释学、英美分析哲学等现代哲学的兴起，也令新儒家内部或牟门内部学者比起上一代有了不同的思考。就笔者的看法，虽然台湾新儒学试图对上一代新儒家进行继承、批判、转进或超越的工作，但目前为止似乎尚未形成在系统性、深入性、典范性等方面，可以比拟和超越唐、牟的学术成就。不过，当代台湾的儒学研究确实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另有一些新儒家学者后来则与唐、牟等人的思想拉开了某些距离。据笔者了解，当代台湾的新儒学思想与研究有下述几个方面。 一、第三代新儒家及牟门后学。 一般认为，唐、牟、徐是第二代新儒家代表，而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余英时四位则是第三代新儒家代表。四位学者都在台湾成长、求学以至教学，都深受前辈新儒家如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的影响或成为他们的学生，都与台湾有深刻联系并影响台湾学界。他们现在仍然健在并享誉学界。除了余英时是思想史名家之外，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三人都是哲学家，他们大多继承方东美、牟宗三的儒学思想，但其思想更具国际性和当代性。杜维明提倡“文化中国”的概念，诠释中国哲学中的“体知”问题，并以开放立场倡导多元对话。刘述先以儒学的立场，推动全球伦理建设以及世界各宗教间的对话，揭示儒学思想中所蕴含的“超越内在”的向度，并重新解释“理一分殊”以推动儒学的当代性发展。成中英则富于哲学创造，他广泛吸纳方东美哲学、诠释学和英美哲学，发展出一套“本体诠释学”。另外，除第三代新儒家外，牟宗三最重要的门人弟子大都在台湾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其中蔡仁厚、杨祖汉、戴琏璋、曾昭旭、林月惠、李明辉等，对牟先生思想或继承，或丰富，或深化，或专注哲学性辨析，或从事哲学史研究，在台湾形成影响力巨大的牟宗三学派。总言之，第三代新儒家及牟门后学以继承发展第二代新儒学特别是牟氏思想为己任，并在当代性与多元性的脉络中推进新儒学发展;其中有些学者较之唐、牟有更为丰富的思考。 二、“东亚儒学”研究。 台湾大学著名学者、思想史家黄俊杰教授近年启动了以“东亚儒学”为主题的大型研究计划，并取得瞩目的学术成果。黄教授早年受新儒家影响，后来鉴于现代新儒学未能充分应对日益全球化、多元化、生活化的情势，因此呼唤一种整合性、交织性、多元性的儒学研究，由此“东亚儒学”研究应运而生。在研究内容上，“东亚儒学”着重将儒学思想史放在东亚这个整体脉络中进行考察，侧重中、日、韩儒学思想或经典文本间的互动，关注东亚儒学史的“媒介人物”。在研究方法上，“东亚儒学”注重过程性、脉络性、互动性，抛弃西方范式独大，强调中西互为主体，超越化约论和国族中心主义。由此出发，黄俊杰批评现代新儒家具有过多的“国族中心”、“国族论述”、“自我中心主义”，而忽略东亚这一整体脉络。在严格意义上说，“东亚儒学”研究并不能归为现代新儒学的新发展，但由于它提供和补充了儒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视野，所以从广泛意义上说，它也可以被视作现代新儒学在当代发展的另一种可能。另外，“东亚儒学”研究的主持人黄俊杰也从事徐复观研究，充分阐释了徐复观儒家民主政治思想的殊胜与不足，这无疑延续和发展了第二代新儒家的思考。 三、现代哲学影响下的儒学研究。 台湾学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系统深入地学习、思考、借鉴西方现代哲学特别是现象学、诠释学、后现代哲学，并将之对比中国传统儒、佛、道哲学，由此在某种程度上，较之牟宗三等人有了新的转进，并获得各自的思想成果。这些思想与研究特别注重儒学与生活世界或意义世界的关联，重视他者，提倡多元，与第二代新儒家强调道德主体性、强调心性之学的方向或略有不同。在这些学者中，有的是上一辈新儒家的弟子，有些则自成一格，难以一概而论;但因为他们从事儒学研究，所以从广义上说都可以归为台湾的新儒学在当代发展的一个方向。其中，沈清松、陈荣灼、蒋年丰、杨儒宾、袁保新等人的工作较为显著。沈清松教授受到方东美机体主义的兼综会通性的思路启示较大，他并吸收了现象学、诠释学、当代科学哲学、当代士林哲学等思想，在哲学方法上提倡“多元的对比”，在伦理学上主张“走向多元他者”，在知识论上贡献“外推的策略”，以求切合当代社会，并由此批评新儒家重道德主体性而不重走向他者，重内省而不重外推。沈氏的哲学思考严肃认真，成系统性，值得重视。陈荣灼教授则为牟门后学，但他广泛吸收了现象学、后现代哲学等思想，重视牟先生所忽视的思想论题如“情”、“气”等，并对之作出独特展示。蒋年丰、袁保新、杨儒宾等也深受海德格尔、梅隆-庞蒂等人的现象学思路的影响，重视发挥儒家诠释学，强调儒学所蕴含的“身”、“气”的向度，与牟宗三强调道德形上学和心性主体的挺立，构成或多或少的对比。当然，上述在现代哲学影响下的儒学研究，其思想方向各有不同，包含有儒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四、“后新儒学”思想。 在台湾的牟门后学中，林安梧因为提倡“后新儒学”，以示与前此的“新儒学”构成对比，显得较为特殊，因而应略作交代。牟先生逝世后，林安梧受熊十力影响，在牟先生逝世后提出牟氏“一心开二门”、“两层存有论”应该转进为存有的“根源”、“开显”、“执定”三层存有论，主张从牟宗三回到熊十力，以打开牟宗三以外的另一种思想可能。同时，他还指出以往的儒学与宗法封建社会联结在一起，通过“血缘性的纵贯轴”如三纲五常等形成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的总体，但现在这一部分面对新的社会建构，面临挑战，需要转化。另外，宋明理学以至现代新儒学的“内圣开出外王”之说，难以顺应现代社会，因此应该转变为通过“外王”调节出新“内圣”，而这个“内圣”并不在强调心性修养，而应注重社会正义的维护。林氏将其他牟门弟子归为“护教的新儒家”，将自己视作“批判的新儒家”。总言之，林氏提倡“后新儒学”，富于创造性和启发性，并提供出牟宗三之外的另一种思想可能性;不过他的“后新儒学”思想较为杂糅，部分表述略显夸张和偏颇，而且实际上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似乎第三代新儒家如杜维明等人都曾作过深入研探并有更为系统性、建设性的思考。 本文简述了当代台湾新儒学的四种发展方向，其中可能有疏略和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不过无论如何，台湾儒学有着深厚的民间土壤，有着丰富的学术积累，也有着长久的生命活力，能够为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提供全方位的借鉴意义，也必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思想文化上的支持。 本文载于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内部刊物《海峡桥》第二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