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时代：“华夏天下”的反面 作者：诸玄识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2年10月7日 世界重蹈于战国 战国城池尽悄然，昔人遗迹遍山川。 笙歌罢吹几多日，台榭荒凉七百年。 蝉响夕阳风满树，雁横秋岛雨漫天。 堪嗟世事如流水，空见芦花一钓船。 ——唐诗/栖一 春秋战国如何形成？根据先秦诸子，它起因于人口、人心、生态、竞争等之相激互荡（儒经论物化，荀子论性恶，韩非论人口与退化史观，庄子论机心与社会失纯，老子论人为与恶性循环）。凡此又与铁器革命有关，因而“战国”亦乃世界古史之普遍现象（“黑铁时代”），各地程度不同、或幸存或消亡而已。这好比科学革命作用于近现代（例如20世纪的极大人祸），如果考虑到地球村与生物圈的因素，则我辈或后一两代人必将面对万劫不复。 “战国”之兴替，植根于人心，其病原和医治的基本公式是： “仁者静”（生态平衡）→“知者动”（生态耗损）→“妄作凶”（“智动”或“发展”达到地理或生态的极限）……→“仁者静”（天人合一、民胞物与）。 老子认为，简朴如初、安居乐俗的“小国寡民”优于同室操戈、一毁俱毁的“联通天下”（后者今喻地球村）；除非圣人掌用科技（器），不割裂自然与人类以及两者之间的固有和谐（老子曰：“朴散而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这就是说，“器”的进步与普及被制导于和伴随于“道”，方能造成安和如初的“大同”，实为小国寡民之同质放大。老子在这方面，与儒家之“修齐治平”乃同出异名、百虑一致；他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且须深植根基，而永传后代，亦即：“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 正是通过上述办法，华夏不仅结束自身的战国状态，且还向外推广其“太平模式”，从而华夏久为“天下中心”与“母体文明”。华夏也是人类最大的“原罪爆炸”之容器与“利用厚生”之施主。华夏履行“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之人类天职，其呵护“普天之下”的要旨是：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保合大和”→“各正性命” 上述华夏“平天下”的过程是杂多混一、周期起伏、愈趋放大的“正反合”或“阴阳图”，迈向其终极目标——世界大同。唐诗云：“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前两句令我想到今人诟责国史乱象，鲜知她在承受忧患，更茫然于华夏之天职与使命。中国古人如此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酷似马克思所谓“无产阶级只有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在“平天下”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文明难免荷患形秽，实乃大器晚成，正如老子曰：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那么，今之“世界战国”或“全球战国”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是“平天下”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以致阴阳逆变、前功尽弃；或许先否后喜、曲通大同？问题出在“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上，即中国科技未能被文化制导而合理使用——老子曰：“……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尽管先前总是“开物成务、人文化成”，后来则“惟器无道、戡天役物”——老子曰：“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尽管中土是“正德、利用、厚生”，彼方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总而言之，“东学西渐”是文化失控、道器失衡的关键。东学西渐的“三步曲”是蒙古征服、郑和远航、耶教来华；此需专论，兹不赘述。 鸦片战争的另一种意义是，受惠于华夏的近代英国，用破坏生物圈所获得的物质力量（工业革命）来摧夷一种维系终古太平与大千和谐的“轴心文化”。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正是这样认为的（见其著《人类与大地母亲》）。 西方开始“弑母”（文明母亲和自然母亲）。——老子曰：“……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世界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了。——老子曰：“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普罗米修斯之火正在焚烧地球——老子曰：“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科技之光必须昭示文明之晶源，赞化万物，让众生长享太平） 《易经》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今于“器的文明”（物质/科技），可称一日千里、日新月异；但于“道的文明”（道德/和合），却是一落千丈、每况愈下。进而言之，按照中国文化，现代世界及中国无论怎样进步，实质上则倒退于“传统文明”之前或反面。哲学家冯友兰解释道： 从孔子时代起，一般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政治思想家，就开始考虑世界范围内的政治问题。所以秦朝的统一中国，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就好像是今天在我们心目中的统一全世界。秦朝统一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人一直在一个天下一个政府之下生活，只有若干短暂的时期是例外，大家都认为这些例外不是正常情况。因此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机构，保持天下太平，即世界和平。但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又被拖进一个世界，其国际政治局面，与遥远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局面相似。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已经被迫改变其思想和行动的习惯。在中国人的眼里，这一方面又是历史的重演，造成了现在的深重的苦难。（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 新战国策：保球籍 三季分战国，七雄成乱麻。 王风何怨怒，世道终纷拏。 至人洞玄象，高举凌紫霞。 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 圣贤共沦没，临歧胡咄嗟。 ——唐代/李白 （一）古今战国 春秋战国乃诸夏之“世界大战”，而19世纪末至今则为西方式的“全球战国”，后者登峰造极于两次“热战”，眼下正在积累“终劫”。两个“战国”之间的两千余年的世界历史，是“中国中心”的相对太平——虽然屡屡战乱或人祸，但不会愈演愈烈（例如武器升级），而致人类自毁；虽然频频波动或起伏，但无悖人和天和（遵循天人合一），遂保生命家园。这就是说，中国文化大抵呵护“普天之下”：“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保合大和”→“各正性命”。 近古近代之交，西方分享“华夏天下”而颠覆之——它撷趣中国技术而“裂变”为科学革命，并用之爆炸世界。尽管它乃传福音、布天国，或曰建立“永久和平的世界共和国”；可一经实践则截然相反。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现代白人国家都有一套道德体系，但做起来却是两样。……我们（西方）不能‘知行合一’：宣道而不实践，行动而不行道”（罗素类编pp557）。汤因比说：“现代西方民主……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实践中，却表现为不是兼爱和人道，而是部落意识和穷兵黩武。”（《历史研究》P8）西方走向世界的过程伴随着冲突、并使之最大化：统一意味着大战！何故如此？这是因为西方缺少“天下观”，它只有国家观与民族主义，更缺少“和合性”，它只有排他性与国家利益。故而管子曰：“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国族强加于天下，怎能涵容天下？当今霸主不正如此！ （二）百年国策 “纷纷战国无穷事，今日谁能说是非。”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不幸中的万幸则是西方内讧（世界大战与冷战），它使中国乘机施展“战国策”来“以夷制夷”（结盟对抗）；她终于在这个欧美所主宰的“全球战国”中崛起。全球化乃“新战国”，亦为中国智慧的“陷阱”，处于谷底的中国也能够很好施展，外交最为关键。例如冷战，中国从最初的受害者（《雅尔塔密约》）变为最后的真赢家，这是共和国之丰功伟绩；而之前的民国在此方面打下基础，则不应该被忽略。法国《费加罗报》载法兰西学院院士马克斯•加洛的文章，这样写道： 现当代中国，国际形象良好（首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其次是以大国参与世界，非以分裂添乱国际——引者），不能不说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审势度时，正确抉择，正确“站队”的结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成为战胜国之一，这是民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我们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民国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现在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两次大变局，即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中国只是派出了华工，付出远小于二战，收获也无法与二战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不仅终止了德国在华扩张的势头，也开启了此后废约外交的先河。……反法西斯性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参加的一方，既是胜利者，也是正义者，自不待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义性虽不及二战，但从国际政治的功利而言，中国如果选择不参战或参加另一方，结果都会非常糟糕：如果不参战，就不可能借机对德奥废约，也很难启动由此发端的普遍改约。而如果参加另一方，只要想想同为“老大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由于在这次大战中“站错了队”落得什么下场，就很清楚了。显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民国时期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后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国际政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而基本处于“乱世”之中、国力相对更为孱弱的民国，在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这两个方面（苏俄吞噬蒙满疆，其祸尤烈——引者），反而都成就卓着，对此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两次“站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增进是非常显着的。众所周知，二战时的“站队”，使中国成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时俗称“五强”），这是多少比中国发达的国家几十年梦寐以求而至今不可得的，也是迄今体现“中国站起来”的最大标志性事件。（http://www.xinjunshi.com/article/tst/article_42260.html） 所谓“共产阵营”和“民主阵营”之间的冷战，起源于1945年美苏英三强首脑之共谋，主要是以《雅尔塔密约》来牺牲中国（外蒙、满洲利权、国民党政权＋后者所培植的统一的朝韩政府）；若非如此，它们之间的对抗就会升级，并非“冷战”，而是“热战”——第三次世界大战。 冷战历时近半个世纪，结果是是一方“分崩离析”、一方“不战而胜”。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美国似已成为天下主宰，但世界却趋于多极化。德日两国及亚洲四小龙无疑都是冷战的受惠者，但仅此而已。实际上，中国才是冷战的真正的最大赢家！中国赢得冷战有双重意义：一是中华民族自从她被三强以《雅尔塔密约》宰割以后，却能够否极泰来而成功崛起；一是她的共产主义竟也幸存下来，并依然发挥其对内维护“大一统”、对外应对“新冷战”之功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在冷战中的所作所为：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古老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先是“合纵”于苏联而有后盾(1950－60年)，再是“连横”于美国而有奥援 (1973－89年)；在中国最孤立的时间段里，她打败了受到冷战双方支持的印度，保证了边疆腹地的安全。韩战越战、抗印抗苏，再加上两弹一星、三线二炮，凡此令中国成为冷战的一个重要角色。中国纵横捭阖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既起到了平衡作用，以防止世界大战的爆发；又抓住了发展契机，来解决自身球籍之难题——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轮流“扶植”下，中国先后开展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作为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出海”而参与世界市场与西方经济，这是由中美结盟所带来的）。老子曰：“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之极！” 新战国策：国民党 ……纳侮於北邻，徵盟日嚣讙。兵戈满四海，天步极艰难。鄂汉距江淮，列郡多创残。人命若菅蒯，闻这心胆寒。王家急军食，耕者不得餐。……贤哉夏金吾，直气生忠肝。立欲碎其首，无奈师旅单。……祖宗德泽深，国体宜无瘢。指日恢中原，以尽万国欢。——宋代/释文珦 （一）在劫难逃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剑拔弩张，风起云涌。“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南京政府的富国强兵和现代化就会成功。”——就连仇视国民党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也这样说（《中国新史》）。那意味着什么呢？“中国崛起”或许会提前半个多世纪，中华民族因而也免于内战与浩劫！1930年代，在世界决斗场上尚属配角的中国，若要避免过早投入和首战重创，不是没有可能的。她似乎还可继续“励精图治、黄金十年”，继续“整军经武、结盟求援”（德式新军），而施“缓兵之计”，推迟“共赴国难”。可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倭寇虽抱亡我之心（尽管《田中奏折》有争议），但它首先必须克服两个拦路虎——苏联和美国（日美战争早就酝酿，日苏战争正在规划）；所以“支那战争”并非“当务之急”。此须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之柔弱是其自身的不幸，但她之广土众民却成了列强互相坑害的“陷阱”——侵略者一旦陷进去，就是“众矢之的”,甚至沦为其它强国的猎物；故《孙子兵法》曰： 其用战……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列强乘虚而入——引者），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所以列强一般不敢违背“门户开放”和“九国公约”，凡有战略眼光的人都会慎重其事。日本上层莫衷一是，难有定论，眼看着中国（北伐）统一后一天天强大起来，从而“大陆政策”将成泡影，怎么办呢？打仗吧，又顾忌国际。兵书云：“攻人之法，先绝其援，使无外救。”中国这么大，非如朝鲜之被饿虎吞羊，怎能使之孤立无援？最好是震慑就范，只要能保障“日本在华特殊利益”就行（对华“三原则”：“中日亲善、共同反共、经济合作”）。日本威胁利诱，机关算尽；但蒋介石不予理睬，不和不战，拖延时间，只等列强混战（并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晓谕倭人）。日本人不是不懂得“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道理，但他们没有如此能耐与气度。无奈，关东军骄横跋扈，“下克上”，先斩后奏，而使《帝国国防计划》（1936年6月。对苏战争）“节外生枝”。即使如此，日本侵占满洲和华北也是对苏之备战步骤（斯大林就是这样认为的）。 （二）舍孩套狼 中华民国本可以按既定方针，而“以空间换时间”，等待列强开战，让其厮杀互戕，再以“生力军”收复失地。《孙子兵法》云：“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日本乃战争策源地，准备打世界大战；列强即将拼命，中国何故先殉？她战力稚嫩，有待加强（兵书云：“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而且日本与苏俄皆为虎狼之邻，后者笑里藏刀，觊觎中土，深入疆蒙。苏俄之祸华，远甚于倭：沙皇已割版图，斯大林挖攫更大（蒙古），且正吞新疆，拟并满洲；不仅如此，他屡媚日本，共分中国，皆被拒绝，因为德日誓盟反苏。若无国府抗衡与权宜应对，或者它被苏俄诱导，早早赴死于日本之战源，则无论日苏是战是和，那真是四分五裂、亡国灭种呀！所以，中国何故急于以卵击石、螳螂当车，而非伺机避实就虚、混水摸鱼？蒋介石无暇训政，未能驾民，反被其驱，而匍匐救丧。“民强官弱亦已久”。《商君書‧戰法第十》曰：“凡战法必本於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於邑斗，而勇於寇战。”从这个意思上说，蒋介石乃“独裁不力”，故无以举弱国而抗强寇。老子《道德经》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蒋介石正是这样社稷之主，忍辱负重，承受着国家之凶垢，却难见谅于当时。无论如何，他危难受命，弘济时艰，支撑华夏于不坠！ 《孙子兵法》又云：“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投卵者，虚实是也。”（避其锐气，出奇兵，虽弱能强）。中国抗战的时机选择颇不利（仅民情士气高涨，国际结盟为时尚早，却受骗于苏联，其它如军备等远不成熟）。按理，若是国力太弱，只好“以夷制夷、以柔克刚”；强寇压境，暂避其锋；莫问蚕食鲸吞，只看北上南进；协同投入，灭敌复疆。此有先例：苏俄曾与德国签《不列斯特条约》（1918年），搁置失地，稍后德国战败，则完璧归赵（何况当时满蒙疆藏台等均被列强所侵，非待其火拼致残而不能收复）。 老子论战争：“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哀兵必胜，先退后进！抗战谋略大抵如此，前期却走弯路（指倾师会战）。明代刘基著《百战奇略》曰：“凡战，若彼为主、我为客，唯务深入；深入，则为主者不能胜也。”不过，蒋介石施绝招而“嬴战略”，出奇兵而“占主动”。《孙子兵法》云：“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又云：“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那就是，国民党以战上海、炸黄河，前牵后迫，令日军绕开古代征服者所通行的、一马平川而无险可守的“纵向轴线”（北→南），而改从东西横向作逆水仰攻，从而中国能够陷敌纵深，持久消耗之。古诗云：“共说生前国步艰，山川龙战血漫漫”。 至于为救亡而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亦负罪而亡朝。军事家蒋百里感慨道：“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国力不如人！军力不如人！出此下策，也是无可奈何啊！”在此之前，蒋百里已提示改“南北纵轴”为“东西横向”的必要性，他说： 中国军队的素质和武器都不如日本，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因此，我们要力图避免在无险可依的北方平原上与敌决战，想方设法迫使日军主力改变进攻路线，将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吸引到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消解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日本兵力虽强，但它有致命的弱势：日本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奇缺；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而中国人口众多，兵员充足；领土广大，资源丰富。基于此，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我们则应反其道而行之，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的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当世多责蒋之炸黄河，义正而智浅。若非如此，日军追歼我抵抗中枢，此灭顶之灾乃万劫不复，遑论“战胜国”、废约复土、常任理事国！——数年之内，日苏谋划吞割，再是欧美替日而与苏俄瓜分；“红色中国”仅似蒙古而更小，其他则被“以华制华灭土著”，而且大陆周边诸如日韩台港等全遭此劫！吾辈鲜知白人帝国主义的本质乃因中华屹立而收敛。 如此国殇般的“抛玉引砖、诱敌深入”，倒也“死里求生、先否后喜（语出《易经》）”！蒋介石的这步“险棋”算是走活了，以致各国军事专家都认为只能抵挡3－6个月的中国军力，却坚持到最后胜利（一个弱国能首当其冲于战争策源地，竟岿然屹立八年之久，孰能做到；其间亡国的法国人感慨尤深，戴高乐曾为蒋介石打抱不平）！有人贬低国民党抗战，天理良心何在！魏德迈将军目睹中国抗战之艰苦卓绝，感慨道： 我开始领会到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惊人的坚忍与耐力，绝非如史迪威及他那些记者朋友所描述的不愿作战。法国在德国发动攻击之后六个星期即告屈膝，而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七年后，中国在一九四四年仍在苦撑。当我对局势了解更多，我认知到中国悲剧的一部分，是我们美国人对中国在一九四一年之前为遏阻日本而作的自我牺牲，大部分时间皆表现漠不关心。(《魏德邁報告》Wedemeyer Reports) 另一方面，抗日战争也首次证明了清朝所打造的“地缘政治”能使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比较：往昔之“地缘政治”基于中原，无险可守，板荡逐鹿，四面受敌，王朝倾覆）。 （三）兵锐智拙 再看日本方面。《孙子兵法》曰：“故善用兵者，……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又曰：“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虽然华军折殇过半（总体战的机制方兴未艾），但侵华日寇损失三分之一；而东京大本营则在总战略上兵分三路（苏联、欧美和中国），大战未开，先陷三分之一。以少胜多不成，则反复增兵，越投越多，此乃兵家大忌，日本侵华之战略拙劣也！不久，与苏联试战失利，损兵折将，遂改守势；主攻ABCD四国（America, Britain, China, Dutch）。这叫什么战略！ 日本昭和天皇后来悔悟：“如果学习、应用世界最高水平的《孙子兵法》，就不会发动必将失败的战争。”当然另有其客观必然性。 【附文：李宗仁：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铸成大错，而其小规模局部战略运用错误亦复如出一辙。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华北的驻军。如果乘胜跟踪穷追，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则京、沪不攻自破。 日军有此天与的良机而不取，竟将其主力军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旷日持久，作茧自缚。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前锋勉强一度进至黄河北岸，然而南望风陵渡，面对汹汹巨浪，何能飞渡？其后虽把主力军抽出，南下围攻徐州，西进攻占开封，企图席卷豫、皖产粮区域，却又被黄河决堤泛滥所阻。逼不得已，乃转循长江西侵。因两岸地形复杂，进展甚缓。到占领武汉，已成强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国历史上元、清两代入关，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临下之势，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军的支援，违背传统战略有利条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败固可预卜。 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所欲。关于此点，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来侵略，则又何必搞此无结果的侵略呢？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败的两项重要因素。 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已错，则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况“兵凶战危”，古有明训，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凭了一点武士道精神，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向，终于玩火自焚，岂不是理所当然吗？ （四）纵横排阖 “弱国无外交”——中华民国，在内被民情思潮所困绑，而不能灵活邦交；对外缺乏鼎力捭阖，唯做强权之棋子。尤其是，她是被苏联的“祸水东引”所害，战前中国的反日运动主要是被共产国际所操纵的，甚至《田中奏折》与七七事变也与之有关。原本，两个战争策源地按计划夹攻苏联（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订立“the Anti-Comintern Pact”），但这“大祸临头”竟然被老谋深算的斯大林以“签约誓盟、纸上谈兵”，双双化解了！略述如下： 第一、面对日本磨刀霍霍、阵兵待战，斯大林施“调虎离山”之计，即：签订《苏中互不侵犯条约》（1937年8月。早就筹备，计划援华。蒋介石在上海“先发制人”与此有关），而促成日军南进，首先投入中国战场；苏联则大力援助国民党，拼死拖悍寇（他曾承诺3－6个月内“苏联参战”，激励蒋介石战上海、守南京，作大牺牲，而悖抗战初衷。苏联仅派顾问团与志愿队赴华，加上大宗援助；从苏俄而言，此乃“代理战争”）。 第二、面对德军其势汹汹、掩至而来，斯大林施“釜底抽薪”之计，即：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8月23日），而转危为安；苏联对波兰趁火打劫，德国驰劲旅声东击西，从而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初期，苏德两国是准军事同盟。1940年11月达成瓜分世界的秘密协议）。苏联如此“化害为利、嫁祸于人”，可谓《孙子兵法》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之杰作。其恶不可学，当择善而从。今天的中国，乃多面受敌、一马当先，或将孤军迎战、杀出重围？唐诗云：“强兵四合国将危，无谋谁解见玄机？”我们能够打破僵局，化敌为友吗？ 再看历史：斯大林弄巧成拙，以致风云不测、因福得祸，那就是，苏俄乘着德国与英法火并，建立“东方战线”，假途伐虢，顺手牵羊，大肆侵略扩张；却招致希特勒“背信弃义、反戈一击”——巴巴洛萨计划之闪电战（1941年6月22日），死人数千万。这真是“多行不义，祸从天降”（苏俄吞噬东欧，饱尝苦果；谋取新疆，得而复失。注：军阀盛世才，加入苏共，俄化新疆，将并苏联，德军攻苏，盛世才乘机投诚蒋介石）！ （五）宏观战场 那时的美国，本可以隔岸观火，与世无争（“门罗宣言” 、“孤立主义”）；但它唯恐被世界大战“边缘化”，而无缘于霸权。所以，美国精心策划“以军事后发制人、以经济先声夺人” 走向战争；并且施苦肉计，瞒天过海，而“粉墨登场、反客为主”。美国与在地缘政治上“暂不为害”的苏联和中国结盟，夹攻“中间地带”（德国和日本），为其称霸扫清道路。但胜利在望之际，勉强与别的战胜国分配霸权，唯独排斥并暗算中国；即：美苏英三强进行秘密外交（德黑兰－雅尔塔密谋），坑害“第四强”——刚刚废辱约、收失地、取得民族独立、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她正值创巨痛深、师老民困。罗斯福总统的“一片苦心”旨在以中国“共产化”，来换取斯大林不接应西欧左倾（战后初期共产主义高潮）。因而实际上是美国安排并且资助苏军入华的，名为对日作战,纵其输出革命，装备共产党，分赃东北亚。进言之，美国引诱俄罗斯重返东方（俄罗斯早先败于日俄战争，再止步于《日苏互不侵犯条约》），让国际共产主义会师于远东。苏联控制中国的地缘政治，从朝、满、蒙、疆作环形倾压（而且已分蒙古，控满洲，乱新疆），扼住战略要冲，再装备百万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美国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财政钳制和舆论诋毁，从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困绑国民党；却还假装中立，偏袒调停，里应外合，配合苏联。它们是要把民族复振、文化独特和科技立国的中华民国“扼杀在摇篮中”！国民党已是抗战力尽、强弩之末，她渴望有机会、有能力百废待兴、四强济世，而根本无法应对无端剧变！解放战争与其说是“内战”，不如说是国际战争；与其说是国际战争，不如说是霸权国家操纵的战争（霸主宰世，绝大多数的战争与革命皆如此。同时发生的希腊“非共产化”的叛乱也是它们策划的，而且也是以牺牲中国为条件的，斯大林因而让步）。这就是说，那时“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在国民党一边：A.天时：“东方不亮西方亮”，三强不容中国民族主义，加上战祸天灾；B.地利：“农村包围城市”，加上苏联环压四疆，而国民党军队北上西进皆逆地势，唯有美国于东海“网开一面”；C.人和：文人西化和战争创伤，万民已是洪水猛兽，汇成革命洪流。再定量分析解放战争：国际因素和内战本身各占一半；后者又是七分政治（抗战国破、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三分军事；在军事中，情报一分（间谍渗透，国军输定），士气一分（奋起抗战，疲陷革命），战斗一分（兵力军火，国军劣势）。可见，国民党乃“纸老虎”，除了兵疲力钝，其它在战场之后、军事之外和“无形之中”，皆是如此。 附文：1947年林彪向苏联求援要了什么？ 【本文节选自《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答刘统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质疑》 作者：杨奎松 原载于《深度解读中国现代史：读史求实》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事实上，四平一役打响前，中共东北军队已经编成34万人，装备充足，光步枪就近20万支，有轻重机枪近7000挺，各种炮700余门。而且，照2月下旬林彪等报告，当时所得武器数量因为较多，部分武器剩余，只能暂存于仓库中。 3月中旬苏军又从朝鲜“给枪三万（余）支”。《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1946年3月16日。毛泽东得讯后曾专门电令林彪等，要求将这些多余的枪支用于组建和装备地方武装。同时他还要求苏军多给武器，称应“请他们加拨枪炮若干（例如步枪十万，机关枪一万，大炮五百门，弹药称是），以便广泛武装东满、北满民众及我军”，实现我“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的政治目标。《中央关于苏军撤退前力争占领长春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5日。而苏方对此一要求也表示了明确的认可。 高岗4月20日从哈尔滨电告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苏军已确定25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及一部武器。“交涉送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他答应我们进哈市后即会得到东西。”《高岗关于与苏军交涉情况致东北局并中央电》，1946年4月20日。四平战役期间，光是苏军帮助秘密从朝鲜运来的军火，就有上百车皮因疏散不及，被国民党空军炸毁。由此亦可知林彪四平、本溪作战能够坚持近两月，其大量弹药供应所由何来。 已知四平战役结束后，退入北满的十几万林彪部队很快就得到苏军的援助，1947年9月发展到48万人，12月更猛增到73万人。《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7年9月18日，转见刘统：《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496页。1948年以后更进一步发展到105万人，编成了12个纵队，14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一个坦克团。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413—414页。部队人数猛增，1947年武器装备还不很充足，1948年不仅不缺，还十分完备，且质量和火力水平大为提升。 1947年至1948年初，东北野战军主要作战只有“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正如刘文所说，胜仗不多，缴获有限，但部队枪炮却相当充足，其火炮配备甚至明显超过了国民党守军的配备，就连卡车的拥有量都超过了国民党守军。如此大量的装备和强大火力配备，既不是靠战胜国民党军队缴获得来的，也不可能是靠中共东北的军工厂所能全部提供的除刘文介绍的情况外，有关1947—1948年间中共东北军工生产主要还是修复枪炮和制造弹药，不能大量制造火炮的情况，还可参见《黑龙江军事志》第七篇，及大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大连建新公司兵工史料》，等。直到1949年春已建成的中共全国160家兵工厂月产山炮也只有两三门，野炮不过4门，步兵炮只有7门，小炮略多约500余门。参见程刚等：《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兵工生产概述》，《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02期。，苏方帮助显然是很主要的一个来源。 1947年初，即四保临江作战开始前夕，仅中共东北铁道司令部所属临江运输司令部，就经由朝鲜运进来10万多支步枪和1000余万发子弹。战争打响后，又抢运了7万多吨军用物资进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97页。 1947年秋，经过东北局军工部部长何长工的交涉和争取，苏军还将存放在中苏边境满洲里的一大批日军重型装备，全部移交给了东北野战军，东北局组织运力用火车拉了几天才拉完。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第427—428页。 从林彪1947年12月28日电报亦可知，苏军这年底还向东北野战军提供了30个步兵团和2个山炮营的武器装备。林彪在电报中向斯大林要求苏联从苏军所缴获的日本武器中，或从德国战利品中再帮助提供20万支步枪，1•5万挺轻机枪，7000挺重机枪，700门重迫击炮，1000门轻迫击炮，100门高射炮，200门山炮及其较多数量的弹药和20个师用的通信器材。转见万年：《解放军中解放军战略猛增的背后》，《海事大观》2006年第5期。斯大林随后从朝鲜输送了2000多车皮的军火给林彪。（论坛出处：西陆东方军事2012-04-06 10:48:49。http://junshi.xilu.com/2012/0406/news_345_245810_4.html） （六）伐交教训 不少两岸及美俄之学者——包括笔者上文——执着于苏联支援中国革命。然而并非如此简单，实很复杂。蒋介石错失良机尤为关键。原先，二战末期美苏英三强妥协，以免彼此“热战”，而以东欧及东亚大陆的共产化来换取西欧及希腊的清共复兴。但罗斯副总统死后不久，美苏隙嫌，斯大林鉴于苏联刚罹战祸还很残破，故不愿冒险行事，只想依据《雅尔塔密约》及其强加于蒋介石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合法掠取”（蒙满利权）；加上国军首战告捷（击溃林彪），此令莫斯科对毛共能力与美苏妥协，均失信任；因而这时斯大林本无意变乱中国，所以他警告毛泽东道：“……再发生内战，中华民族就会毁灭。”（这不是一句假话，至少同样经过世界大战的苏联是不能很快承受新的战祸的）。犹如唐诗云：“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而且，斯大林还认定蒋介石是“正朔”、是中国的“真命天子”。早在西安事变时，他救了蒋的命；他还支援蒋所领导的抗日战争，这也是拯救苏俄自己（避免德日夹攻）；他挟“三强密约”而逼蒋订约，冠以“友好同盟”，亦不尽虚伪，因为当时斯大林患上“恐美症”，就怕蒋亲美反苏，故而拉拢中国（即使订了约，他知道蒋口服不心服）。所以斯大林急切邀请蒋介石访问苏联（在此前后，他屡次拒绝毛的请求），真是“讲信修睦、睦邻友好”，这又如中国诗云：“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斯大林与蒋氏夫子的恩怨已逾二十年，而他对毛的印象几乎全是负面。但是，这只是斯大林的一厢情愿。蒋已经看透了苏俄的欺诈与贪婪，不理不睬，再是谢绝。此乃蒋介石所犯“天大错误”（对苏邦交采取“鸵鸟政策”）——当此之际，斯大林可依三强密约与三疆控扼来决定中国的命运，怎能让令他不安的蒋政权存在下去呢！蒋介石拒绝访苏使斯大林坚信蒋不会改变其亲美反苏的“本性”，他也担忧“中国但能统一，就会强大”。恰值马歇尔压蒋停战，救了林彪，并在美援、军火和“道义”上均已捆绑住国民党；这就回到了先前的三强妥协、两霸默契——以中国的共产化来换取苏联不接应西欧和希腊的共产主义，亦即“马歇尔调停”（牺牲中国）为“马歇尔计划”（复兴西欧）开路。因此自1946年5月底苏联开始大规模地援助中国共产党，并发动媒体，定性“蒋家王朝”，赞同“人民革命”。 战后初期，美国开始建立其世界霸权，以《雅尔塔密约》为蓝本，其要旨有两：A.欧洲第一：“李代桃僵，丢卒保车”，即：以牺牲国民党政权来换取“西欧民主”，只打冷战，避免新的世界大战。B.亚洲第二：“以毒攻毒，借刀杀人”，即：巧用国际共产主义来剿灭中国民族主义，从而保证它在亚太免受挑战——特别是其御用学者（费正清等）所发现的“致命挑战”，即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是：日本式“富国强兵、海洋立国”＋华夏型“内圣外王、王道治平”！美国以牺牲中国来安顿西欧、控制亚太，中国就像往古一样地承受天下忧患。反之，若非她在关键时刻，包容作为西方文化“暴力之最”的阶级斗争，从而靖平天下；那么，冷战变热战，世界毁于一旦。 解放战争虽神勇于内，但不屑于外——美苏视之为“代理战争”，它俩先已陷溺蒋，而让毛“痛打落水狗”。就纯军事而言，此乃战史之最不公平（不对称）者；其不公平、不对称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开幕的德苏合侵波兰和闭幕的苏联对日宣战（后者濒亡，因与苏有和约关系，而请苏调停向美中英投降事宜）。日寇当灭，苏俄行劫。故中国内战，虽赢犹悼，不宜过扬。老子曰：“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战略分析：抗战与内战皆倾向于超军事、超民族。蒋介石于兵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抗战损于后两者，益于前两者；内战相反，故反胜为败。这就是说，蒋介石在抗战中，丧师失地补救于结盟拒敌（“伐交”即结盟，抗战之“伐谋”即地缘战略：变更“南北抵抗”为“东西陷敌”）。然而，成也“伐交”，败也“伐交”，后者指内战；蒋介石终于认知，三民主义之功败垂成之原因，“首先是外交，……不能过于依赖或者信赖他国，因为过去对美国太依赖了”。其实孙中山先已告诫党人，要当心列强“外交灭国”（《三民主义•第五讲》），此印证于《雅尔塔密约》。蒋痛定思痛，前覆后戒，写下日记：“此次……失败，并非失败于毛共，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那么，外交何关乎内战？兵书云：“攻人之法，先绝其援，使无外救。”（语出唐代李筌《太白阴经•攻守》）正是因为外交不当，而使政敌有外援、内战国际化——毛共之拔帜易帜，明助于俄熊，暗帮于山姆！ 新战国策：新中国 ……尧兵曾用丹浦战，汉斗已碎鸿门营。我愿琢为北斗柄，指麾五星齐七政。庶使阴阳造化机，四时六气随吾令。——宋代/四锡 （一）列强倒算 上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苏英三强同流合污，割裂海陆，全球逐鹿：苏联囊括西欧以外的欧亚两洲，俨然是个大陆帝国；美国控制大西洋及西欧、太平洋及日韩等，从而形成“美国海洋，世界边疆”的地缘阵势。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先预言：“日美战争（太平洋战争）本身是件可怕的事，但其后果更为可怕：日本文明遭到破坏，中国被西方文化所征服，而美国则开始它的世界性军事帝国主义的生涯。”（The Problem of China，pp.174.）至于中国，似已跻身“四强”，却重新沦为“棋子”——九死一生，得十吐九：1945年《雅尔塔密约》之祸害华夏，在更严重的程度上重复了1919年《凡尔赛和约》；战后初期，苏俄挟《雅尔塔密约》之“特权”，与国共两党所订两个“同盟条约”，是战时蒋政权之“中外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大倒退（幸亏中国施展韩战，而令新辱约成一纸空文）。此须说明：美苏英三强所订《雅尔塔密约》，明文规定蒙古脱离中国与苏联恢复沙皇帝国主义在华“利权”，并默认苏军掳掠满洲工矿与装备共产党；但它的精髓，不仅是置中国于“苏联铁幕”，从而拒她于世界市场之门外，而且是把昔日的“中国文化圈”（朝贡体系）变为阶级斗争之祸区。 （二）赠送苦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世界性军事帝国主义的生涯”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蹉跎岁月、坎坷终身”。姑且不论“正面战场”——先与苏联阵营对峙，继而发动反恐战争；这里只讲“侧翼生变”，而且大有“异军突起、全盘皆输”之势头。亦即美国“培植劲敌、养虎为患”使它自食其果，这就是共产党中国！当初在援助中华民国对日作战的过程中，美国便开始颠覆国民党；通过“延安经验”（1944－45年），而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初恋”。稍后，美国便诱使苏军入华，暗自操纵中国内战，造成国共易帜，这是它如愿以偿的（1949年8月发表《白皮书》，不仅推卸责任，而且落井下石。当时，国军虽败，尚踞土数省、拥兵百万。《白皮书》对其精神重击，以致不战而降、溃不成军、仓惶浮海）！当此之际，美国则忍痛割爱，“转嫁情人”——把中国共产党还给了苏联。前不久还在示好白宫、邀请大使的毛泽东十分不快，口诛笔伐，痛斥美帝（评艾奇逊、司徒雷顿），但这是作样子给苏联看的，新中国必须倚靠超级大国。中国共产党回到苏联的怀抱，在他人看来是“共产革命之顺理成章”，但在毛泽东则是“退一步而求其次”。如前所述，美国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换取西欧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复兴（共产主义扩及东亚，“马歇尔调停”为“马歇尔计划”开路）。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但老大哥并不信任这个“以俄为师”的大兄弟，生怕有一天，毛泽东将会投靠美国，而致患苏联；于是老奸巨猾的斯大林“批准”毛泽东访苏（1949年12月16日。此前斯大林屡拒毛的请求。毛这回访苏的议题之一是“解放台湾”，遏制美国“介入”；结果事与愿违，倒是上了斯大林的圈套），一呆就是两个月，西方媒体说毛被“软禁”。幸亏许多国家表示承认新中国，斯大林才决定先签“城下之盟”，而后放人（1950年2月14日签约，2月17日毛结束访问），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包括“特别协议”。当时可以理解为，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中苏军事同盟”。北约成立于1949年年4月）；它在字面上之祸华，不亚于鸦片战争以来任何一个不平等条约，如其中第十七条云：“缔约国双方同意：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不仅如此，斯大林还阴谋策划了让新中国与美国正面冲突的朝鲜战争，考验盟友，耗住对手，一举两得。事后来看。斯大林颇似“神机妙算、谋奇计巧”，却欠“攻心为上、高瞻远瞩”；凡事不可强求，只能因势利导。 （三）后生可畏 新中国并不情愿作此军事冒险，她渴望在超级大国的帮助下，完成国家统一，并早日实现工业化，赶英超美，确保球籍，鼎立世界。但斯大林已作安排：指使金日成发难灭韩，如遭遇美军大举反击，则中国倾巢驰援。无奈，新中国不能没有超级大国为之后盾，况且“解放台湾”还有求于苏联。然而出乎世人预料的是，朝鲜战争（韩战）对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新中国来说，则是“歪打正着、一鸣惊人”；它对于美国来，虽然“打个平手、还原对峙”，但也是其“帝国主义生涯”的首次受挫，刻骨铭心。基辛格在其所著《论中国》书中评朝鲜战争： 从这个广义的目标来说，朝鲜战争并不仅仅是一个平局。此战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军事力量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树立了此后数十年中国军队可敬可畏的名声。对中国在朝鲜的记忆严重地制约了美国的越南战略。北京成功地运用此战和“抗美援朝”的宣传实现了毛的两大目标：……给人民注入了“革命热情”及民族自尊心。通过培育对西方……的仇恨，毛把朝鲜战争定位成“打倒美帝野心狼”。在几十年的虚弱和耻辱后，战场上的胜利被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复兴。中国在此战中精疲力竭，但它在自己和世界眼中已经面貌全新。 今有华人诟病朝鲜战争，并指它耽误“解放台湾”，真是史盲和浅薄！唯朝鲜战争首次扭转中华之千年文弱与百年病夫。若非如此，那以后的中国很是悲惨的：首先，苏俄强加于国共两党的两个辱约及其所控之满疆两地，不会被废止（蒙古例外）；其次，新中国将会反复应对外来军事冒险，即便不是被摧毁，也无暇富国强兵，仅这最后一点亦是致命的。 论及共产党中国的战争机制，在组织力与动员力、以及军事纪律和精神力量等方面，均已达到西方式“军国社会”的高标准；它不仅大为超过国民党，而且也胜于日本武士道（后者虽然一鼓作气打败沙皇俄国，又曾以一当十重创国民党，但经苏联红军“牛刀小试”，则溃不成军。共产主义的“战争机制”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克星。何况今之日本军事已是心理和地缘上的“双重残废”）。20世纪的中国，在各个方面也包括军事，进行了系统的“文明转型”，以应对和幸存于西方所造成的“世界战国”。国民党为该过程之中间环节，在军事上和其它方面，算是“准现代”的（若非盟助，它不胜任于大型战争）；因为国民党留念和守护传统，所以它不能顺应、不能驾驭时代潮流（虽然从历史长河看，世界现代史乃一股通向人类自毁的逆流）。新中国首先是在军事上完成“文明转型”，其它方面稍后也是如此，所以中华民族才能应对冷战乃至新的世界大战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如此极大潜势和能量，这是它能够涵摄并淘汰国民党的主要原因（两者表面上不共戴天、你死我活，实际乃前仆后继、接力冲刺）。古代军事家吴起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对于一个“危机国家”（例如内忧外患的20世纪中国），要想“国和军和”从而“万众一心、同仇敌忾”，那就必须采用极端强制，消灭“不和”（封建派系和西方思潮）。在这方面，比较一下蒋介石与毛泽东以及国共两党：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戒急用忍，反受其乱”，但它确是如古诗云：“官家发兵救死国，经年斗战兵已穷”；一是“无所不用其极”——“摧枯拉朽，统合亿兆”，然其亦如古诗云：“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开府当朝杰，论兵迈古风”。 （四）战魔落伍 美国霸权的第二次挫折是越南战争。它与其说是两国之战，不如说是两个阵营所进行的边缘战争；它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超常战争。越南共产党将领武元甲说：“是的，美国人是强大的，他们的武器装备是强大的，但是无济于事。越南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军事战争，因此，军事力量和军事战略既不足以赢得这场战争，也不足以说明这场战争。”战争胜负非决定于军事本身，此时更显著。可见，现代战争机器已步入《孙子兵法》之“诡道”，而令西方传统的“暴力决定论”失其效用，因而流于“纸上谈兵”了！克劳塞维茨定义：“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即克敌制胜全靠暴力手段。此乃美国之长处，但它未能赢得越南战争，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越南战争有个“大后方”，连接着中国和苏联阵营，从而成为冷战之“热点”。 概括一下现代战争：A.诡道：总体投入、正合奇出→B.全争：慎用暴力、上兵伐谋→C.全胜：弱者巧胜、强者柔克。换言之，战争乃有机生命之社群的“整体行为”，只有程度差异，从而决定战争规模之大小。如果说，往昔它是一个国族或国族部分的“整体行为”，那怕只是一次边境战争或有限战争；那么，现在它是一个世界或世界部分的“整体行为”，那怕只是一次局部战争或边缘战争（早先英阿战争之阿根廷以及近年萨达姆和卡扎菲等，均是隔绝于或离群于“大国阵营”，后者将是伊朗存亡之关键）。 （五）蜜月猎熊 美国霸权的第三次挫折是在心理上恐惧于苏联核大战、星球大战之威摄力（据说高估苏联实力）。后者令美国拉拢中国。斯大林死后，中苏分裂；国际形势越来越兑现于他生前所做的恶梦：中国乃“投靠美国”，从而孤立并钳夹苏联。于是，红色中国与美国重温旧情而“度蜜月”——中美结盟（1970－80年代）。《孙子兵法》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据此，可知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远非万全之策，却遗患无穷：他虽在空间上做到了“谋一域而制全局”，即阻击美国霸权，令北约（或联合国军）“出师不利”；这使战后初期患上“恐美症”的斯大林，颇为得计，很是欣慰。但斯大林在时间上却是“谋一时而误万世”——古诗云：“输机谋主有深意，欺敌兵家无远思”。新中国虽是不得已而出兵，但毕竟是帮苏联打一场“边缘战争”；所以新中国在战略上是“有恃无恐”（不怕打大、打败），而且竟然是“一战而强”（军事强国）。再者，斯大林哪里懂得中国俗话“不打不成交”这个道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斯大林这一失可不得了！基辛格说： 很讽刺地，斯大林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输家。他对金日成开了绿灯，并促使甚至胁迫毛参战……。美国的参战阻止了金。他促使毛参战，期待着在中美之间制造出长期的敌视、并增加中国对莫斯科的倚仗。斯大林预测对了趋势，但对后果错的一塌糊涂。中国对苏联的倚仗是把双刃剑。苏联对中国的武装缩短了中国自己行动所需的时间。中美之间的敌视并没有增进中苏关系，也没有减弱（中国）铁托主义的倾向。恰恰相反，毛算定了他可以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美苏之间的深刻矛盾让毛认为他不需要为向苏联的支持买单，实际上他还在此后几次危机时刻不经苏联同意用其壮己声势。中苏关系在朝鲜战后变差，很大部分源于斯大林对金日成的秘密鼓励，蛮横胁迫中国参战，及对中国不情不愿的支持。这些支持甚至是以需要返还的贷款形式提供的。十年之内，苏联将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论中国》） 诚然，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其中在军事上，美国的“空地一体战”虽很重要，但非决定性的（确也震慑苏联）；就像目前美国对华的“海空一体战”并不能成为制胜法宝一样。尼克松在其所著《真正的战争》一书中，讲到了美国“以正合、以奇胜”的对苏战略。“以正合”即使用军事强力及西方联盟对峙苏联，“以奇胜”即依靠西方的经济实力、精神力量和价值观念等分化瓦解它。苏联解体的原因大抵如此，但我认为，其中的关键是“中国因素”，它是苏联陷于斯大林曾竭力避免的“两面受敌”——苏联对峙于欧亚两边，战线太长，首尾不相顾；从而财政困厄，民生凋敝，以致本是最适合于战争或冷战的“中央计划经济”变得毫无“优越性”了！ 苏联的分崩离析，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的世界帝国之梦，化为泡影。概括一下：斯大林所订立五个国际条约（四个针对中国，不包括《雅尔塔密约》）：A.“中苏条约”（1937年8月）：誓盟抗日，援华耗敌；患移义弃，狼狈为奸。B.“苏德条约”（1939年8月）：弥祸小国，引爆大战；乘机扩张，招致国殇。C.“日苏条约”（1941年4月）：趁火劫华，分割蒙满；背信攻日，抢夺战果。D.“中苏条约”（1945年8月）：三强胁迫，帝俄还魂；墨迹未干，装备政敌。E.“中苏条约”（1950年2月）：列强辱约，死灰复燃；未及实施，人亡政息。 （六）剥极必复 中国现代化开启于“改革开放”，后者则是“双向”的，而且先是西方对华开放，即变通“雅尔塔体系”，撤销“围堵”，打开“铁幕”，让中国“走向世界”（参与世界市场）；这首当归因于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就中国战略及其“地缘政治”而言，此乃“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之新战国策！ 美国于冷战之“不战而胜”，乃似是而非，因为世界开始“多极化”了。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大棋局》书中，过分强调“两霸归一”，忽略了“同而不和”；但从字里行间也可看出，美国重新面对挑战。他说：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世界事务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一个非欧亚大陆国家，破天荒第一次不仅是作为欧亚大陆大国关系的主要仲裁者，而且也是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出现了。苏联的失败和崩溃是一个西半球大国美国迅速上升为唯一的、而且的确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的进程中的最后一步。可是，欧亚大陆依然保持着它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不仅它的西部周边——欧洲——依然是世界大部分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所在地，而且它的东部地区——亚洲——最近也成了经济增长和政治影响上升的极其重要的中心。因此，在全球都进行了介入的美国如何应付复杂的欧亚大陆的大国关系——特别是美国是否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的欧亚大陆大国的出现——对美国在全球发挥首要作用的能力依然是极为重要的。 出人意料的是，最初的受害者变为最后的真赢家——中国！“最初的受害者”是指牺牲中华民国及其所扶助的朝鲜半岛统一政权，以及蒙古分离。“最后的真赢家”是指，新中国先“合纵”于苏联，顺风扯旗，而有后盾，并推进工业化；后“连横”于美国，远交近攻，而有奥援，并起飞现代化（其首先得力于毛泽东－尼克松揭幕“中美蜜月” 。曾参与颠覆蒋政权的汉学家费正清，以“新朝贡”向白宫献计，他本人也随同尼克松访华，见证“延安初恋”，充当“月下老人”）。中美建交促成了西方更改“雅尔塔体系”，停止封锁中国，让她“出海”，参与世界市场。至于“改革开放”，那只是顺势而为。《孙子兵法》云：“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诸侯：今喻列强、苏美两霸——引者）。”毛泽东正是“知谋结盟，投其所好”，继而“全身而退，弃旧迎新”。《孙子兵法》又云：“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对于西方集团（欧美日澳），“毛－邓新政（脱东入西）”是“屈之以害”（人口负担，隐患极大），“役之以业”（联合抗苏，挺美霸业），“趋之以利”（中国开放，极大商机）。这就是说，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轮流“扶植”下，中国乃脱颖而出，崭露头脚；不仅保住“球籍”，而且成为多极化世界之举足轻重者！回顾当初，美国援助国民党的对日抗战，但发现“华夏复兴、梦系大同”，便设计坑害，以根除隐患；1970年代，为了对抗苏联，美国结盟于中国共产党，后者乘机“富国强兵、大国崛起”令霸主不能容忍，它便再次实施颠覆：在其利用中国抗衡苏联的同时，美国对两者发动“意识形态”的文化攻势。结果，一方面自我循环、却又重创生态的“苏联体制”乃寿终正寝，一方面市场导向、而能全球平衡的“中国模式”却安然无恙。（待续）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