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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复兴的制度性路线设想 作者：李阿慧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5月5日 作者简介：李阿慧，男，1987年生，山东栖霞人，2013年毕业于华侨大学，获哲学硕士。现为杭州某社区国学堂义工老师。学术兴趣:中国古典学思想、经学思想，政治哲学。 儒家文化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全部，但在长久的历史时期里却是作为主流的社会精神。并且在汉初确立为“官学”之后，中华文明的制度载体基本上是由儒家思想奠定的。所谓“制度载体”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教育和宗教机构，汉武帝时广招天下儒生，设立五经博士，《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了汉初尊儒的整个过程，通过经学博士和学官，而从政教制度上确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按照传统的理解，儒学有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之分。所谓心性儒学是由子思和孟子首开，主要体现在《大学》、《中庸》和《孟子》等先秦文本中，宋明理学又与佛家、道家思想相贯通、融合，于是就有了心性儒学，也就是宋学，宋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科学派的诟病最为严重。而政治儒学则可溯源先秦时期的《春秋》，《春秋》具有某种政治讨伐和申辩的意味，《春秋》经在西汉被立为官学，成为汉儒寻求政治教化的重要经典文本，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正是要重新辨识《春秋》经里的素王改制成分，另外儒家其他的经典著作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政治儒学可称为一种天下观念和大同理想。 如果要讲儒学复兴，那就应该先分析哪个层面的复兴，是心性儒学还是政治儒学？抑或其他方面。我们可以借助李泽厚的概念，称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简称为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而宋明理学家和现代新儒家分别代之以“内圣”与“外王”。 儒家是沟通私人道德与公共道德的习俗道德，这种习俗道德并不依据于某种文本，而是由长时间的传统积淀而成的，儒家对于知识精英来讲是一种内在的信仰，而对于一般大众则是一种社会规则和习俗风尚。尼采在《朝霞》中分析习俗道德产生的根源时说，习俗道德是通过传统和权威才得以确定和延续的，习俗道德是内在于人们心中的道德观念。可以理解儒家道德作为一种习俗性的道德，一方面通过权威（崇尚秩序）和传统（祖述尧舜）来延续道统，另一方面又通过礼乐制度和选官制度来延续其政统。 一、儒学衰落的制度性根源 儒学的衰落是中国现代化之路上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儒学的没落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事件，也是中国社会整体结构和制度变迁的反映。中国的政治权威和文化传统在二十世纪遭到了灭顶之灾。实际上，儒学在近代中国的衰落体现在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面临的危机上，二者在戊戌变法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二三十年间均受到严重冲击。 学者在分析其儒学衰落的历史根源时往往只从一系列社会运动着眼，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些运动固然提供了一种宏观视角，但如果要更加细致地分析具有原因，则要寻找其制度性根源。制度发生改变才会影响到习俗道德，因而要分析到底是哪些具体的制度导致了儒学的断层和难以为继。 晚清从戊戌变法到预备立宪的几年时间，政府机构改革最大的是教育制度。这首先体现在科举制度的废除，彻底改变了延续千年的升学和选官制度，致使儒家经典学问在求取仕途上变得无足轻重，从而对精英阶层中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弱。儒学的实用功能和权威性由此降低，读书人不必要熟读儒家经典，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多元的升学和选官途径。 新式教育制度的兴起，这体现在初级到高级学堂的兴办，其教育理念逐渐倚重于西方的教育模式，增设了诸如美术、算数、物理等课程，与此同时儒家经典在教学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与西学同时传入中国的是激进的历史观，以及相伴随的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西学观念的冲击，这是一种时代转换带来的文化自主性的丧失。 中央政府相关机构的废除，如礼部、翰林院、国子监等都是承载中华文明的礼乐制度、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主要机构，自民国政府建立之后，历任中央政府都没有设立这样的机构。取而代之的是教育部和文化部等机构，而这些机构的职能基本上只是行政和管理，不具备开创文明新形态的职能。 中华民国的成立，开启了习尚制度的改革。在中国传统社会，习尚制度是一种不成文法，它体现为自古延续下来的生活观念，以及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念，关系到百姓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行为规范。在中华民国颁布的法制规范中，废旧礼、旧俗的习尚制度改革占有很大比重。例如，禁止妇女缠足、倡人权、废跪拜、易服饰[1]。这些旧礼旧俗不能说跟儒家的社会观念一点关系没有，但关系多大尚无定论。习尚制度若发生改变，则习俗道德必生变化。而教育和选官制度也间接地改变了一个社会的习俗风尚，整个社会的舆论面貌焕然一新，于是旧礼不倡、旧俗不兴，儒家的礼乐和宗法制度因而也面临崩溃。 晚清民初儒学的衰落，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根基的倾颓，以及社会风尚的大翻转。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新的知识体系的传播，各种的“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儒学作为一种官学立场已经变得日渐不可能。整个二十世纪，儒学从国家祭坛上搬下，被视为封建主义的余孽和现代国家的绊脚石，甚至被人们踩在脚下，这是两千余年所少见的文化激进现象。 二、改革开放以来儒学复兴的路线 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学热以及儒学复兴的浪潮主要来自于两条路线： 一是下行路线。主要是发轫于民间的国学热，又体现于读经热的传统教育复兴，这种儒学复兴具有民间性和通俗性。读经热最早是从台湾和香港以及东南亚等大陆之外的华人聚集区兴起的，这些地方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并没有随政治事件而中断，但在现代教育制度的包围下也显得愈见微弱。九十年代之后，大陆在民间教育中出现了国学热，比较有代表的是提倡读经和办私塾教育。这种教育往往比较松散，并且由于现行的教育法规政策限制了国学教育大规模开展，只是限于一些较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之所以称国学热和读经热为“下行路线”，是因为这种复兴只是在民间，并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主要以发扬传统的读经和国学教育为着力点。 二是上行路线。主要兴起于精英知识分子对政治儒学和礼乐制度的提倡，他们不甘于只从学术上谈儒学，他们希望依靠社会组织或政治力量促使儒学复兴。从九十年代初起到当下，精英阶层包括学术界和文化界出现了儒学复兴的热潮，比较有代表的是蒋庆提出儒教和政治儒学的纲领，陈明和刘军宁提出将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融合的思想，甘阳提出儒家社会主义的主张，姚中秋提出复兴儒家的礼乐制度，干春松提出制度儒学的观念，张祥龙提出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其中各位学者的主张各不相同，矛盾分歧很大，但也有相契合的主张。另外还有《原道》、《文化纵横》等刊物，从学术上推动传统学术和文化重建。除此之外一些学者积极推崇儒家的生活方式，这偏向于儒家的私人生活一面。上行路线与下行路线不同，具有很强的学术化背景，主要着眼于传统文化和文明在国家层面上的复兴。 不管是下行路线所代表的民间国学热还是上行路线所代表的精英化的儒学复兴，都是一种非官方的立场，官方对于国学热和儒学复兴并没有太多直接介入。蒋庆强调政治儒学具有一种对权威政治和专制政治的批判性，想从政治儒学中撇除政治意识形态，但政治儒学跟权威政治在现实层面始终相互伴生，从蒋庆最近提出来的“三院制”[2]，我们或可了解政治儒学的内在矛盾。但蒋庆也非常注重儒学的民间性，这与秋风和陈明等学者的立场很相近，他们都认为儒学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应该培植于民间。 由学术化的儒学到民间儒学的转换，主要是依靠于各种社会力量实行的制度性路线。所谓制度性路线，即具有普及民间的视野同时也具备一种专业性视角，并且通过可行性的制度设置来逐步推动儒学的复兴，可以说它是下行路线和上行路线的调和。与下行路线的民间性相比较，制度性路线具有制度规范的特点，它依靠社会组织和国家力量实施制度建构，但并不与政治利益相牵连，并要淡化政治意识形态，最终仍是要保持儒学的民间性。制度性路线更加可行而非囿于纯粹的学理层面，它主要集中在教育和文化的改制上，而非一种政治儒学的制度改革。 三、儒学复兴的制度性路线设想：转变教育和文化的风尚 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一次“转化”，使之适应当今，这种转化一定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势必要通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来推动和转化。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的教育上，应该力图扭转盲目出国留学的热潮，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和发掘传统文化和教育资源上。 儒家历来充当了官学和意识形态。在未来需不需要保留官学形态可以另论，但务必要冲淡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国家立法机构重新确立国民教育的大政方针，清除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教育。重新解释国学、儒家等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这需要改变原有的历史观，不能一味地以封建主义解释儒家的礼乐制度。儒家主要以追求德性为目的，因而主要以求得个体独立思考并与集体、国家形成恰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主要目标。 儒学的制度性路线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国家有关机关建立中国传统文化复兴战略和政策，与国家的现代化战略一起写入宪法，从长远保障国家复兴传统文化的基本方向和政策的稳定性。从教育、文化、学术等方面系统地转化传统文化资源，运用大智慧进行古今转化。国家的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等部门应联合起来，制定出一些发扬传统学术和文化的政策，全国人大也应该率先制定一些相关法规法律。 这需要以教育为先导。官方建立国家的国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并列的学术机构，设立院士。国家国学院主要职能是研究和传播中华文化传统学术和文化；编撰典籍和相关图书；培养国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中小学和大中专学校培养国学专业的教师队伍。国家国学院的日常教学和管理在遵守相关法律的前提下享有最大限度的自主权，自主开设课程和教学计划。 民间设立双轨制的教育制度，给儒学教育开辟一扇窗户，另外设立专门一套教育政策和升学机制。从初中阶段选拨一小部分的优秀且热衷于传统文化的学生进行精英化培养，课程的一半以上以国学为主，辅以其他基础课程。以“书院”为主体，可以参照古代的书院制度，配备学术资历深厚的教师，建立儒者面向大众的讲学机制。 在一些有条件的大学，建立和整合原有资源建立国学院，为国学专业学生提供专门的升学途径，不必通过常规的中考和高考，并且建立长久的制度保障。这需要以书院和国学院作为主体来选拨人才，使这些培养机构拥有自主招生的资格。在普通高等院校建立通识教育课程，取代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通识教育课程主要包括历史教育、人文素养教育、公民教育等方面。所选取的课程包括古今最经典而通俗性的著作，也可以国家教育部统一编选的高质量教材。现在一些高校通过设立专门的通识教育学院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方面的经验已经积累了一些，可以设立先行试点院校。 以上是教育方面的改革设想，主要是通过设立国学院和书院制度来推行，以培养国学专业的精英人才为主，使之成为未来中国在文化复兴上的领导者。单是设立国学院和书院制度，在短期是无法改变社会风尚的，还需要从文化、传媒、文艺形式上进行制度改革。教育方面的改革主要依靠国家相关机关，文化方面则主要依靠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其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建立民间国学团体和儒学团体的联合会，官方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这些团体的讲学活动和其他活动，保障这些民间团体以教学和招生资历。民间儒学团体是传播儒学的最主要组织，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儒学团体不是纯粹学术团体，而是民间的自发性组织，民间儒学是儒学复兴的真正根基所在。 通过民间组织在民间恢复宗庙祭祀仪式，维持家族血缘联系。儒家的一个重要观念是讲究慎终追远的祖先崇拜，狂热的祖先崇拜已经不合时宜，可以转换为现代人可接受的祭祀仪式，更加理性化而庄严。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是反对狂热的和虚饰的崇拜仪式。因而宗庙祭祀要去除狂热与繁缛，通过简易而庄重的方式得到延续。 逐渐变革居住观念和生活观念，维护家族的亲情联系。儒家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家族亲情的家族联系。中国的传统儒学是附着在“家”的观念之上，没有了精神归宿的家族，谈何中华文明复兴。因而，未来中国政府要促使一个家庭和家族能够就近居住。所谓生活观念，体现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如在建筑风格上可以更加符合审美和实用性，并且融入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在服饰上的形式上进行大胆创新，融合中国古典服饰的风格，舒适和美观应该作为标准。中国人的生活观念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沉淀，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能否发扬广大，不仅对中国人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世界人民也将意义深远。 开出新的礼乐形式，纠正长久以来的大众文化缺失。中国历来讲究礼乐兴邦，礼乐除了有制度性的根基外，还具有教化民风、陶冶性情的意义。儒家的观念具有某种审美意象，这贯穿于中国人思想观念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审美性不仅仅是感官上的“悦耳悦目”，也是一种超脱于耳目的心智之怡。这大不同于现代流行文化狂躁的“娱乐”情绪，现代流行文化已造成了人的情感上的异化。新的礼乐形式的开出，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移风易俗，确定一种新的大众文化载体。 大众普及必须要运用现代传媒手段电视和互联网进行，不能排斥现代文明的一些技术成果。电视媒体也应开设和拍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高质量节目和专题纪录片，如百家讲坛在大众文化普及上就是比较成功的例子。它的成功也从侧面反映了大众对于传统文化常识的热情。 儒学只有根植于现代文明的土壤上才真正“合乎其时”地走向复兴之路。制度性路线是结合现代文明的有益成果，从一种可行性角度入手，所谓“制度”主要是教育和文化制度。制度性路线一方面看到了政治儒学之不可能，另一方面也从非政治的“教育”和“文化”上移风易俗。将儒学作为一种习俗道德加以提倡，这与政治儒学的抽象立场有本质不同。政治儒学寄希望于改变政体，从而改变整个社会习俗。而制度性路线则通过改变社会习俗，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更好的文明形式，而非简单地回归到传统中去。 注释 [1]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3页。 [2] 最近蒋庆和贝淡宁著文表示中国应该复兴儒家的“仁政”，按照《春秋公羊传》关于天、地、人的政治合法性主张设立三院：通儒院（天）、国体院（地）和庶民院（人）。《纽约时报》，2012年7月12日第2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