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朵生】中华文明的救赎：重建乡村文化
 | 慕朵生
作者简介：慕朵生，男，独立学者。中国儒教网主编，儒教复兴论坛总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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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救赎：重建乡村文化
作者：慕朵生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甲午年七月二十四日
西历2014年8月19日
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农村文化建设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因为，文化是精神的家园，没有文化的农村，就是没有灵魂的废墟、没有希望的田野。更重要的是，重建乡村文化，还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自我救赎！
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中华文明是一种农耕文明，千百年来农村一直就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载体，数以亿计农民躬身践行的仁义、孝悌、忠信、和谐等优美价值观念，以及自组织的社会秩序和良善的风俗习惯，既维系着古典中国的文化传承，又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文化根基。
然而，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本质是农耕文明转变为工商文明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运势之下，中国农村先是发生了土地革命、联产承包、乡镇企业等系列重大变革，继而又出现了人口城镇化和流动化交织并进的汹涌浪潮——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为人类历史所罕见，农村文化建设因此经历种种阵痛。对此，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痛心疾首地说：“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本来包含着赖以维持其健全性的习惯、制度、道德、人才，但在过去百年中不断受到冲洗，结果只剩下贫穷、疾病、压迫和痛苦。”
阵痛的主要表现：一是具有道德、礼仪以及治理权威的传统乡绅阶层逐渐消亡，农村社会秩序不得不越来越依靠行政力量进行运转，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官民矛盾，以至于频繁发生因官方征集宅基地、土地等纠纷而引发的命案甚至群体性事件。此外，村委会和村支部等农村基层组织（非基层政权），又常为强势的家族、宗族甚至黑社会性质的势力所把持，欺压良善、为非作歹——而在过去，他们都会受到乡绅阶层的有力抗衡与制约。
二是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定居或打工，留守人员被称为是“三八六零六一部队”，既多为妇女、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因此农村出现家庭“空巢化”、社区“空壳化”、生活“空虚化”的“三空”现象，部分留守的青壮年参与赌博、吸毒、偷盗、抢劫等违法犯罪现象愈来愈突出，而以耶教为代表的洋教，以及各种五花八门的邪教，则趁留守人员文化精神生活空虚之际而日渐泛滥。
三是随着物质化、商业化的发展，农民经济利益、商业规则、权利观念、诉讼意识等大幅提升，相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日渐淡化。即是说，农村正在由一个充满温情的“熟人社会”，变成一个人情冷漠、人际疏离的“陌生人社会”。
与此同时，政府职能缺位、经费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落后、文化产品短缺以及文化人才匮乏等，严重滞后了农村的文化建设，以至于只能为农民提供“演演电影看看戏、打打乒乓下下棋、翻翻报纸猜猜迷”之类形式上的文化生活服务，缺少价值和精神上的人文关怀，很难收到“以人为本”、“以文化人”的效果。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妥善解决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农村文化建设则是再造中华文明新辉煌的重要内容——这是费孝通先生在长期观察研究“乡土中国”基础上，而且是在多年之前就提出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即实现中国的“乡土重建”和“文化自觉”。
推动农村文化建设，首先要摈弃“改造农民”的偏颇认识。无论是民国时期晏阳初的“教育中心”、卢作孚的“经济中心”、梁漱溟的“文化中心”等乡村建设主张，还是目前“送法下乡”、“文化下乡”、“科技下乡”、“卫生下乡”以及近几年提出的“儒学下乡”等流行做法，都想当然地把农民视为“被改造者”，未能将其作为创造和建设农村文化的主体，因而未能激发其积极性和主动性。
现在，“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农民”，而是不仅要尊重并激发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自觉意识和创造能力，而且要诚心向农民学习和请教。须知，在这个被“西方化”和“现代化”的社会里，农民，唯有农民，才是在生命、生存、生活中“人伦日用而不知”地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基本底色的群体！城里人，特别是那些“有知识没文化，有文化没信仰，有信仰没行动”的知识分子，在质朴的农民面前，应该保持谦卑和敬意！
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其次要树立“立足土地”的牢固观念。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源于土地的文化才是农民生活所需且喜闻乐见的文化。因此，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不是向农村介绍和输入什么“新文化”，而是接续和抢救日渐式微甚至已经断层的乡规民约、乡绅治理、家谱祠堂、祭祖认宗、婚丧嫁娶、集市庙会、节日节气等农村文化传统——这些才是农民所创造，且最贴近农民生活的文化。
此外，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一股“农民被城镇化”甚至强行“赶农民上楼”的可怕现象，这是对“新农村”建设政策的误解和扭曲，不仅破坏了农村传统的聚落形态和建筑风貌，而且违背了城镇化自然演进的历史规律，既引发了大量群体性事件，又造成了大量人财物的浪费，必须坚决予以制止！
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第三要探讨“走出乡村”的创新路径。政府加大资金投入、改善基础设施等扶助性措施必可不少，但更重要的是支持农村文化借助各自区域、传统、特色等优势，打造品牌，提升魅力，既吸引外地人旅游参观，又走出乡村、走入城市、走向全国演艺交流，使之与城市文化平等相待、互相学习、彼此融合、共同发展，一起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城市文化的确需要向农村文化学习，由农村文化来平衡！须知，农村文化，特别是农村传统文化，既保持着乡土底色，又保持着质朴本色，原本就与中国文化相与一体、不甚分别。相反，当今以城市题材为中心，以城市精英为受众，以物质主义、产业主义、消费主义、娱乐主义为特征的城市文化，虚无、浮夸、空洞、滥情，任其一头独大下去，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而言，将是一场严重的灾难！换而言之，就是要以农村文化之“质”，来救城市文化之“文”，使中国文化做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从近期看是为农村人口城镇化和流动化提供了更大动力——这对农村文化建设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从长远看是为城镇人口返回农村既“逆城市化”奠定了制度基础——这对农村文化建设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在此大背景下，重建农村文化的任务更加突出、意义更加重大，可谓时不我待，必须砥砺前行。也唯有成功重建农村文化，才能矫正城市文化的方向偏颇和一头独大，才能使中国文化更健全、更健康，才能使中华文明在完成自我救赎的基础上再造新的历史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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