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全球化时代来临，是时候重新思考我们的历史和未来了 作者：子茂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初十日辛卯 耶稣2017年7月3日 1.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社会学研究指出，人类能维持的最大自然团体是150人。只要在150人以下，几乎不需要有什么正式纪律，就能靠着人际关系而运作正常。然而，一旦突破了150人的门槛，事情就大不相同。如果是一个师的军队，兵数达到万人，就不能再用带排的方式来领导了。 那么，究竟人类是怎么跨过这个门槛阀值，最后创造出了有数万居民的城市、有上亿人口的帝国？ 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给出的答案是虚构故事的能力。有了这个能力，就算是大批互不相识的人，只要同样相信某个故事，就能共同合作。在赫拉利看来，无论是现代国家、中世纪的教堂、古老的城市，或者古老的部落，任何大规模人类合作的根基，都在于某种只存在于集体想象中的虚构故事。 当然，这种基于虚构故事的社会组织也是物也是物种。人类社会，本质上也是一个多物种化育的大生态。这个生态不仅有像是河流、树木和狮子这种实在的物种，也有像是神、国家和企业这种虚构的物种。 而且，比如，依靠多生产出来的食物，加上新的运输技术，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住在一起，先形成村落，再形成城镇，最后成为都市，再由王国或商业网络把它们紧紧相连。同时，粮食盈余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建起了宫殿、堡垒、纪念碑和庙宇，人类社会变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万花筒。 总之，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这个社会的组织与物种，显然也是越来越丰富，这个生态也越来越繁荣。 2.如何理解人类社会的生态演化？ 换个说法，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正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经典之问，他因此而比较关注社会化的过程。这个社会化的过程，显然与生物有机体比较相似，这正是社会学长期以来的主流信条。比如，帕森斯就非常重视社会整体的动态的均衡秩序，在他看来，研究社会结构就是研究秩序问题。 但是，社会学家往往一谈到结构，便立马落入牛顿的绝对空间，只能在其上机械地叠加功能分析。于是，在这种客观的结构与能动性的人之间，始终有着难以弥合的内在紧张。吉登斯为了弥合这种紧张，力图把约束和能动同时考虑到结构概念中去，于是便有了所谓的“结构二重性”：“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制约我们的世界”。然而，这种看似辩证的折衷，正说明人们在形构结构时的思维障碍，由于包罗万象而使结构概念复杂化，淡化了结构概念原来的明确指向——秩序分析。 马克思显然对此有着天才的洞察，所以他另辟蹊径，把“结构”看作“关系总和”，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是，经济结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整体结构则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和精神生活关系的总和；更进一步，又把社会结构视为矛盾关系体，社会结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矛盾关系体，经济结构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矛盾关系体。这样一来，马克思便找到了答案，社会结构变化的动力来源于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 显而易见，马克思讲的所谓的“总和”其实是在讲一种“总效应”，与古人讲势能讲气化异曲同工。所谓的矛盾运动，也无非是在讲二气变化，只是这种对立统一的讲法比起古人的阳变阴合还是粗陋一些。当然，关于这一点，大家可参考我们前面关于中国经验的讨论，这是一个更完整的阴阳和合案例。如今，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式微，唯中国一枝独秀，恐与这种思维的同构性不无关系。 然而，正如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气须著于有形之物方不落空。不幸的是，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关系结构论如何著之于物，存在着长期的误解。比如，那个著名的阶级，撇开政党不论，其实不过是把经济结构中同一类处境的人作统计学意义上的归类所形成的指称，根本不是社会组织不是赫拉利讲的虚构之物，可长期却莫名其妙地被视为一个社会物种，甚至还搞阶级成分。好比我们今天的互联网企业非常强调用户第一，非常重视消费者群体，但这个群体显然不是一个明晰的社会组织，也不能被消费者协会来代表。所以，阶级也好，消费者群体也好，皆不过是五行生克的那种匹配性力量，而非社会物种。 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对人类社会的物种形成与发展，在现象层面作了非常详尽的分析和描述。但是，如何理解这种物种演化，无论结构功能主义还是基于社会矛盾的冲突论，显然皆失之偏颇。究其实，还在于人类社会这个大生态系统自身的复杂性。这个系统中的生物和环境之间、社会各种群各组织之间，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相互之间通常能自发达到高度适应、协调和统一的状态。当然，与人身体这个有机体一样，这种平衡态也常常被打破，肿瘤毒瘤也比比皆是。 3.生态是一个时空一体的宇宙结构。 正如上面指出，社会学家谈结构，始终不能摆脱便牛顿的绝对空间，故而往往找不着北。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我们的古人哪里去寻求启迪。 我们的古人喜欢观象，在他们看来，时间也好，空间也罢，皆不过变化之象，故时空二名，实无从安立，以其同为变化也。所以，古人是从物变意义上理解结构的，所谓结构是一个时间与空间一体的动态之物。 “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宇宙这个概念正是描述这个结构的。故不仅物物一太极，也可说物物一宇宙，太极以理言，宇宙以时空结构言。这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时空观显然非常切合，甚至与超弦理论的十维空间结构也能摄无不尽。 《菜根谭》有云：“帘栊高敞，看青山绿水吞吐云烟，识乾坤之自在。”我们的古人观物变，见得自在与天命，绝无任术御物之意，故能始终保持一个高度开放的视野。 毫无疑问，这个宇宙结构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生态，通常说的生态系统。其实，一个大生态，比如生物圈，本身就是一个大事物。物物一太极，生态这个大事物因此也就是一个大太极；又理一分殊，这个大太极是理一，其内部的多物种便是分殊了。所以，生态，是一个多物种的结构。 而这个生态结构的运动模型便是五行。五行不是绝对的静态空间，而是一个时空一体的动态结构模型。我们知道，这个结构内部的五行生克是一个自足的闭环，但土德博厚，实际上担负了与外界的交流。所以，这个生态，这个宇宙结构，其实是半开放的。 当然，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这个生态为什么存在，其愿景目标是什么？这就是无数神学家哲学家智者们绞尽脑汁的终极之问，终极关怀了。 总之，这几个方面便是生态的主要特征。今人偏好和擅长严谨的逻辑分析，那如何用最简单的逻辑概念来说明这个生态结构呢？毫无疑问，主要有三个点： 1，多物种。生态首先是一个多物种的演化结构。 2，半开放。生态内部有自己的自足的闭环，但同时又有开口与外部交流。 3，和谐。生态不需要其它目标，生态和谐就是最大的理想和目标。 最后，关于终极目标，需要特别补充说明的是，儒家传统文教认为动静无端，阴阳无始，故不去追寻上帝之手，而更在意立足当下，各正性命，基于乾道变化，而保合太和，万国咸宁。故儒家的理想就是这一幅和谐的生态图景。 4.五行是这个宇宙结构的运动模型。 五行之名最早出于《尚书·洪范》，洪范曰：“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水润下，滋润着大地，才能养育万物，故润下是打基础扎根基；火炎上，高昂外向，尽情烧烧，尽情爆发，故炎上是向上发用，建功立业也。水之阳则是木，水润下扎下的根基，支撑着木的生长、升发；火之阴则是金，火乃木之生发，过则易衰，故金有禁制功能，约束木和型塑木的生长、发用。而这一切，这个大生态的万物化育，显然需要一个好的土壤，以润泽四方。 你看，五行其实就是一个大生态的系统模型。而且，洪范言五行，是按照水、火、木、金、土这个顺序，是以功能，是以发用来排列的，其实质就是按照一个大生态大系统的体位来讲的。 董仲舒后来的讲法是木、火、土、金、水，这显然是从气化从相变的角度讲的。董仲舒的立足点，其核心要诀是一句话：比相生而间相胜。也就是说，木、火、土、金、水的这个顺序是按相生排列的，这叫比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而水又生木，构成一个闭环的相生序列。所谓间相胜，即每间隔一个相克：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从而便又构成一个相互制约的闭环。 于是，我们看到，五行中所有的“行”都指向系统内其他的“行”，它们之间的相生或相克关系在五行说中构成了一个网状结构，一个网状的运动模型或物变模型。在这个网状的运动模型中，所有“行”之间的消长、运动都必然对其他的“行”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必然会反作用到本身，构成运动的循环。 这就是大生态系统的物变法则。  为什么是五？有人曾经用离散数学的方法证明：如果要满足生克循环的关系，最小的数字是五个。所以，这个五的核心价值在于，在五行说这样的网状结构中，能确保任意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都会形成一个稳定的生克制衡的三角结构。 任意点与同自己不相邻的两点形成的三角，表示相制的关系。比如，金克木，但是火克制此过程，因为同时木生火，火又能克金。任意一点与自己相邻的两点形成的三角，表示相化的关系。如金克木，但是被水所化，因为同时，金生水，水又生木，故这金克的过程，会被水所化。 这两类三角关系叠加起来，基于相制或相化的关系，构成了一个结构化的运动模型，它们仍然遵守五行的基本原则，但通过导入系统内部的另外一项使相生或相克关系复杂化了，由机械的单向关系变成受数量和具体情况影响的辩证关系。 这种辩证关系，用现代点的说法是，在一个结构体中，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能量、物质的输入与输出在较长时间内趋于匹配，结构和功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在受到外来干扰时，能通过自我调节恢复和维持稳定状态。 也就是说，由金木水火土所代表的运动不是不受条件制约的单向作用，而是在一个网状结构中发挥作用，它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线性的。因此，五行说是一种对宇宙生态的结构性认知模式。对这个结构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其功能的转换，而不是实在论的基础。 举个例子，就说中医吧。 虽说五行说式微已久，但基于五行话语体系的中医经受住了西医的强烈冲击，依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从起初的全盘排斥中医，如鲁讯认为“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到后来的实用主义的中西医并举，到今天的重新为中医正名，历史又经过了一个轮回。 中医是什么？在古人那里其实一直是很明晰的。清代的吴瑭，也就是《温病条辨》的作者对中医有过一个很好的定义，他说“医也者，顺天之时，测气之偏，适人之情，体物之理。”但受现代科学的洗礼，受西医的冲击，今人恐怕对这种定义是很嗤之以鼻的了。所以，我们今天才面临着如何为中医正名的问题。 网上有个民间儒医叫傅路江的很火，他是纯粹的传统中医家传，他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和理解，给中医下的一个定义是：中医就是中国人关于人的生命的生长、发育、超越和升华的一门大学问。因此，你看，中医关注的是生命的健康成长，是一个关于生命的大系统大生态。 所以，中医说到底是个人体生态学。 在人体这大生态系统中，一旦五行这种相互生成和相互制约的结构被破坏，整体的平衡就会出现问题，你于是就会生病了。盖五行之中，有生有化有制有克，如无承制而亢极则为害，有制克则生化矣。 也就是说，由于相制与相化关系的存在，无论是相生还是相克，都不能仅仅考虑“行”的性质，还要考虑相互之间的量的关系。在五行关系网络中，如果力量匹配合适则整个体系运转正常，任何一行如果力量过于强大都会导致整体平衡失调。 这个道理，在《黄帝内经》说得很是明白，此处就不再赘述了，否则有搬门弄斧之嫌。 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五行说是从整全的视角来把握生态，来理解物变的，故它往往需要以对事物的客观认知为基础，在指鹿为马的情形下谈生克相变那是扯淡。故五行与科学不是冲突的，奠定在科学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谈五行谈生态。 所以，该看西医还得看，别说我没告诉你。西医虽说常常头痛医头，但却有很坚实的科学支撑。我猜想，未来的新中医，必是依托于西医的科学基础，对人体的大生态进行重新认知，中医五行说也会得到新的重构和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5.人类社会就是基于五常的生态演化。 二千多年前，董仲舒就系统地把阴阳五行用在政治社会领域，他的复古改制也很成功，后来帝制时代的整个典章制度皆肇始于此。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秩序长期居于世界之巅，董仲舒显然功不可没。我很佩服董子的是他那句“屈民伸君，屈君伸天”的话，就这句话其实就已经盖过了西人所有的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 把五行用在政治社会领域，就是我们熟知的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了。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探索，五常说在朱子哪里已经相当成熟和稳定了。朱熹在《论语或问》中说： “盖木神曰仁，则爱之理也，而其发为恻隐；火神曰礼，则敬之理也，而其发为恭敬；金神曰义，则宜之理也，而其发为羞恶；水神曰智，则别之理也，而其发为是非；土神曰信，则实有之理也，而其发为忠信。” 就是说，人类社会这个大生态系统，木代表物种演化，万物生生，便是仁；火代表发用，是社会之德业，是生态之良序，故是礼；金代表禁制，要抑制毒瘤，清洁生态，提供适宜的环境，故是义，义者宜也；水代表滋润，要别是非，打好基础，故是智，智者乐水也；土是生态的大背景大舞台，为万物化育提供真实不虚的养分，中庸谓至诚无息，诚者信也。 我们先来说土。董仲舒说，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对于人类而言，土是天之润泽，是上天给人类提供的生存空间或生存场所。 显而易见，这个土首先是指地球的生物圈。所谓生物圈，包括目前自然存在的任何生命形态的地球外层，及其大气层自下而上的环境，从栖息着最原始的生命形态的大洋海底向上延伸到平流层，大约有64.4千米。我们知道，在这个狭窄的区域，地球上的生物进程和地质进程以一种复杂的形式不断相互影响，正是这个生物圈决定了这个星球上的生命进化之路，是一个“综合的生活和生命支持系统”。 尽管今天，人类的足迹已经可以跨出地球，伸向浩瀚的太空，但对于生命进化而言，这还只是偶然事件。 最近，互联网创投圈在热炒埃隆·马斯克，我们前面也举他的例子谈第一性原理，这哥们还有个疯狂的火星殖民计划，他的目标是用宇宙飞船每次携带200位乘客前去火星，旅行的时间将会在80天左右。通过大概20-50次的火星运输，能在火星上建立完全自给自足的城市。预计40-100年后，也许会有100万个人类在火星上生存繁衍。 这个宏伟的目标，初听起来总觉得很扯。但埃隆·马斯克可不管你信不信，撸起袖子就先干起来了。埃隆·马斯克还给自己拉了一张时间表，在本世纪20年代的后半段，将人类送上火星。 如果我们跟进这个狂人的思路，发现埃隆·马斯克就是把一个天方夜谭般的技术难题和资本难题，拆解成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技术问题。如此一来，火星殖民这事好像靠谱了很多。这就是埃隆·马斯克厉害的地方，他做特斯拉汽车，做超级高铁，包括做脑机互联，就是把人脑和计算机连起来的技术。这些革新性的技术，每一个听起来都特别的科幻。但是，只要你深入去了解，就会发现，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遥不可及。只要拆成具体的步骤，一点一点地想办法，还是有实现的可能的。 我们祝愿埃隆·马斯克成功。到那时，我们人类的生存空间就不仅仅是地球的生物圈了，同时还包括火星上的生态圈，以及连接这二个圈层的通道装置。这一切，皆是五行之土。 土德博厚。故董仲舒又说，土者，天之股肱也。你看，五行之中没有天，因为天贯于地，天是土背后的支撑。就直观的现象而言，天不可见，能见的皆属土。五行之中，土代表天，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因此，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土者，五行之主也。 换句话说，土代表整个背景性的生态系统，金木水火不过是这个生态系统内部的基本运动脉络。 当然，这个自然的生物圈，这个土，对于动物而言，是个自足的体系。但人得其灵秀，土德之行，莫贵于忠。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人类而言，土德更重要的是忠，是诚，是信。因此，对于人类社会，如何构建诚信体系，乃是土德最重要之职份。 赫拉利的《人类简史》第三部分专讲人类的融合统一。在赫拉利看来，农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规模变得更大、更复杂，如何让数百万计的陌生人能遵照着文化这种人造而非天生的直觉，合作无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因为整个地球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是一个单位，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地球其实像是星系，各个人类文明各自构成不同的世界。 然而，就在公元前的1000年间，出现了三种有可能达到全球一家概念的秩序，相信这些秩序，就有可能相信全球的人类都“在一起”，都由同一套规则管辖，让所有人类都成了“我们”（至少有这个可能），“他们”也就不复存在。这三种全球秩序，首先第一种是经济上的货币秩序，第二种是政治上的帝国秩序，而第三种则是宗教上的全球性宗教，像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第一种货币秩序，也就是金钱。尽管我们通常总觉得谈钱有点俗气，但正如赫拉利指出的，金钱就是一种相互信任的系统，而且还不是随随便便的某种系统：金钱正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互信系统。金钱制度有两大原则：万物可换和万众相信。就是因为这两大原则，让数百万的陌生人能够合作各种贸易和产业。当然，这也是把双刃剑，我们用金钱来促进与陌生人的合作，但又害怕这会破坏人类的价值和亲密的关系。在金钱这种信任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而长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网络。 第二种帝国秩序，这是一种政治秩序，其基本特征是文化多元性和疆界灵活性。正是这两项特征，让帝国能够在单一的政治架构下纳入多元的族群与生态区，让越来越多人类与整个地球逐渐融合为一。这里显然有一种“为所有人类福祉而努力”的王道理想，中国传统谓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说，人间的种种政治权威都来自“天”，如果君主没得到“天命”，别说是天下，就连统治一个城的权力也没有，而如果统治者享有天命，就该有义务将正义与和谐传到整个世界。当然，要建立和维系帝国，确实通常有惨烈的屠杀，比如成吉思汗的蒙古铁蹄，帝国正是造成民族多样性大幅减少的主因之一。 第三种全球性宗教，我们今天常常认为宗教造成的是歧视、争端、分裂，但在金钱和帝国之外，宗教正是第三种让人类统一的力量。在历史上，宗教的重要性就在于让社会脆弱的组织架构有了超人类的合法性。有了宗教之后，就能说法律并不只是人类自己的设计和想象，而是来自一种绝对的神圣最高权柄。这样一来，至少某些基本的法则便不容动摇，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可以看出，商业、帝国和全球性的宗教，这三个社会物种之所以被逐步构建出来，乃在于夯实那个自然的生物圈，提供普遍的诚信体系，为人类福祉，为万物化育，提供背景支撑，也就是文化支撑。故文化属土，自然环境+文化，这个大背景大舞台，便是董仲舒说的为天之润。古人常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此之谓也。人类因此而不再停留在“基因演化”这条总是堵车的道路上，人类开启了一条采用“文化演化”的快速道路。虽说这个过程并不是完全直线发展、一帆风顺，但纵观大局，这是人类历史无法避免的结果。 前已指出，土代表整个背景性的生态系统，而人类社会的这个土便是自然环境+文化。当然，就社会或文明角度而言，这二者是无缝合一的，比如我们经常讨论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再比如，我们通常不是简单地讨论地理，而是更关注人文地理，这都是在探讨人类社会这个大生态的五行之土，五常之信。这个土或信讨论清楚了，人类社会这个生态内部的金木水火等基本运动脉络，也就容易讨论了。  这就是基于五常的人类社会生态图。其中，人的成长是木是仁，故大凡部落、家庭、宗族，以及餐馆、酒店、渡假村，以及电影院、话剧院、诗会、票友会，传统的婚礼、丧乱、祭祀，等等，等等，凡是直接服务于人的成长与生活的私人或公共空间，这类组织或虚构之物，皆属木属仁。 而儒家传统讲的经世济民，士农工商，即今天讲的农场、工厂、企业，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府衙门，担负着建功立业、开物成务的职分，便是火是礼。所以，你看，所谓的阶级，不过是士农工商当中的一种比例结构，它不是社会组织不是虚构之物，而是五行生克中的力量匹配。 国家法律机构，如公安、司法、检察院、法院、监狱，各种监督机构，如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各种仲裁机构，各种自律协会，传统上的乡规民约，皆行禁制、清洁之职份，属金属义。而各种财产保护制度，教育制度，皆在润下，皆在为个人的成长与幸福提供滋养，故属水属智。 当然，这只是示意性列举。而且，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组织或虚构之物往往是各种职份交叉的，比如证监会是监督机构属金，但如果其主动作为构建良好的证券秩序，则便属火了。过去我们通常都要求政府做守夜人，属金，但正如张五常提出的县际竞争，政府主动作为，这便属火了。总之，要立足于生态的全局，立足于实际的动态的运行，来分析五行运转。 6 .新全球化时代，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历史和未来。 举个例子，为什么民主制的印度其发展明显落后于中国？福山的答案是说，不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印度在历史上一直是强社会、弱国家，强问责、弱治理，国家没有能力搞现代化，光有民主是没有用的。也就是说，民主、法制与国家建构之间，有个五行生克的关系。英国的经验表明，《大宪章》在英国的意义，恰恰是以王权为中心，通过议会合作与对王权的支持，不断打造英国的国家能力，英国的民主制度和法治，是在这个基础发展起来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民主、法制与国家建构这三位一体是物，现代化的气化流行是气。英国成功的经验，是通过国家建构的能力来培育和促成民主与法治，这三者的相生便是五行质具于地，最终形成一个现代化的气化流行。而印度，由于对国家构建能力可能促成专制与独裁有普遍的担忧，故直接嫁接民主与法治制度，导致国家建构能力不足，从而物物相克、气禀凝滞，五行无法质具于地，现代化的气化流行因此无法出现。 总之，五行说是一个大生态的系统模型，它重点关注的是这个生态整体的平衡，是这个生态整体的良性的化育。我们看五行说的命运，大凡立足于生态演化，五行说便有强大的生命力。历史上，撇开传统武学不论，五行说影响最大的领域便是医学和政治了。中医且不必说，董仲舒基于阴阳五行说的政治哲学也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只可惜，五行说在后来的政治领域越来越变成了一种简单的比附，如史书中比比皆是的禨祥符应，丧失了五行本来具有的辩证关系，成为胡适所说的宗教迷信，导致了五行说的式微。 因此，我们看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其分析历代成败兴亡，盛衰得失，臧否人物，更多的是基于“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的视角。这种“理势合一”、“理因乎势”的视角，毫无疑问是一种理气论的视角，一种阴阳气化的视角，类似今人所谓的政治哲学层面的考察。董仲舒那种基于五行说的，更具现实性的社会与政治角度的深度分析，后世已不复见矣。 如今华夏复兴，一阳来复，基于中华传统，重新思考我们的历史和未来，重构新全球化的话语体系，是时候了。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