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孑民乃北京大学老校长，不惟得北大师生之拥戴，亦得国内外师生及社会各界之景仰。其主政期间北大所取得之成就，历史上已有定论，不必赘述。更难能可贵者，作为学人，蔡元培还提出了诸多蜚声中外的文化教育理念，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及“美育代宗教”等。惜乎他的这些理念常被人误解，从而衍生诸多迷障与弊害，恐为蔡元培始料未及也。我尝在《论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特征及教化中的诸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在蔡元培之思想里，学术与教化乃分开者，学术可以自由，但社会教化必须统一，且统一的社会教化高于自由的思想学术。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针对大学内的学术研究而言，不针对社会教化而言，即不是说一般的社会维系可以没有基本的人伦道德基线，而一任自由下去。拙文于此有详论，不必多言，此处止再列一文献，以明蔡氏之说，既而坚拙文之实。蔡元培于一九一○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之“绪论”中特别标举了“伦理学”与“修身书”的区别，他说： 修身书，示人以实行道德之规范者也。民族之道德，本于其特具之性质、固有之条教，而成为习惯。虽有时为新学殊俗所转移，而非得主持风化者之承认，或多数人之信用，则不能骤入于修身书中，此修身书之范围也。伦理学则不然，以研究学理为的。……其于一时之利害，多数人之向背，皆不必顾。盖伦理学者，知识之径涂；而修身书者，则行为之标准也。持修身书之见解以治伦理学，常足为常识进步之障碍。故不可不区别也。[①] 此处虽是言不可以修身书之观念治伦理学，但当亦不可以伦理学之观念治修身书。此论彰彰甚明，何可诬也。 至于“美育代宗教”一论，自有其高致处，亦自有其刺谬处，若不谛审蔡氏之学，肤浅之士未必能明，当须专文详论之。不然，耳食之辈持“日常生活审美化”之论，以为即此可解决当下人之精神危机。此真所谓“棺椁异处，飞者入池”之论。这里止用丹尼尔·贝尔之言以示时人之谬。 艺术、自然或冲动在酒神行为的醉狂中只能暂时地抹煞自我。醉狂终究要过去，接着便是凄冷的清晨，它随着黎明无情地降临大地。这种在劫难逃的焦虑必然导致人人处于末世的感觉——此乃贯穿着现代主义思想的一条黑线。[②] 世人多以蔡氏此说而去宗教，根本为虚妄无根之论。实则依蔡氏之说，止可上提美育而至于宗教，不可下拉宗教而至于美育。由此，即可开中国传统之心性学与美学及宗教之关系问题。当然，此为繁复之学术问题，非一二言可尽，恕暂且不表。 这里止重温蔡元培“大学改制”理念，以见当代大学办学宗旨之误与夫人文教育之失。 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尝依据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提出《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一议案，交由校务会讨论，期以改革现行之学科设置。因为当时我国之高等教育，多仿日本之制，设法、医、农、工、商各科于大学，而又别设此诸科之高等专门学校，虽程度稍别深浅，而其科目无甚差别。蔡氏以为，此种设置多有弊端，此在日本已有迹可查，所谓“殷鉴不远，即在日本”，只是我国高等教育行之未久，其弊不甚着耳，然不可不未雨绸缪也。鉴于此，蔡氏遂提出改编大学编制之构想。构想实甚简单，其大端乃： 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爲独立之大学。其名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③] 所以如此分别之理由端在：“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实用。”[④]由此可见，此构想之大要即在：高等教育须分大学与高等专科学校，前者究文、理之纯粹学理，精深而虚灵；后者求技术之创新，实用而广被。 此议既出，即得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陈校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吴校长、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汤校长、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洪校长一致赞同。尔后，报教育部核准，教育部请教育总次长、参事、专门司司长、北洋大学及各高等学校校长，对于此构想均无异议。北京大学适时对其编制实行改革，大体不过：其一，文理两科扩张；其二，法科拟成立独立之法科大学，商科并入之。因为北京大学法科较为完善，有独立成立专门法科大学之资格，商科较弱，不能成立专门之商科大学，但依美、日等国法科兼设商业学之例，可并入法科专门学校；其三，北京大学之工科则直接并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因北洋大学亦国立，且地处天津，操作甚为方便。 但此种构想及举措，却遭到了远在苏格兰的周春岳的质疑，他专门撰文《大学改制之商榷》给《太平洋》杂志记者，陈述其疑问。其文曰： 通常大学，专设文、理二科。以外各科，别爲独立大学。果为良制乎？吾亦不能无疑。西文之大学（University），原意为教授高等学术各科之综合体。故言大学，即联想分科。分科无定，多多益善，大规模的集合组织，与分工之原则，相辅而行，现代文明社会之特征也。欧美各邦大学，罕见限于文、理二科。单科大学，其例也绝鲜。德国之各项高等专门学校，亦难引为例证。其程度即令与大学分科相当，彼究未正式居大学之名也。[⑤] 周氏以为，以文、理二科专究学理，而法、商诸科专重实用作为高等教育殊别其编制之理由是不充分的。“盖学理致用两者之偏重偏轻，文、理二科与其他科之间，亦仅有程度之差，而无种类之别，集于同一大学，绝无滞碍。又况学理致用两者，本可互有助益，相辅而行也？”[⑥] 针对周文的质疑，蔡元培以《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答之，其于吾人理解高等教育多有啓发，故这里作较长的征引： 周君又以通常大学专设文、理二科为不然。案此条为鄙人所提议。鄙人之意，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趋不同。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农、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侔也。鄙人初意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故民国元年修改学制时，主张法、商等科者，不可不兼设文科。设医、农、工各科者，不可不兼设理科。是年十月所颁之大学令第三条曰：“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下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即鄙人所草也。六年以来，除国立北京大学外，其他公立、私立者，多为法、商等科。间亦兼设法科、工科，均无议及文、理二科者。足为吾国人重术而轻学之证。至于兼设文、理、法、工、商各科之北京大学，则又以吾国人科举之毒太深，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故文、理诸生亦渐渍于法、商各科之陋习（治法、工、商者，本亦可有学术上之兴会，其专以升官发财为的者，本是陋习）。而全校之风气，不易澄清。于是，有学术分校之议。鄙人以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其在高等专门，则为归集资料，实地练习起见，方且于学校中设法庭、商场等雏形，则大延现任之法吏、技师以教之，亦无不可。即学生日日悬毕业后之法吏、技师以为的，亦无不可。以此等性质之差别，而一谓之“大”，一谓之“高”，取其易于识别，无他意也。[⑦] 从蔡元培之答辞中，我们可以会悟一下意思：其一，虽文、理研学理，法、商、农、工、医重实用，但若以“大学”名之，即必设文、理二科，不然不得名之为大学；其二，文科或理科大学在设文科或理科的基础上，可兼设法、商、农、工、医其中之任何一科或数科。可见，在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中，只设文、理二科而不及理，法、商、农、工、医者，可名曰大学，只设文科而兼及法、商者或只设理科而兼及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亦可名曰大学。不然，即只可名曰“高等学校”。总之，文、理科为大学所必具。但此种教育理念在实施过程中遭遇困难，除北京大学以外，一般大学多只设法、商、农、工、医，而不及文、理二科，足见国人之轻学重术之病。即便是学科设置较为完备的北京大学，因治法、商、农、工、医诸科者多以升官发财为目的，此风渐渍于文、理二科，使得风气大坏。于是，遂有分校之议。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学改制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我们必须记取蔡元培之教育理念，大学当以文、理二科为主，斯二者又以极深研几为终身之志业。大学虽然不必必然排斥法、商、农、工、医诸科，但斯五者只是“术”，乃吾人于社会谋取职业之准备。前者蔡氏名之曰“学问”，后者名之曰“教育”，并云：“教育者，专门之业；学问者，终身之事。”[⑧]然大学须以极深研几之精神主导专门之业的实用与夫职业之功利，若以专门之业的实用与职业之功利染渍乃至败坏极深研几之精神，则大学不成其为大学。故蔡氏尝对北大学生过于功利与实用之情表示不满：“委身于学校而萦情部院，用志不纷之谓何！且或在学生时代，营营于文官考试、律师资格。而要求 保送，此其燥进，与科举时代之通关节何异？言之可痛心！”[⑨]到此，我们可知，蔡元培之所以力主文、理科大学与高等专门学校区分，不过欲护持住大学之根本精神，此根本精神即在：追求学理之科学态度，精神自由之超越理念。以与讲求实用、功利与效益之法、商、农、工、医之专门学校异其义。故周春岳不赞成蔡氏之分亦并非不对，不过，周子仅从具体设置上想，而不能深会蔡氏之用心，亦周子体之不切故也。读蔡元培《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更可明其意： 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为要达上文所说的目的，所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他。……且既然认定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对于纯粹学理的文理科，自当先作完全的建设。[⑩] 但大学的现实常没有蔡元培预想的那么好，常背离了纯粹的学问精神，是以其感叹曰： 其时北京大学学生，颇为社会所菲薄。孑民推求其故，以为由学生之入大学，仍抱科举时代之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故对于教员之专任者，不甚欢迎。其稍稍认真者，且反对之。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之兼任者，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而学生特别欢迎之，以为有此师生关系，可为毕业后奥援也。故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理，毫无兴会。而讲堂以外，又无高尚之娱乐、与学生自动之组织。故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竟为不正当之消遣，此人格所由堕落也。乃于第一日对学生演说时，即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地”云云。[11] 若大学之师生于纯粹学理毫无兴会，惟存中举及第之想，不惟大学不成其为大学，且必至人格堕落，世风疲惫。此益可概见蔡元培大学改制之无奈与痛楚也。 时光荏苒，瞬逾百稔，当年蔡元培之“大学改制”拟议已成历史陈迹，然吾人今日重而温之，非无意义也。试看今日之大学教育，昔蔡元培斥之为陋习者，比比也。君不见，“四十岁时没有四千万不要说是我的学生”之言乎？！今日之大学，非以“追求学理之科学态度，精神自由之超越理念”为其高低之标准，仅以就业率为其成败之标杆，此纯粹一实用主义之效益原则，所有学科在此标杆面前一律平等。于是乎，传统的文史哲等学科遂无人问津，因这些学科与工业化社会、信息化社会不相侔也。由此，大学成为一单纯的职业培训场，精神的高致不复存焉。然真能精研学问之人必不能认同此，无论其所究之学问为何。爱因斯坦尝言： 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的各个分枝。所有这些志向都是爲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我们较古老的大学都是从教会学校发展起来的，这决非偶然。教会和大学——就它们执行其真正的职责来说——都是爲了使个人高尚。[12] 或曰：大学生不须人人日后精研学问。此诚然也。然文史哲等传统学科亦不能皆衡之效益原则，须鼓励部份人从事，哪怕由国家或社会供养之。今日社会日益富裕，然世风颓败，正业文史哲者日减故也，而国家社会竟无动于衷。蔡元培当年在北大，于学风式微之际，欲挽狂澜于既倒，是以改革大学设置，以护持纯粹之学理精神。迨及理想不能实现，即以请辞以示抗议，试看《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其铿锵之气，犹未绝也。故誉之为“中国大学校长第一人”，正其宜也。今日大学学风之卑劣，犹甚其时，而铿锵之气，却甚衰甚微。嗟乎，非有气度如蔡元培者，孰能制其狂流哉？！ 笔者混迹于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有年矣，于人文教育之失败有真切之痛。哲学专业招生本不景气，为隔年一招，且即使招来，亦多转往别的科系，所剩者寥寥。近日又闻，以后各专业招生纯粹依据市场原则，有人填报即开设，无人填报即关闭。并特别提到，哲学、历史与艺术为最有可能关闭之三科。昔在古希腊及我国之先秦，斯三者为最发达强盛之学科，孰能料及今日之尴尬。呜呼，哀哉！ 由读《蔡元培全集》，得知其“大学改制”理念，再方之以今日大学之现实，良可致慨也。昔蔡元培尝戒吾人曰：“至于大学学生，本为研究学问而来，不要误认这学问机关为职业教育机关，但能图得生活上便利，即为已足。”[13]惜乎已成末世绝响矣。 注释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7页。 [②]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7页。 [③]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0页。 [④] 同上，第131页。 [⑤]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3页。 [⑥] 同上，第154页。 [⑦]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0页。 [⑧] 《北大进德会旨趣书》，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6页。 [⑨] 《北大进德会旨趣书》，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6页。 [⑩] 《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4页。 [11] 《传略上》，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30页。 [12] 爱因斯坦：《道德衰败》，许良英等编：《爱因斯坦全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9页。 [13] 《北大一九二一年开学式演说词》，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4页。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