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动物战争：生态平衡 → 人类战争：无限升级 → “全胜博弈”（天下或世界总决战之前的“回天之术”——减少战争的暴力性） “全胜博弈”产生于“战国”之前，它虽然一时未能化解这场华夏天下的世界大战；但裨益终古，令该文明能以“圆融智慧”驾驭战争，不让其升级，并使之艺术化。若非如此，华夏乃至全人类则很难延存至今，因为她是世界历史的母亲文明和中流砥柱。今之“全球战国”，这“全胜博弈”似成显学，众说“双赢”，超越“零和”。然而，它能不能防止“终极战争”的爆发呢？谁能兵不血刃、不战而胜？我们能放弃以暴易暴、以牙还牙吗？老子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我们能够战胜自己吗？释迦牟尼说：“一个人战胜一千个敌人一千次，不如战胜自己一次。” 【该文是笔者三论军事战略之一，另两篇是：《诸玄识：东西方战略优势的历史性转变》（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2580210&PostID=35934911）和《诸玄识：边缘战争转向战争边缘》（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0xa6j.html）。】 （二）战争性质变化 作为“变异物种”，人——人口与人为——恒是“生态突破”，那只好“强制平衡”（天灾人祸，包括战争）。另一方面，“人为”推动发展（文明），以容纳人口裂变与人欲聚变，遂致生物圈及其容量愈益萎缩，这又聚积劫难（诸多文明如此消亡）；愈演愈烈，“人为”也制造“裂变”与“聚变”来互相消灭，终将摧夷全体！此乃生存竞争之“人智”无限放大、压倒一切之所致（盛行于今）。不同的是，古中国以“真知”创发天人合一与长生久视的文明，驾驭科技和遏制战争升级，并且儒释道之一的佛教还熄灭了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两大战源，这正是今之拯救之道所在！ 西方格言：“……所有动物都生活在一种自然的战争状态中。”（乔·斯威夫特）“战争是人类生活中一种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生物法则，它是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起调作用的东西。”（伯恩哈迪）关于动物及人的战争，《淮南子·兵略》云： 凡有血气之虫，含牙带角，前爪后距，有角者触，有齿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趹。喜而相戏，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人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为甲，铄铁而为刃。贪昧饕餮之人，残贼天下，万人搔动，莫宁其所。 然而，“动物战争”不会打破生态平衡（老子曰：“天之道，利而不害”）。人是“突破性”的动物——利用工具、技能、智谋、语言、组织和爱国心与宗教狂，而使战争无限升级；进而言之，作为“生物另类（生物圈的癌细胞），人乃集攻击本能之大成，机变巧创，而毁人毁己，更毁生态！所以，人也是自我毁灭的动物。 另一方面，战争，难道不是宣泄矛盾与减压生态的最后办法吗？生物圈、地球村和人口爆炸三者相胜相害，愈益冲突，怎能缓解？天灾人祸，自然平衡？异想天开，逃离地球？现代军事能与上述人类危机分道扬镳，真是不可思议。大胆预测：若是将来发生经济或生态总崩溃，那至少又是普遍战乱，人口减半！ 一次打击便尽灭众生，这本是希腊诸神之所为和基督上帝之能事；而西方文明则令“恶梦成真”。科学家冯·布朗说：“我一生最大的成功也是最后悔的事，我们一起无数人经过一生的努力，终于为人类打开了地狱之门－－远程核打击！”因而，战争，这个霍布斯－马尔萨斯式的“平衡器”，现已处于“进退维谷”：向前则同归于尽，但理智尚存；后退则偃武修文，但强人所难。既然今文明与战争有着不解之缘，但又不堪其凶；那只好乞灵于“战争艺术”（欧美称《孙子兵法》），而玩味其妙了！——“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三）回顾上次大战 鸦片战争以后的世界，中国“王天下”（朝贡体系、王道太平）变为西方“霸诸侯”（争霸冲突、世界倾荡）；尤其是自20世纪以来，西方文明使全人类重蹈“战国”之历史覆辙。 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剑拔弩张，风起云涌。“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南京政府的富国强兵和现代化就会成功。”——就连仇视国民党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也这样说（《中国新史》）。那意味着什么呢？“中国崛起”或许会提前半个多世纪，中华民族因而也免于内战与浩劫！1930年代，在世界决斗场上尚属配角的中国，若要避免过早投入和首战重创，不是没有可能的。她似乎还可继续“励精图治、黄金十年”，继续“整军经武、结盟求援”（德式新军），而施“缓兵之计”，推迟“共赴国难”。可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倭寇虽抱亡我之心（尽管《田中奏折》有争议），但它首先必须克服两个拦路虎——苏联和美国（日美战争早就酝酿，日苏战争正在规划）；所以“支那战争”并非“当务之急”。此须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之柔弱是其自身的不幸，但她之广土众民却成了列强互相坑害的“陷阱”——侵略者一旦陷进去，就是“众矢之的”,甚至沦为其他强国的猎物；故《孙子兵法》曰：“其用战……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列强乘虚而入——引者），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所以列强一般不敢违背“门户开放”和“九国公约”，凡有战略眼光的人都会慎重其事。日本上层莫衷一是，难有定论，眼看着中国（北伐）统一后一天天强大起来，从而“大陆政策”将成泡影，怎么办呢？打仗吧，又顾忌国际。兵书云：“攻人之法，先绝其援，使无外救”中国这么大，非如朝鲜之羊入虎口，怎能使之孤立无援？最好是震慑就范，只要能保障“日本在华特殊利益”就行（对华“三原则”：“中日亲善、共同反共、经济合作”）。日本威胁利诱，机关算尽；但蒋介石不予理睬，不和不战，拖延时间，只等列强（并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晓谕倭人）。日本人不是不懂得“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道理，但他们没有如此能耐与气度。无奈，关东军骄横跋扈，“下克上”，先斩后奏，而使《帝国国防计划》（1936年6月。对苏战争）“节外生枝”。即使如此，日本侵占满洲和华北也是对苏之备战步骤。 中华民国本可以按既定方针，而“以空间换时间”，等待列强开战，让其厮杀互戕，再以“生力军”收复失地。《孙子兵法》云：“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日本乃战争策源地，准备打世界大战；列强将拼命，中国先殉难？她战力稚嫩，有待加强（兵书云：“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而且日本与苏俄皆为虎狼之邻，后者笑里藏刀，觊觎中土，深入疆蒙。苏俄祸华，远甚于倭：沙皇已割版图，斯大林挖攫更大（蒙古），且正吞新疆，拟并满洲；不仅如此，他屡媚日本，共分中国，都被拒绝，因为德日誓盟反苏。若无民国抗衡，或者它被苏俄诱导，早早赴死于日本之战源，则无论日苏是战是和，那真是四分五裂、亡国灭种呀！所以，中国何故急于以卵击石、螳螂当车，而非伺机避实就虚、混水摸鱼？蒋介石无暇训政，未能驾民，反被其驱，而匍匐救丧。老子《道德经》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蒋介石正是这样社稷之主，忍辱负重，承受着国家之凶垢，却难见谅于当时。无论如何，他危难受命，弘济时艰，支撑华夏于不坠！《孙子兵法》又云：“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投卵者，虚实是也。”（避其锐气，出奇兵，虽弱能强）。中国抗战的时机选择颇不利（仅民情士气高涨，国际结盟为时尚早，却受骗于苏联，其他如军备等远不成熟）。按理，若是国力太弱，只好“以夷制夷、以柔克刚”；强寇压境，暂避其锋；莫问蚕食鲸吞，只看北上南进；协同投入，灭敌复疆。此有先例：苏俄曾与德国签《不列斯特条约》（1918年），搁置失地，稍后德国战败，则完璧归赵。 附文：郭廷以 《近代中国史纲》（第十八章第一节），关于抗战初始，苏联援华计划和参战许诺（答应出兵，激蒋奋战，终不兑现）： ……一九三七年四月，国共和解已成，苏俄表示愿给中国以军火借款，中国反应冷淡。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驻俄大使蒋廷黻请求调停，苏俄外长莫洛托夫谓如苏俄单独行动，显不可能。上海战起，……八月二十一日，互不侵犯条约签字，……。另有口头声明，在中日关系未恢复前，苏俄不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中国不与第三国订立防共协定，苏俄允三个月至六个月内，实行参战。九月初，中国代表到莫斯科，不久，朱可夫（Georgi K. Zhukov）率苏俄顾问团来华。一月，给予中国以五千万美金借款，用以购买飞机，苏俄空军志愿队"正义之剑"继至。中国希望苏俄早日参战，苏俄国防部长伏希洛夫表示，中国对日战争如到生死关头，苏俄必定出兵，决不坐视。十二月二十日，蒋委员长……促斯大林履行诺言。斯大林覆称，时机未至，不便立即出兵，且出兵须经最高苏维埃会议决定，该会议当在两个月内召开，在此时间，决予中国技术援助。……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国派孙科赴莫斯科，商谈中俄同盟不成；苏俄反向日本提议解决两国悬案，日本未加理睬。六月，苏俄续予中国五千万美元军火贷款，中国以锡、锑、水银、桐油、羊毛、生皮、茶、丝偿还。七月，……中国又提议订立同盟或互助协定，苏俄依旧不许。 老子论战争：“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於轻敌……。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哀兵必胜，先退后进！抗战谋略大抵如此，前期却走弯路（指倾师会战）。刘基著《百战奇略》曰：“凡战，若彼为主、我为客，唯务深入；深入，则为主者不能胜也。”不过，蒋介石施绝招而“嬴战略”，出奇兵而“占主动”。《孙子兵法》云：“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又云：“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那就是，国民党以战上海、炸黄河，前牵后迫，令日军绕开古代征服者所通行的、一马平川而无险可守的“纵向轴线”（北→南），而改从东西横向作逆水仰攻，从而中国能够陷敌纵深，持久消耗之。至于为救亡而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亦负罪而亡朝。军事家蒋百里感慨道：“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国力不如人！军力不如人！出此下策，也是无可奈何啊”！在此之前，蒋百里已提示改“南北纵轴”为“东西横向”的必要性，他说： 中国军队的素质和武器都不如日本，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因此，我们要力图避免在无险可依的北方平原上与敌决战，想方设法迫使日军主力改变进攻路线，将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吸引到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消解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日本兵力虽强，但它有致命的弱势：日本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奇缺；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而中国人口众多，兵员充足；领土广大，资源丰富。基于此，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我们则应反其道而行之，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的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如此国殇般的“抛玉引砖、诱敌深入”，倒也“死里求生、先否后喜（语出《易经》）”！蒋介石的这步“险棋”算是走活了，以致各国军事专家都认为只能抵挡3－6个月的中国军力，却坚持到最后胜利（一个弱国能首当其冲于战争策源地，竟岿然屹立八年之久，孰能做到；其间亡国的法国人感慨尤深，戴高乐曾为蒋介石打抱不平）！这也首次证明了清朝所打造的“地缘政治”能使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比较：往昔之“地缘政治”基于中原，无险可守，板荡逐鹿，四面受敌，王朝倾覆）。再看日本方面，《孙子兵法》曰：“故善用兵者，……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又曰：“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虽然华军折殇过半（总体战的机制方兴未艾），但侵华日寇损失三分之一；而东京大本营则在总战略上兵分三路（苏联、欧美和中国），大战未开，先陷三分之一。以少胜多不成，则反复增兵，越投越多，此乃兵家大忌，日本侵华之战略拙劣也！不久，与苏联试战失利，损兵折将，遂改守势；主攻ABCD四国（America, Britain, China, Dutch）。这叫什么战略！日本昭和天皇后来悔悟：“如果学习、应用世界最高水准的《孙子兵法》，就不会发动必将失败的战争。” “弱国无外交”——中华民国，在内被民情思潮所困绑，而不能灵活邦交；对外缺乏鼎力捭阖，唯作强权的棋子。尤其是，她是被苏联的“祸水东引”所害（战前中国的反日运动主要是被共产国际所操纵的，甚至七七事变也与之有关）。原本，两个战争策源地按计划夹攻苏联（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订立《the Anti-Comintern Pact》），但这“大祸临头”竟然被老谋深算的斯大林以“签约誓盟、纸上谈兵”，双双化解了：第一、面对日本磨刀霍霍、阵兵待战，斯大林施“调虎离山”之计，即：签订《苏中互不侵犯条约》（1937年8月。早就筹备，计划援华。蒋介石在上海“先发制人”与此有关），而促成日军南进，首先投入中国战场；苏联则大力援助国民党，拼死拖悍寇（他曾承诺3－6个月内“苏联参战”，激励蒋介石战上海、守南京，作大牺牲，而悖抗战初衷。苏联仅派顾问团与志愿队赴华）。第二、面对德军其势汹汹、掩至而来，斯大林施“釜底抽薪”之计，即：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8月23日），而转危为安；苏联对波兰趁火打劫，德国驰劲旅声东击西，从而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初期，苏德两国是准军事同盟。1940年11月达成瓜分世界的秘密协定）。苏联如此“化害为利、嫁祸于人”，可谓《孙子兵法》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之杰作。其恶不可学，当择善而从。今天的中国，乃多面受敌、一马当先，或将孤军迎战、杀出重围？我们能够打破僵局，化敌为友吗？再看历史：斯大林弄巧成拙，以致风云不测、因福得祸，那就是，苏俄乘着德国与英法火拼，建立“东方战线”，假途伐虢，顺手牵羊，大肆侵略扩张；却招致希特勒“背信弃义、反戈一击”——巴巴罗萨计划之闪电战（1941年6月22日），死人数千万。这真是“多行不义，祸从天降”（苏俄吞东欧，饱尝苦果；并新疆，得而复失。注：军阀盛世才，加入苏共，俄化新疆，将并苏联，德军攻苏，盛世才乘机投诚蒋介石）！ 那时的美国，本可以隔岸观火，与世无争（“孤立主义”、“门罗宣言”）；但它唯恐被世界大战“边缘化”，而无缘于霸权。所以，美国精心策划“以军事后发制人、以经济先声夺人” 走向战争；并且施苦肉计，瞒天过海，而“粉墨登场、反客为主”（它在成就霸业之后，故伎重演，假托正义，出师有名，还是“瞒天过海”）。美国与在地缘政治上“暂不为害”的苏联和中国结盟，夹攻“中间地带”（德国和日本），为其称霸扫清道路。但胜利在望之际，勉强与别的战胜国分配霸权，唯独排斥并暗算中国；即：美苏英三强进行秘密外交（德黑兰－雅尔塔密谋），坑害“第四强”——刚刚废辱约、收失地、取得民族独立、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她正值创巨痛深、师老民困。罗斯福总统的“一片苦心”旨在以中国“共产化”，来换取斯大林不接应西欧左倾（战后初期共产主义高潮）。因而实际上是美国安排并且资助苏军入华的，名为对日作战,纵其输出革命，装备共产党，分赃东北亚。进言之，美国引诱俄罗斯重返东方（后者曾先败于日俄战争，再止步于《日苏互不侵犯条约》），让国际共产主义会师于远东。苏联控制中国的地缘政治，从朝、满、蒙、疆作环形倾压（而且已分蒙古，控满洲，乱新疆），扼住战略要冲，再装备百万共产党。另一方面，美国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财政钳制和舆论诋毁，从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困绑国民党；却还假装中立，偏袒调停，里应外合，配合苏联。它们是要把民族复振、文化独特和科技立国的中华民国“扼杀在摇篮中”！国民党已是抗战力尽、强弩之末，她渴望有机会、有能力百废待兴、四强济世，而根本无法应对无端剧变！解放战争与其说是“内战”，不如说是国际战争；与其说是国际战争，不如说是霸权国家操纵的战争（霸主宰世，绝大多数的战争与革命皆如此。同时发生的希腊“非共产化”（叛乱）也是它们策划的，而且也是以牺牲中国为条件的，斯大林因而让步）。这就是说，那时“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在国民党一边：A.天时：“东方不亮西方亮”，三强不容中国民族主义，加上战祸天灾；B.地利：“农村包围城市”，加上苏联环压四疆，而国军北上西进皆逆地势，唯有美国于东海“网开一面”；C.人和：文人西化和战争创伤，万民已是洪水猛兽，汇成革命洪流。再定量分析解放战争：国际因素和内战本身各占一半；后者又是七分政治（抗战国破、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三分军事；在军事中，情报一分（间谍渗透，国军输定），士气一分（奋起抗战，疲陷革命），战斗一分（兵力军火，国军劣势。请读诸玄识：《历史揭密：颠覆国民党政权的国际阴谋》）。可见，国民党乃“纸老虎”，除了兵疲力钝，其他在战场之后、军事之外和“无形之中”，更是如此。 （四）冷战一匹黑马 美苏冷战（1945－90年）几次徘徊于毁灭的边缘。第三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没有爆发，似乎因为“大国理智”，实乃由于“生存稳定”——世界市场和地球生态均未饱和（以“消费革命”深掘生物圈，尚有余地）。再者，两霸轮流扶植中国，而她则以“朝秦暮楚”来反哺“恐怖平衡”。 美国初建霸权，以《雅尔塔密约》为蓝本，其要旨有两：A.“欧洲第一，李代桃僵，丢卒保车”，即：以牺牲国民党政权来换取“西欧民主”，只打冷战，避免新的世界大战；B.“亚洲第二，以毒攻毒，借刀杀人”，即：巧用国际共产主义来剿灭中国民族主义，从而保证它在亚太免受挑战——特别是其御用学者（费正清等）所发现的“致命挑战”，即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是：日本式“富国强兵、海洋立国”＋华夏型“内圣外王、王道治平”！美国以牺牲中国来安顿西欧、控制亚太，中国就像往古一样地承受忧患。反之，若非她在关键时刻，包容作为西方文化“暴力之最”的阶级斗争，从而靖平天下；那么，冷战变热战，世界毁于一旦。 战争末期，美苏英三强同流合污，割裂海陆，全球逐鹿：苏联囊括欧亚大陆的东部，俨然是个大陆帝国；美国控制大西洋及西欧、太平洋及日韩等，从而拟成“美国海洋，世界边疆”的地缘阵势。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先预言：“日美战争本身是件可怕的事，但其后果更为可怕：日本文明遭到破坏，中国被西方文化所征服，而美国则开始它的世界性军事帝国主义的生涯。”（The Problem of China，pp.174.）至于中国，似已跻身“列强”，却重新沦为“旗子”——九死一生，得十吐九；1945年《雅尔塔密约》之祸害华夏，在更严重的程度上重复了1919年《凡尔赛和约》！此须说明：美苏英三强所订《雅尔塔密约》，明文规定蒙古分出中国与苏联恢复沙皇帝国主义在华“利权”，和默认苏军掳掠满洲工矿与装备共产党；但它的精髓，不仅是置中国于“苏联铁幕”，从而拒她于世界市场之门外，而且是把昔日的“中国文化圈”（朝贡体系）变为阶级斗争之祸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世界性军事帝国主义的生涯”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蹉跎岁月、坎坷终身”。姑且不论“正面战场”——先与苏联阵营对峙，继而发动反恐战争；这里只讲“侧翼生变”，而且大有“异军突起、全盘皆输”之势头。后者尤不能被容忍之初是，美国“培植劲敌、养虎为患”使它自食其果。——这就是共产党中国！当初在援助中华民国对日作战的过程中，美国便开始颠覆国民党；通过“延安经验”（1944－45年），而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初恋”。稍后，美国便诱使苏军入华，暗自操纵中国内战，造成国共易帜，这是它如愿以偿的（1949年8月发表《白皮书》，不仅推卸责任，而且落井下石。当时，国军虽败，尚踞土数省、拥兵百万。《白皮书》对其精神重击，以致不战而降、溃不成军、仓惶浮海）！当此之际，美国则忍痛割爱，“转嫁情人”——把中国共产党还给了苏联。尽管毛泽东十分不快，口诛笔伐，痛斥美帝（评艾奇逊、司徒雷顿），但这是作样子给苏联看的，新中国必须倚靠超级大国。中国共产党回到苏联的怀抱，在他人看来是“共产革命之顺理成章”，但在毛泽东则是“退一步而求其次”。如前所述，美国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换取西欧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复兴（共产主义扩及东亚，“马歇尔调停”为“马歇尔计划”开路）。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但老大哥并不信任这个“以俄为师”的大兄弟，生怕有一天，毛泽东将会投靠美国，而致患苏联；于是老奸巨猾的斯大林“批准”毛泽东访苏（1949年12月16日），一呆就是两个月，西方媒体说是“软禁”。幸亏许多国家表示承认新中国，斯大林才决定先签“城下之盟”，而后放人（1950年2月14日签约，2月17日毛结束访问），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包括“特别协定”。当时可以理解为，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中苏军事同盟”。北约成立于1949年年4月）；它在字面上之祸华，不亚于鸦片战争以来任何一个不平等条约，如其中第十七条云：“缔约国双方同意：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不仅如此，斯大林还阴谋策划了让新中国与美国正面冲突的朝鲜战争，炼造盟友，耗住对手，一举两得。事后来看。斯大林颇似“神机妙算、谋奇计巧”，却欠“攻心为上、高瞻远瞩”；凡事不可强求，只能因势利导。 新中国并不情愿作此军事冒险，她渴望在超级大国的帮助下，完成国家统一，并早日实现工业化，赶英超美，确保球籍，鼎立世界。但斯大林已作安排：指使金日成发难灭韩，如遭遇美军大举反击，则中国倾巢驰援。无奈，新中国不能没有超级大国为之后盾，况且“解放台湾”还有求于苏联。然而出乎世人预料的是，朝鲜战争（韩战）对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新中国来说，则是“歪打正着、一鸣惊人”；它对于美国来，虽然“打个平手、还原对峙”，但也是其“帝国主义生涯”的首次受挫，刻骨铭心！——朝鲜战争昭示世界：中国这一最爱好和平、最不尚武的古老文明，仅在几十年前还是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现已变成最能打仗和不可战胜的民族了！美国四星上将、联合国军司令官李奇微说：“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离空中支援，并且牢牢地控制着海域，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论及共产党中国的战争机制，在组织力与动员力、以及军事纪律和精神力量等方面，均已达到西方式“军国社会”的高标准；它不仅大为超过国民党，而且也胜于日本武士道（后者虽然一鼓作气打败沙皇俄国，曾以一当十重创国民党，但经苏联红军“牛刀小试”，则溃不成军。共产主义的“战争机制”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克星。何况今之日本军事已是心理和地缘上的“双重残废”）。20世纪的中国，在各个方面也包括军事，进行了系统的“文明转型”，以应对和幸存于西方所造成的“世界战国”。国民党为该过程之中间环节，在军事上和其他方面，算是“准现代”的（若无盟邦，它不胜任于大型战争）；因为国民党留念和守护传统，所以它不能顺应、不能驾驭时代潮流（虽然从历史长河看，世界现代史乃一股通向人类自毁的逆流）。新中国首先是在军事上完成“文明转型”，其他方面稍后也是如此；所以中华民族才能应对冷战乃至新的世界大战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如此极大潜势和能量，这是它能够涵摄并淘汰国民党的主要原因（两者表面上不共戴天、你死我活，实际乃前仆后继、接力冲刺）。古代军事家吴起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对于一个“危机国家”（例如内忧外患的20世纪中国），要想“国和军和”从而“万众一心、同仇敌忾”，那就必须采用极端强制，消灭“不和”（封建派系和西方思潮）。在这方面，蒋介石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戒急用忍，反受其乱”；毛泽东是“无所不用其极”——“摧枯拉朽，统合亿兆”。 美国霸权的第二次挫折是越南战争。它是与其说是两国之战，不如说是两个阵营所进行的边缘战争；它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超常战争。越南共产党将领武元甲说：“是的，美国人是强大的，他们的武器装备是强大的，但是无济于事。越南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军事战争，因此，军事力量和军事战略既不足以赢得这场战争，也不足以说明这场战争。”战争胜负非决定于军事本身，此时更显著。可见，现代战争机器已步入《孙子兵法》之“诡道”，而令西方传统的“暴力决定论”失其效用，因而流于“纸上谈兵”了！克劳塞维茨定义：“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即克敌制胜全靠暴力手段。此乃美国之长处，但它未能赢得越南战争，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越南战争有个“大后方”，连接着中国和苏联阵营，从而成为冷战之“热点”。孙子提出“上兵伐谋”，而“谋攻之法”乃“全争”——“必以全爭于天下”；用今天话说就是：超军事之“总体战”（概括一下现代战争：A.全争：总体投入→B.慎用暴力、上兵伐谋→C.全胜：弱者巧胜，强者柔克）。换言之，战争乃有机生命之社群的“整体行为”，只有程度差异，从而决定战争规模之大小。如果说，往昔它是一个国族或国族部分的“整体行为”，那怕只是一次边境战争或有限战争；那么，现在它是一个世界或世界部分的“整体行为”，那怕只是一次局部战争或边缘战争（萨达姆、卡扎菲等在空间、时间上自绝于或离群于“大国阵营”，后者将是伊朗存亡之关键）。 美国霸权的第三次挫折是在心理上恐惧于苏联核大战、星球大战之威摄力（据说高估苏联实力）。后者令美国拉拢中国。斯大林死后，中苏分裂；国际形势越来越兑现于他生前所做的恶梦：中国“投靠美国”，从而孤立并钳夹苏联。于是，红色中国与美国重温旧情而“度蜜月”——中美结盟（1970－80年代）。《孙子兵法》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据此，可知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远非万全之策，却遗患无穷：他虽在空间上做到了“谋一域而制全局”，即阻击美国霸权，令北约（或联合国军）“出师不利”；这使战后初期患上“恐美症”的斯大林，颇为得计，很是欣慰。但斯大林在时间上却是“谋一时而误万世”：新中国虽是不得已而出兵，但毕竟是帮苏联打一场“边缘战争”；所以新中国在战略上是“有恃无恐”（不怕打大、打败），而且竟然是“一战而强”（军事强国）。再者，斯大林哪里懂得中国俗话“不打不成交”这个道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斯大林这一失可不得了！诚然，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其中在军事上，美国的“空地一体战”虽很重要，但非决定性的（确也震慑苏联）；就像目前美国对华的“海空一体战”，并不能成为制胜法宝一样。尼克松在其所著《真正的战争》一书中，讲到了美国“以正合、以奇胜”的对苏战略。即：“以正合”即以其军事强力及西方联盟对峙苏联，“以奇胜”即依靠西方的经济实力、精神力量和价值观念分化瓦解它。苏联解体的原因大抵如此，但我认为，其中的关键是“中国因素”，它是苏联陷于斯大林曾竭力避免的“两面受敌”——苏联对峙于欧亚两边，战线太长，首尾不相顾；从而财政困厄，民生凋敝，以致本是最适合于战争或冷战的“中央计划经济”变得毫无“优越性”了！ （五）鱼得水龙跃渊 中国现代化开启于“改革开放”，后者则是“双向”的，而且首先是西方对华开放，即变通“雅尔塔体系”，撤销“围堵”，打开“铁幕”，让中国“走向世界”（参与世界市场）；这首当归因于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就中国战略及其“地缘政治”而言，此乃“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之新战国策！ 苏联的分崩离析，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的世界帝国之梦，化为泡影。概括一下：斯大林所订立五个国际条约（四个针对中国，不包括《雅尔塔密约》）：A.“中苏条约”（1937年8月）：誓盟抗日，援华耗敌，患移义弃，狼狈为奸；B.“苏德条约”（1939年8月）：弥祸小国，引爆大战，乘机扩张，招致国殇；C.“日苏条约”（1941年4月）：趁火劫华，分割蒙满，背信攻日，抢夺战果；D.“中苏条约”（1945年8月）：三强胁迫，帝俄还魂，墨迹未干，装备政敌；E.“中苏条约”（1950年2月）：列强辱约，死灰复燃，未及实施，人亡政息。 美国于冷战之“不战而胜”，乃似是而非，因为世界开始“多极化”了。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大棋局》书中，过分强调“两霸归一”，忽略了“同而不和”；但从字里行间也可看出，美国重新面对挑战。他说：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世界事务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一个非欧亚大陆国家，破天荒第一次不仅是作为欧亚大陆大国关系的主要仲裁者，而且也是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出现了。苏联的失败和崩溃是一个西半球大国美国迅速上升为唯一的、而且的确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的进程中的最后一步。可是，欧亚大陆依然保持着它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不仅它的西部周边——欧洲——依然是世界大部分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所在地，而且它的东部地区——亚洲——最近也成了经济增长和政治影响上升的极其重要的中心。因此，在全球都进行了介入的美国如何应付复杂的欧亚大陆的大国关系——特别是美国是否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的欧亚大陆大国的出现——对美国在全球发挥首要作用的能力依然是极为重要的。 出人意料的是，最初的受害者变为最后的真赢家——中国！“最初的受害者”是指牺牲中华民国及其所扶助的朝鲜半岛统一政权，以及蒙古分离。“最后的真赢家”是指，新中国先“合纵”于苏联，顺风扯旗，而有后盾，并推进工业化；后“连横”于美国，远交近攻，而有奥援，并起飞现代化（其首先得力于毛泽东－尼克松揭幕“中美蜜月” 。曾参与颠覆蒋政权的汉学家费正清，以“新朝贡”向白宫献计，他本人也随同尼克松访华，见证“延安初恋”，充当“月下老人”）。中美建交促成了西方更改“雅尔塔体系”，停止封锁中国，让她“出海”，参与世界市场。至于“改革开放”，那只是顺势而为。《孙子兵法》云：“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诸侯：今喻列强、霸权——引者）。”毛泽东正是“知谋结盟，投其所好”，继而“全身而退，弃旧迎新”。《孙子兵法》又云：“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对于西方集团（欧美日澳），“毛－邓新政（脱东入西）”是“屈之以害”（人口负担，隐患极大），“役之以业”（联合抗苏，挺美霸业），“趋之以利”（中国开放，极大商机）。这就是说，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轮流“扶植”下，中国乃脱颖而出，崭露头脚；不仅保住“球籍”，而且成为多极化世界之举足轻重者！回顾当初，美国援助国民党的对日抗战，但发现“华夏复兴、梦系大同”，便设计坑害，以根除隐患；而后对抗苏联，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结盟，但它越来越不能容忍“富国强兵、大国崛起”，便再次实施颠覆：在其利用中国抗衡苏联的同时，美国对两者发动“意识形态”的文化攻势；结果，自我循环、却又重创生态的“苏联体制”乃寿终正寝，市场导向、而能全球平衡的“中国模式”却安然无恙。 进入“后冷战”，西方及其霸主首先须做三件事：A.树敌于外，挑选足够大、但又能“战而胜之”的战略对手，以确保内部团结而一致对外；B.克服潜在威胁，以免滋蔓难图，就怕威胁西方文明的优越地位；C.在地缘政治方面，加紧控制全球之海陆要冲，以便长期驾临世界。于是，美国确定了新的“用武之地”，强加于“伊斯兰－儒教”区域（亚洲板块两边，以洋制陆，像一个放大的鸦片战争：环海驰骋，捷便投射，机动集中）。这是所谓“文明的冲突”，不同于以往对苏联的“意识形态之冲突”：后者属于西方内部的派别、主义冲突和霸权之争，而前者则是文明乃至民族的生存权之争。美国原计划先遏制中国，以防她在羽翼丰满之后，不可战胜。但恐怖主义使之改弦更张，因而美国挺进中东。——这也是控制石油、占领地缘政治的制高点和迂回包抄中国的“大棋盘”战略。抓住这个间歇，中华人民共和国便迎来了第二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期”。首个黄金期是1978－88年，即中美结盟和“美国保驾”的现代化；这回是“9.11”之后的年代，中美互相利用，因而便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出现“中国崛起”。 原子弹与高科技已把人类置于“恐怖平衡、一毁俱毁”的地球村之中，在此时代，虽然边缘战争或有限战争乃接二连三，但是大国对抗或正面冲突则一忍再忍。除非遇到全球性的经济崩溃和生态崩溃，那什么可怕的战争都有可能爆发，这是人类的灭顶之灾、文明的万劫不复；通常的情况是，大国虽在战术上倾向于诉诸武力，但在战略上则致力于“不战而胜”，它是基于军事的“非军事之超常打击”。美国从苏联解体上尝到了“不战而胜”的甜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制定一项不战而胜的战略的关键因素是意志力量。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没有意志力量，它们就毫无用处。”这就是文化博弈，包括尚武精神。它不论是以往的“冲锋陷阵”，还是今后的“不战而胜”，皆是不可缺或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西方文明把尚武精神发挥至极，其有“三要素”：A.基督教之狂信与异端仇视，B.民族主义之爱国与公民荣誉，C.自由主义之我执与轻蔑他族。拿破仑说：“狂热的信仰，爱国的情绪，民族的光荣等等，亦能感召青年参加部队，增进战力。”这个精神力量的“三位一体”基于“客观三要素”——组织优势、地缘优势和技术优势。因为“客观三要素”久则生变（优势转移），所以西洋的尚武精神怎能长保，此令欧美政客担忧。其他的尚武精神——宗教、法西斯、武士道、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均适合战略地位较次的国家；前三种是向内团结有余、向外盟合不足，单纯的民族主义（例如国民党的尚武精神）易被西方思潮侵蚀（自由主义使之丧失“民族认同”，无异于釜底抽薪），国际性的忘我牺牲和团结弱者的共产主义算是与主流西方“棋逢对手”。新中国依此“保球籍”。而今中国已是“承平日久”，民族意志渐衰；她靠什么“尚武精神”来支撑国际变局呢？这可是个大问题呀！ 再从“地缘政治”来看中美之战略优劣及其转变。用变化的眼光看，美国对华“以海制陆”（海空一体战或“联合作战介入”）实在不合时宜、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敷衍内政尚可，扼杀对手绝难！纵观历史，在中国诸多科技发明外传之前，世界海洋——除了地中海的局部争霸——并无“地缘政治”的价值（英国受患于维京海盗和欧陆入侵，而倭人则恐惧于大海）。而后，尤其是随着工业与科学时代的来临，战略优势就从大陆国家转到了“海洋国家”（近陆大岛。东半球/高北纬）：海洋，对于“海国”是机动捷便、易攻易守、战无不胜，对于“陆国”不仅是难以远征，而且构成祸患源泉。单就军事而言（大陆文明原非“军国机制”，这一点暂不考虑），海洋国家对于大陆国家的战略优势主要是“机动性”，分为三点：A.灵活进攻，对方则是处处设防，防不胜防；B.避实击虚，例如两次鸦片战争，华南有备，游弋北上，闯江海，胁京津；C.快速集结，形成优势，对方则是兵力分散，调动缓慢。然而，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科技与武器升级，特别是在大陆国家完成“军国社会”的转型之后，地缘政治的内涵再次变化：近海岛屿（日本等）基本丧失它的战略意义，反而易为被动挨打之目标；战略优势转到了“海陆兼大”的国家（美国），而“高山大海、广土众民”的中国则最具潜力。时至今日，以三个机动性（灵活进攻、避实击虚、快速集结）为特征的“以海制陆”，用来征伐几个孤立无援的小国，尚绰绰有余；若去挑战某些反制有备的大国，则远远不足。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大纵深、高倾压、龙翔虎跃、挺进海洋的国度，攻占必是碰铜墙铁壁，围堵终将如螳螂当车。 再谈一下弱小国家的“应战之策、幸存之道”。儒经云：“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美国围堵中国，兼施“以华制华、以亚制亚”，一些国家狐假虎威，仗势损华，甚至充当马前卒，叫战挑衅；真是利令智昏，必将自食其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处于苏德两强之间的波兰，遭受双重战祸，国殇率为世界之最（20％人口丧身），难道这与它的外交智慧与民族文化没有关系吗？例如波兰与中国无冤无仇，却在国际联盟中赞同“满洲国”，旨在牵制苏联，而减压己方；但随之而来的是，苏德瓜分波兰，日苏缔约言好！斯大林对波兰实在狠毒：苏德两国相辅相成亡其国，相反相成屠其民；枪杀战俘不算，1944年苏军反攻出境，说好波兰抵抗力量“全国起义”来响应，斯大林却又“按兵不动、上屋抽梯”，而让德军“关门捉贼、斩尽杀绝”！苏军攻克柏林的途中，所到之处，故伎重演，即“假途伐虢、顺手牵羊”。弱小国家难免遭罹“双重战祸”。相比之下，中华民国在此方面还算幸运：如果不是南京政府多难兴邦而重振华夏，智圆行方而撼动国际，那么1941年“日苏条约”就会提前数年（像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但屡被日本所拒）；果真如此，两个虎狼之国所瓜分的，非只是“蒙满”（苏联已控新疆），而是全中国，并且合兵会剿国民党，以致中华民族四分五裂，乃至亡国灭种！追昔抚今，若是再爆发战争，大国之间的“缓冲区”，尽化火海；退一步讲，霸主总想利用小国“耗住”其战略对手。《战国策》云“三战三胜而国危”，其意为：小国好战，虽胜必危，甚至灭亡。进一步讲，日、韩、越、菲及中华台湾等，是作为美国的地缘政治的延伸和整体，威胁中国的；若论其自身，则没有多少战略意义。科技升级已令日本尽丧其海洋地缘之军事价值，真得成了“弹丸之地”，无险可守，易陷火海；台湾和菲律宾也是如此。韩国和越南均是海陆两面受敌，越南的后方又会受扼于中国广西和云南之地势。总而言之，小国更应该讲信修睦，若是相反，狐假虎威则难免引狼入室，结盟挑战则难免葬身火海。悲乎，人类智慧总不能避免“玩火自焚”！ 附文：美国媒体称，中国正在运用《孙子兵法》来瓦解美军的亚太联盟，即： 中国发展“反介入能力”，寻求以更有效的方式来“中和”美国的权力……。中国似乎在寻找“击败美国前锋部队”（即美国的马前卒——引者）的机会。中国的准备动作并不意味着其想与美国发生战争。相反，中国似乎想“威吓”它的邻居，同时在发生冲突时防止美国前来援助。当不能确定是否能依赖美国的支援，也不能凭借自己的能力“抗衡”中国时，其他国家或许认为他们必须“迎合”中国的意愿。……依照中国古老军事家孙子的理论，中国采取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术——通过破坏美国对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保障的信誉，来确保自己成为亚洲的主宰，同时“挖空”美国的同盟，并最终将美国“逐出”这一地区。……目前的局面不是通过对话就能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军事策略是“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其他国家必须找到方式来“应对”。许多中国的邻居比以往更愿意忽视中国的抱怨，并增加自己的国防预算，加强彼此之间以及同美国之间的紧密合作。http://mil.chinaiiss.com/html/20119/5/a3f9c8.html） （六）霸主垂死亢奋 在西洋史上，上等霸权是“罗马和平”（Pax Romana，公元前27年－公元180年），其次是“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大英帝国，19世纪，止于1902年《英日同盟》）”，最差为“美国世纪”（20世纪下半期至21世纪初）。美国先天不足，而须结盟，其得力者，被其培植竟又树敌（苏联、中国）；而且一个比一个“贴身”，以致今之中美乃共生互存。这就陷入了“阴阳阵”——连为一体的“对立统一”，必是柔弱消融刚强！这就是说，中美一毁俱毁，“理性”不会如此；但物化西方岂能有容乃大？那就只有在“战略相持”的情况下，等着充分复兴的中华文明来“同化”吧！ 倘若美国真能征服中东，这个地缘政治学上的“世界岛”和“心脏地带”，那它就会长期称霸、宰制世界，而不会遇到重大挑战，当然也就能完成对中国的“C型”包围（如果加上俄罗斯就是“合围”，但经过上一次的结盟与对抗，俄罗斯与主流西方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补；其严重程度，并不亚于“中美恶交”。再从历史渊源而言，华夏毕竟是西方最近的“母亲文明”，而俄罗斯则是西方的“半蛮夷”）。果真美国坐镇世界之战略制高点（中东），中国将不得不一方面迎战前沿，海洋立国则寸步难行；一方面守护腹背，巩固边疆则事倍功半。但是，美国因为经济衰退、财政拮据，而功亏一篑、半途而废；即它决定撤军中东，主攻亚太，扼制中国（海空一体战），伺击他敌（“1＋战略”）。美国如此以退为进、以攻为守，也是它在其衰竭之前的疯狂发力。就“次级战略”而言，这是“退一步，进两步”——美国军界吸取东方哲学之心得，即：此时美军重心东移乃根据“1＋”方案所施的缓兵之计：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从而迂回纵深、背后出击？反正它在寻找可乘之机！再者，美国只是在正前方全力堵截中国，哪来胜算？双方形成军备竞赛之战略对峙（看谁先出漏洞），跃跃欲试；美国高调重返、强势制海——“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中国以静制动、积攒实力——“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孙子兵法》）。刘基说：“凡敌人远来气锐，利于速战；我深沟高垒，安守勿应，以待其敝。若彼以事挠我求战，亦不可动。法曰：‘安则静’。”海空一体战又怎样呢？难道不是纸老虎吗？《孙膑兵法》云：“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形莫不可以胜，而莫知其所以胜之形。”（译文：用兵作战的人，是靠阵形相互取胜的；阵形没有不能战胜的，只是有人不知道用以战胜的阵形而已）。然而，从更大的战略视野来看，美国这样做，也就等于承认中国是“不可战胜的国家”；因为中国的软肋是腹背受敌，边疆生变；而在其地缘临驾、倾压海洋之正面，中国则是力大无穷、稳稳推进，而且用之不竭、源源不断。这就是说，海空一体战（“联合作战介入理念”）未“赌”先输，已成定局。 再从世界经济的视野看美国：自20世纪上半期以来它一直致力于“顶级开发、造福人类”，创造了几乎所有的新产业，但都不能保持，很快流失——转移到第二级发达国家、进而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美国必须不断创新、不断升级，否则无以为生、全为泡沫。但它的创新越来越难，其成本越来越高，而产业流失也越来越快（它所赚钱也相对愈少）；另一方面，美国这样做，也要求世界市场越来越大，高消费、高浪费越来越多（资本主义就是一头吞噬生物圈的怪兽）。文明（科技文明与物质文明）患上“癌症”了！除非有许多个乃至无数个生命星球，“美国梦”才不会破灭。现在，世界市场与地球生态均已饱和，而美国也是“产业空心化”。美利坚民族越来越寄生于金融投机、举借外债和滥印美元（由世界分摊）。 附文：美国《外交》双月刊9/10月文章，题为“衰落大国的最后喘息———为什么中国定然会成为主导国家”： 对于欠债的来说，债主可以像是独裁者。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威胁将阻断英国所急需的融资，除非后者从苏伊士运河撤军。时任英国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后来回忆道，这是“一个衰落大国的最后喘息”，“或许200年后美国会像我们一样感受衰落的切肤之痛”。中国超过美国的那一天正迅速逼近吗？这个问题在美国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那里仍然认为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不可能受到严重威胁，中国或许正成为经济超级大国，但不可能将美国挤下头把交椅。不过此类观点低估中国20年后会在经济上称霸的可能性，而且暴露了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片面观点：即认为决定世界霸权的主要是美国而非中国的行为。 一般而言，经济主导地位代表一国可用经济手段促使别国做它想要的事情，或阻止其做它不想要的事情。……到2030年，美国的相对衰落催生的不是一个多极化世界，而是一个由中国主导的接近单极化的世界。无论GDP还是贸易，到2030年，中国都将处于支配地位。1956年，华盛顿涉嫌策划在纽约大规模抛售英镑，迫使英国政府从苏伊士运河撤军。现在谣传中国打算行使金融权力，抛售部分美元储备。为维持信心，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并向石油出口国求助，但昔日的友好独裁者已经被吝啬的民选政府所取代。美国于是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但这一次，中国拥有主导权。IMF的救助有前提条件：美国海军撤出西太平洋。这个要求可谓刺到痛处，因为中国作为IMF的大股东，可以轻易阻止美国的融资请求。 一些人会说，这根本就是异想天开。毕竟，1956年美国能够轻易切断英国的经济命脉，因为这样做对美元或美国经济影响不大。但中国若抛售或仅仅停止购进美债，美元将会下跌，人民币将会升值———这种结果正是中国一直竭力避免的。但是，类似看法尚未考虑到未来中国的动机可能会大不一样。10年之后，中国可能不太热衷于维持人民币弱势。当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处于弱势，不仅因为它负债累累，经济低迷，还因为另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已然出现。今天，美国经济面临结构性问题，举债成瘾导致对外国的依赖，增长前景降至最低限度；与此同时，一个强劲的对手出现了。麦克米伦1971年曾预言美国可能“在200年后”衰落。但中国可能加速历史的进程———使美国远比麦克米伦所预测的、甚或也比当今多数人所预料的提前陷入衰落。（http://observe.chinaiiss.com/html/20119/1/a3f604_1.html） 而今的美国越来越寄生于“超经济强制”，甚至愈益依靠军事冒险。以往，美国用霸权维护损人利己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而今，它却以战争来破坏它们，置人类共生于不顾！美国经济和政治学家威廉·恩达尔揭示：“美国扩张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全球主义者与世界金融集团的固有联系，后者实质上已控制了整个世界。在为自身繁荣和继续扩张建立起联邦储备系统后，美国最高统治阶层迅速沦为这一系统的人质和奴仆。”（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2_01/30/12185702_1.shtml）《孙子兵法》曰：“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美国不顾好战之至害，只求征伐之暴利。它无论如何不能停止战争，否则坐以待毙；但它又怕战争升级，以致互相毁灭。刘基评“好战”云：“夫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实不获已而用之。不可以国之大，民之众，尽锐征伐，争战不止，终致败亡，悔无所追。然兵犹火也，弗戢，将有自焚之患；黩武穷兵，祸不旋踵。”（《百战奇略》）美国是在垂死挣扎，而且开始重蹈往古帝国消亡之覆辙。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 ……西方……这种优势也将象从前蒙古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亚述人和阿卡德人曾取得的规模稍小些的世界优势那样转瞬即逝。（《人类与大地母亲》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在20世纪，当西欧人由于发动了两次自相残杀的战争而丧失了世界霸权后，主导作用转移到了美国。在本书写作的年代，人们已经看到，美国在文明中心的优势，似乎也将是昙花一现。就象蒙古人曾经取得的优势那样。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同上，第31页） 概括一下现代西方的战略优势。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客观优势三要素：契约组织、海洋地缘、科技强势；第二、主体精神之三位一体：A.基督教：强信念与仇异端、B.民族主义：国民性与荣誉感、C.自由主义：自大狂与得失心；第三、军事谋略（战术、战略）；第四、军事联盟。如此战略优势登峰造极于上次世界大战，而后开始逆变：美国受挫于韩战越战，亦难克服苏联军事。直到中美结盟和中国现代化提供巨大商机与市场，而使苏联在经济上相形见拙于西方，并且军备竞赛和两线对峙耗尽其国计民生；再配合心理战，攻势凌厉，深入人心，凡此，美国才获得了“不战而胜”的。时下美国尚持科技与海洋地缘之绝对优势，但在军事同盟方面则是“同而不和、各怀鬼胎”，其余皆非牢不可破。至于军事谋略，那已是“东风压倒西风”了！ （七）文明常胜宝训 《孙子兵法》云：“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历经过无数次致命挑战的中华文明，岿然屹立，终古长存。管子曰：“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宝。” 那么，今之中国将如何应对垂死挣扎的霸主的最大挑战呢？现代史乃“世界战国”，谁都难幸存，何况地球村与生物圈将会同归于尽！退一步讲，已晋升为这个世界决斗场上的要角的中国，与狼共舞欲，却要避开致命一击，这怎么可能呢？遑论“不战而屈人之兵”了！执古御今，兵家圣音： ◇战争，作为最高形式的人类对抗，既是军事的，又是超军事的。现代战略是：A.全争运势（立体、多维、有机、无形）； B.因变乘虚（以静制动，避实就虚）；C.正合奇出（平时：正治奇防；战略：军正诸奇；战术：兵合奇胜）；D.攻心胜全（攻心乃妙，伐谋须奥，全胜为要）。《孙子兵法》云：“故善战者，求之于势……。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高科技之军事虽是“天罗地网，绝技神功”，但其“克敌制胜”的效用正在减退，非军事性之征服力则呼之欲出。《孙子兵法》云：“……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现代战争以军事为基础，以超军事为主导。前者虽是实力拼搏，更是“千思百虑、千虑一得”之斗智；后者虽是综合配置，更是“万物一体、万幻玄静”之庙算。谁能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道制权，以谋制力，以宽制猝？《孙子兵法》云：“势者，因利而制权”；“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而患可解也。” ◇势均力敌之双方，非决胜于其本身，其他打击手段却更具能动性与致命性。军峙势覆，正持奇胜。一方面是“抛砖引玉、以逸待劳”，一方面则“暗渡陈仓、围魏救赵”。《孙子兵法》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 ◇弱国不弱，小国不小。世界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弱小国家很有可能成为大国力量的某种延续，或是大国所精心设计的“诱饵”。交战的弱小国家也可能得到与对手力量相当的国际援助。《孙子兵法》云：“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 ◇虽然力量悬殊之抗衡，也可能是“战而不胜、胜而不利”。上策是“口服心服”，中策是“伐谋伐交”，下策是“速战速决”。《孙子兵法》云：“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 ◇战争机制须要最大组织力和动员力。民主制度适合于霸主及其少数盟邦（优点：激励创新，发挥能动；弊端：强能凝聚，国衰则散），若是实行于别的国度很可能造成混乱与分裂；后者情况须采用迎合民气与危机心理的极权制，且须扫荡思潮、统一行动。《孙子兵法》云：“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 ◇战争目标既是战胜敌人，更是带来和平。大国与其“以战求和”，不如“弭兵相安”；更不如“以德报怨”，终不如是“无对而合”。具有“以战求和”实力、却能实施传统美德的大国，可以救世界、致大同。《孙子兵法》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总而言之，虽然军事力量不失为战争利器，但它非唯一的、乃至主要的制胜手段。例如，尽管像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所言 “美国海军作战舰队的数量，比紧随其后的13个国家海军作战舰队的数量总和还多；而且，这13个国家中，有11个是美国的盟友或者合作者。”但是，这个从两大洋钳制全球的海洋霸权，从空间上放眼，是疲于奔命、防不胜防，从时间上展望，是摇摇欲坠、岌岌可危。归根结底，文化力量决定一个文明的消长夭寿。 （八）军事哲学新探 眼前似乎是一种乐观的趋势，即：全球化，车同轨，书同文（世界联通、交流捷便）。在军事上，西方式的“暴力决定、战而胜之”不再奏效，反而会危及人类整体；所以，《孙子兵法》比《战争论》更有“用武之地”了！这似乎回到了“华夏天下”，世界军事登上“中国擂台”，玩耍“三国演义”？首先是中国摆平“魏蜀吴”（台湾从誓师统一的“蜀国”，变为偏安一隅的“吴国”），紧接着，世界走上孔子所谓“齐鲁道”，即：美一变，至于中；中一变，至于道。 地球村＝“天下”？——世界军事已入中国智慧的“陷阱”？人们能否扬弃以往那阵线分明的、你死我活的输赢决斗？似乎是战争距离趋近，它便疏远了以消灭对方为旨趣的“战争论”！为什么呢？老子《道德经》云：“……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以暴易暴，环环相报。不打就是“其损犹得”，就是“双赢”，打则“双输”；明了兹理，再尽量做到“备而不战，战而不斗，斗而不杀，杀而不灭”，方能成为真赢家。——美国茫然于此，头撞南墙；似嬴乃输，衰竭不止。 何谓现代军事战略？借助于中西共享智慧“正→反→合”来说明之（黑格尔称“正题、反题、合题”，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两者关系实为“源流”与“体用”，兹不赘述，另见拙作）。我们来比较“西方战论与战事”与“中国兵法与兵政”，如下： 第一、西方止于第二阶段（反），斗而不容、兼而不融；中国则涵摄并且超越第二阶段（反），而进达第三阶段（合）。所以西方只有愈益冲突之起伏激缓，而无真正的和平（要说有和平，那只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歇期）。这就是说，西方唯用暴力，而非“驯服暴力”。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我们不想听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故事。” 第二、如果硬说西方也有完整的“正反合”，其“合”只是“反”的延续或结果，没有质的变化，最多算作“零和”，但却隐含与积累新的战祸。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战争是强迫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暴力贯穿始终。相比之下，中国的“合”是对“反”的扬弃，是一种升华，从而获得了完整与安和的“共生体”（万物属性、生命形式）。 第三、正因为西方是简单的或平面的“正反合”，所以西式战争在今地球村是“因果报应、环环相扣”。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无限化，直到彻底毁灭。人类已不能承受下次战争，爱因斯坦说：“这次战争我们用核子，那么下次我们只能用棍子。”而中国则早已摆脱了“六道轮回”，超越了“零和游戏”，只不过不断地应对新挑战而已，直到最后胜利（实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 第四、在地球村或一体化之前，西方能够“大有作为”，例如灭绝印地安人而未受报复、世界大战之大量杀伤也无伤大雅；但从今往后，若再如此，就是“同室操戈、一毁俱毁”了！所以“战争论”之暴力说，须被扬弃，世界军事必须完成“正反合”，回归于《孙子兵法》的“全胜”。西方战略学家利德哈特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代中，欧洲军事思想深受克劳塞维茨巨著《战争论》的影响。假使此种影响能受到孙子思想的调和与平衡，则人类文明在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重大灾难，也就一定可以免除不少。” 第五、从世界历史长河来看，近现代西方所取得的主导地位和战略优势，只是乘着别的文明安享“全胜”（中华文明）或“非胜”（其他文明），而突然发难、乘虚而入的结果；它的“胜战”之三要素是：契约组织、海洋地缘和科技强势，凡此在“全胜之国”皆是“备而不用”或“收敛其性”的。即使是暂时的“天下太平”也来之不易，难道还用这些“双刃剑”自毁其类？时至今日，大家都勇往直前于“正反合”之“反”，且是“后生可畏、别无退路”，要么融和全体，要么毁灭一切！ （九）结束语 第一、贤哲指点迷津。老子《道德经》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霸主的穷兵黩武是其死亡前的亢奋，这是所有的历史帝国（例如亚述、古罗马）的宿命，现在轮到美国了！司马法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列强与晚清是两个极端，今中国能做到“中庸之道”而立于不败吗？——以强军御强寇，拒敌于国门之外，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在今后的百年内互相毁灭，而把世界这个大舞台留给那些……坚持和平主义而得以生存的民族。假如中国能够免于被驱使进入战争（与霸主或其盟邦的战争——引者），那么她的压迫者最终会把自己拖垮，让中国人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以取代全部白人国家所热爱的战争、掠夺和破坏。”“但他们（中国人）并不希望建立一个同我们（西方人）一样的文明，……他们可以创造出一种真正新型的文明，这种文明比我们在西方所能创造出的任何一种都好。”“这对中国人来说也许是一个微弱的希望。”（the Problem of China, PP16－17） 第二、天眼透视古今。生物的生存竞争的法则亦适用于人，但自然物种的相争相害合乎生态平衡，人则相反——人的生存竞争在此两方面趋于最大化：一是既增进社群，又屠杀同类；一是侵占和破坏其赖以存在的生态圈（局部生态，甚至全球性生态，即生物圈）。后者决定前者将是恶性循环： [生态因素]屠杀同类＞增进社群＝走向消亡（除非生态无限，扩及天体） 因此，人类社会的总趋势（三步曲）： A.[局部]竞争繁荣（人口爆炸）→ 冲突毁灭（文明消亡，种族延续，生态修复）……→ B.过渡期：（中国天下，激活西方）→ C.竞争繁荣（人口爆炸）→冲突毁灭（人与生物圈俱毁）。 在此过程中，唯有华夏文明能够行之有效地抵抗和扭转人类的“自我否定” 或 “死亡本能”。她在“增进社群”的同时，扼制“屠杀同类”（不让战争升级）和遏止“侵占与破坏生物圈”（天人合一、三才平衡）；不仅如此，华夏还最大化地“增进社群”（广土众民），并升华其内涵（礼乐人生），而且又把这完整的“文明模式”推而广之（内圣外王、天下太平）。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华夏文明是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内忧外患（人口/生态）或融和遍天下的祸因乱源（“霍布斯危机”和“马尔萨斯危机”）的过程中，打造“和谐世界”的！ 进入铁器时代，人类开始面对生死挑战，古国残阳，长河铁马。作为世界历史的母亲文明和中流砥柱，中国激活和延续了许多文明（全都不堪于“死亡本能”和“自我否定”。它们包括西洋文明。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但西洋获得了中国利器）。在华夏“平天下”就要大功告成的时候，突发“变异”——人的出现，是生物圈的癌变，中国文化为之根治；近现代西方乃世界文明的癌变，而华夏文明自身也是“泥菩萨下海”，世界倒退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今则回天乏术，人类何去何从？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