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我应香港法住文化书院院长霍韬晦先生的邀请，出席了由该院主办的“中国文化之继往开来”学术研讨会。应邀莅会的学者除我之外，尚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家栋教授、南京大学赖永海教授、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高瑞泉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王煜教授、香港大学陈弘毅教授、台湾中国思想史家韦政通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林安梧教授、台湾成功大学唐亦男教授、台湾淡江大学曾昭旭教授、世界佛教友谊会游祥州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苏新鋈教授。香港《大公报》以“内地台湾香港及新加坡学者座谈交流”为题提前报道了会议筹备情况，《明报》及其它香港传媒也都介绍了会议讨论主题。会议召开期间，适值法位学会成立二十周年，著名学者唐端正、柳存仁、汤一介、张立文、罗俊义、萧箑父、李锦全、唐明邦、周策纵、冯天瑜等都发来了贺辞、贺诗或贺文。这些都足以说明，会议的隆重召开及法住二十年的成就，已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由于我和南京大学赖永海教授提前于二十日到达，霍院长专门约请我们举行了一次餐叙，作陪的有袁尚华、冯卓良先生。法住学院与南京大学长期都有学术交流活动，韬晦先生即多次赴南京大学作过专题学术演讲，法住院学院不少同学还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指导教师即是赖永海教授，而我与霍、赖两位先生也是道交已久的朋友，因此餐叙气氛极为融洽。交谈时特别提到韬晦先生对推动两岸三地学术交流的贡献；他是首先发起和召开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参与的学术研讨会的先导者，不少大陆和台湾学者初次相识，即是通过他主持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大陆与台湾学者能够不断加深理解，决不能忽视法住学院发挥的桥梁作用。席间韬晦先生还询问了贵州学术界近年来的研究动态，永海教授则介绍了南京大学百年校庆庆典的空前盛况。 二十一日袁尚华先生亲自开车，陪同了我们游览了香港浅水湾和深水湾，在沙滩上随意漫步，极目眺望蔚蓝色的大海，旋即又参观了道风山基督教研究所。道风山远离城市喧嚣，位于新界沙田极幽静的山麓茂林之中，在香港极为难得；尤其是建筑风格完全是中国古典样式，与自然风光相映成趣，仿佛使人置身于古代道观或佛教寺庙，更使我和永海教授感到万分惊讶！中国古代道观或佛寺历来都要选择洁净幽清之处以作修道之地，使人透过宇宙自然秩序即可感到道的形上意义；道风山无论建筑群落或具体风格，都显示了迎合中国文化的言说方向。交谈中得知，大陆学者近年来这里访问讲学的极多，仅去年即有景海峰、刘峰、贺志刚、张庆熊等多人到访基督教研究所，讨论或研究主题多为儒学与基督教的对话。研究所还与中山大学合办了“道风学员学术交流计划”，学术访问和讲学交流活动极为频繁。大陆近年来更有不少学者选择基督教研究为博士论文，如北京大学游斌的博士论文，题目即为《走向渊源：现代汉语学术语境中的圣经研究》。具体内容则为以释义学的方法，回溯原初文本，寻找经典渊源，研究它如何进入陌生的中国文化语境，在异域思想语文的压力下，形成与汉语语境对应的文化质量，代表了新一代学者开拓研究空间的致思路径和努力方向。从道风山回来，袁尚华先生还顺道带我们参观了香港跑马场，观赏中央政府赠送给香港特区政府的礼物——金色紫荆花。 当天晚上，韬晦先生在豪华酒楼设宴招待与会全体代表，我恰好与林安梧、曾昭旭先生邻座。林安梧教授九四年曾到过贵州，对贵州阳明学研究的情况极感兴趣；他回忆了当年拜谒阳明洞王文成公祠的情形，十分感谢接待和陪同他的贵州学术界朋友。曾昭旭教授则告诉我：面对西方文化横绝天下的现实处境，儒学未来发展大有必要寻找诠释学的新路途，借途西学，迂回重译，以关照自家学问，反而会是“最远的路最近”，否则照搬过去的概念名言，现代人的心理总以为隔阂，甚至误认为此路难通。韬晦先生赠送了新出的《法灯》月刊，幷特别向我推荐了他的新作——《中国人的“中国史”导论》。该文认为历史是人类精神超升的表现，也是求真、求善、求美的具体展开过程，中国人的历史特别能够彰显此点，因此读历史必须回到自己的生命上善加体会，使生命在历史文化中得到真正的安顿。是夜畅谈极为尽兴，同时也结识了不少新的朋友。 二 二十一日上午，全位与会代表在韬晦先生陪同下，参观了窝打老道冠华园法住学院，韬晦先生赠送每人一本新创刊的《性情文化》和他刚出版的《中国书院之旅》（演讲集）。随后又驱车前往法住书院即将迁入的观堂新址。韬晦先生是大儒唐君毅的亲炙弟子，曾主持编纂出版过《唐君毅全集》；他的办公室悬挂着唐师母生前亲笔手书的“心无疲厌”四个大字，《性情文化》也多有回忆唐先生往事的文字。法住书院总干事黎绮华小组追随韬晦先生多年，她办公室“留得清炁 满乾坤”的条幅，笔力雄健饱满，潇洒超越，可说是书院精神的象征，也极为引人注目。书院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多为儒佛两家原典及相关研究著述，西方哲学著作数量亦不少，相当一部分是我在大陆未曾经眼的撰作，翻读时感到特别意外和兴奋。书院尚有静室一间，为学员禅修静坐之地。 下午两点会议正式开幕，由香港颜国伟博士主持，韬晦先生致欢迎辞。他在欢迎辞中指出，儒学的现代发展始终走的是哲学建构的道路，即使是牟宗三先生的“圆善论”，就思维而言已是无懈可击，但仍潜伏着与现实生活彻底脱离的危机，以致余英时要断言儒学已成为“游魂”。他强调二十一世纪有几项大工作要做，即他过去多次提到的四条要求：（一）替知识定位，批判知识的绝对价值；（二）安顿技术，不要使之泛滥无归，甚至为魔所用（如今天之生物科技）；（三）扭转人心，重开教化之门，确立生命成长之路；（四）回归东方文化，人人努力，共挽世界之下沈。新加坡苏新鋈教授与我分别作了“儒学在二十一世纪的出路”、“儒家精神的现代性新开展”的主题发言。苏先生认为，儒学原有的特性，就是要人表现理性，实践文明，从而对治人类的无理性、非理性，改变损人利已式的野蛮掠夺，尽管当代人类社会科教高速发展，经济趋向全球化，人类心灵理性的跃动极为明显，但能否作到人人都扩而充之其实践理性，仍然是一绝大问题。无理性、非理性的盲动现象，还不时在世界各地发生，因此尽管传统疲弊已久，现实危机深重，但以一贯重视理性的儒学，来对治非理性的人生或社会现象，确保人类理性与文明的实践大业，仍然是二十一世纪的重大文化课题。我的发言则强调儒学的未来发展必须走人格化的道路，人格化也就是将个人存在之至高价值和境界，以行为的方式活现在现实生活世界之中，以具体的生命成长和提升的历程展示人生选择与价值创造应有的精神蕲向，使民族生命的未来发展真正沿着精神形式的路径发展，而精神形式的发展也由此而获得了民族生命浩荡充沛的活泼动力。人格化的儒学和儒学的人格化容易直入人的心灵，在理知和情感两个层面引起人的共识性认同，从而在更广大的生活世界中发挥其正面作用。因此关注儒学的人格化，实际也就是发扬儒学笃厚平实中道的一面，致力于世俗世间人的具体生存如何合理、合义、合地道安顿或调正的实践性工作；当然，这幷不意味着我们忽视儒学广大高明精微的一面，看不到由于超越的冲动而激发起来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行为。会议留给大家提问的时间竟有五十分钟，质疑者极多，讨论异常激烈，气氛十分活跃，不少人言下即有感动，甚至流下了眼泪。 稍事休息后,会议分为两组继续进行,地点则分别为法住书院旭日堂和二〇七室，我选择参加二〇七室林安悟教授主持的研讨会，发言人分别为吴根友教授和袁尚华博士。吴根友教授先讲《儒家的君子人格及其现代意义》，他认为君子人格必须具有忧患意识，超越情怀，自立精神，进取心态，做到立已立人，达已达人，在不断提升德性的过程中，逐渐臻于完满的生存状态。君子人格与舍勒（Max Scheler）所说的“雅人”极为相似，即都能体验到自己内在的绝对价值。如何使儒家君子人格进入现代社会幷发挥积极作用，其实就是现代人如何合理利用传统资源，丰富我们解决现代社会生命困境的方法问题，特别面对感情世界高度陌生化，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日益严重的现实，个人所具有的内在精神把持力及其对人类生活特性的理解，乃是他能否生存于世界之中，同时又能领悟到人的生存意义的关键，而传统的君子人格理想，正是培养自身德性的重要资源之一，适足以培养现代人的精神独立性与完满性，消除其生存的孤独感和片面性。袁尚华博士的发言主题是《生命佛学：佛教发展的新机与希望》。他依据韬晦先生“生命佛学”的提法，认为佛教的精神在于生命的超升，而真正的符合佛教精神的佛学研究，也必须以关心生命的超升为宗旨，不能完全将其“知识化”，走纯理论、纯概念或纯资料式的道路。生命超升对佛教来说，即是获得智慧、觉悟和涅盘，既是人的生命的内在要求，也为一切人所共有而具备普遍性。知识的获取幷不能真正使人安身立命，所以必须回归生命成长，二者本来就分属不同的层面，不能随意颠倒，更不能以知识取代生命成长。韬晦先生总结他的佛学研究方法，称之为“如实观的研究法”，主要包括四点：“如语言文献之实”、“如历史文化之实”、“如思想义理之实”、“如生命成长之实”，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如生命成长之实”。林安梧教授总结时，对余英时的儒学“游魂”说极不满意，认为海外学者缺乏本土经验，譬如他生活的台湾民间社会的主导价值，就不能不说是仍以儒家价值精神为依归。我补充说明了大陆的情况，认为儒家研究不能忽视小传统文化这一极为广阔的空间，儒学同佛学一样，也有必要回归生命，依体起用，不能完全走学术化、知识化的路子。韦政通先生的论文《为中国文化的继往开来创造新模式》，也借用了朱熹“一轮转、一轮不转”的比喻，说明当代学者的研究已赋予了儒家传统以学术生命，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恢复儒家传统的道德生命的问题。儒学的影响不能仅局限于学院和少数知识分子，更有必要深入社会大众和日常生活，使社会大众重新认识精神修养、道德人格及身教，对国家、社会、文化长远发展的重要性。遗憾的是不能分身前往旭日堂，聆听郑家栋、唐亦男、黎绮华三位先生的演讲。他们的演讲题目分别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父子关系及其现代诠释》、《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路线之争》、《性情教育与现代社会》。 三 二十三日继续大会发言，我负责主持二〇七室的第一场讨论，由陈可勇先生主讲《性情教育与社会工作》，林安悟教授主讲《哲学人性论与意义治疗：以儒、道、佛为核心的对比理解》。陈可勇先生长期在香港特区政府从事社会工作，他认为社会工作者是人，工作之对象即受助者也是人，因此便不能不面对与人性有关的问题。西方学者，无论心理分析学派、行为学派、存在主义、人文心理学，他们或依本能欲望说人，或忽略人的主体自由，或缺乏历史文化的关怀，或仍停留在知识层次，因此还要有必要返回中国的性情文化，体证生命存在意义和人性庄严，打通自我的封闭，使生命伸入天地宇宙，伸入历史文化，在性情的世界中成长和实现自己的人生。林安悟教授受傅伟勋及弗兰克（Frankle）意义治疗学（Longotherapy）的启发，多年尝试将儒、道、佛心性道德思想运用于教育和心灵治疗。他强调在儒家看来，人活在世间，家庭是他最基本的生活场域，从家庭向外伸展，也就是把人放在最自然的亲情脉络中，一步一步向外展开，从孝梯到仁义，由家庭到社会，再到宇宙造化之源。“教育三要素”是阳光、空气、水，好像植物成长三要素一样。“阳光”是家庭教育，“空气”是社会教育，“水”是学校教育。人活在世间的实存脉络里，则不能不重视这三方面。道家认为天地人我万物所形成的场域，它本身就拥有一个自发和谐的秩序，人不应该破坏这个秩序，而应该参与促成这个自发和谐的秩序。以此看道德，其实就是“自然的生长”，与自然秩序的浑然合一，而只有返归自然，才能回到存在的真实。佛家是通过缘起法，用缘起的方法论来说明一切存在空无的，通过修行化掉执着，使心灵意识处在透明没有执着的状态，而山河大地万有一切也如其然，自在自如，这就叫真空妙有。现实中的人往往因执着带来的贪取、占有、利益等，使心灵充满烦恼，团团被缚，因此只有把心灵的执着解开，才能还原存在的真实。比较而言，儒家强调“挑起”，道家强调“看透”，佛教强调“放下”。儒家提出了人伦教化，幷强调了主体的觉性，可说是“我，就在这里”；道家开启了自然天地的奥蕴，幷点示了场域的和谐性，可说是“我，归返天地”；佛教深化了意识层次的分析，幷廓清了意识的透明性，可说是“我，当下空无”。儒道佛的心性道德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意义治疗思想，不少语词概念也可与现代西方的文化心理学、完形心理学接通，只是如何落实为治疗之用，仍有大量工作要做。我在总结时提到弗兰克的著作如《活出意义来》、《无意义生活的痛苦》等，大陆已有了中译本；从意义治疗学的角度研究儒、道、佛三家思想，也开始有了尝试性的文章。其实向前追溯，本土传统内部也有类似的说法，譬如《四库总目提要》卷一四六就提到：“儒书如培补荣卫之药，其性中和，可以常饵；老子如清解烦然之剂，其性偏胜，当其对证（症），亦复有功”。一个简明的“药”字和“剂”字，即点出了意义治疗的价值指向。会议休息时，林安悟款赠送我一本他的新作——《从“以心控身”到“身心一如”：以王夫之哲学为核心兼及于程朱、陆王的讨论》，幷相互谈及大陆与台湾的学术研究动态。 次场演讲我转到旭日堂，聆听曾昭旭、高瑞泉、颜国伟三位先生的演讲。曾昭旭教授谈孔子思想在二十一世纪的意义，他认为儒学本质上是一最圆熟的生命哲学，善于跟随生命的流变而给予相应的关怀，这就是所谓圣之时者。他强调谋生的需求具有优先的迫切性，当谋生的初级需求获得满足后，人便会有意义、价值、尊严、自由与爱的渴望。在生存需求普遍获得满足的现代，人们对意义的渴求越来越迫切，也越来越需要生命哲学的指引，有着大套关涉价值创造、自我实现的安身之道的儒学也必然会大行其道。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以现代性的语言重新诠释儒学，疏通历史郁结，光畅生命智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走思辩的道路，将儒学讲成抽象玄奥的形上学，而是应该走实践的道路，回到真实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扣紧现代人的存在苦恼，重新把儒学讲得活活泼泼，切实有用。高瑞泉教授长期治研中国近代思想史，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交流碰撞的历史也构成了我们置身其中的传统，这一传统的特点在于不断创新，先驱者的意义总是通过后继者的成就才得以彰显的。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存在着文化自由主义、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种力量的互动，它们的得失利弊需要认真总结，以求开出一新的境界。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则是思考理论层面的创造如何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变成活的有生命力的智慧，而不是停留在口耳之间。颜国伟博士则发挥其师韬晦先生之说，认为现实社会的陋习，如人情至上、不讲法治，如将之归咎于中国文化，是犯了逻辑思考由果溯因，断定因为唯一的谬误。人在落实其理念的过程中出现问题，不是由理念引起的，而是人的局限，即人的本能欲望引起的。欧美历史上也有暴君，难道暴君代表了他们的理想吗？文化的目的是教养人生、充实人生、美化人生，但教养不了、充实不了、美化不了，却不是文化的责任，这责任只能由不肖者来负。儒学的价值在于讲生命成长，生命成长的动力不离人的性情，由此出发，生命才能不断开辟，由自己到他人，由个人通向历史、天地、道，生命才能得到安顿。这种动态的生命观才能真正超越西方民主，成就“开放”、“自由”、“创造”等价值，避免“异化”、“工具化”、“非人化”等现代性弊病。会议围曾昭旭教授的演辞，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发言列举例证，认为生存贫困不一定与意义追求对立，也许越贫困就越需要意义力量的支撑，譬如任何原始文化都有自己的宗教，宗教所要解决的就是意义问题，何况历史上还有“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学术争论幷不影响朋友的情义，会后我们都感到更加深了友谊和了解。 四 二十三日上午的会议持续到中午近两点，下午午餐略事休息后，即赶往龙堡国际宾馆胡应湘堂，参加由韬晦先生主持的“法住事业与廿一世纪”学术座谈会，听众除香港法住书院全体师生外，还有不少从新加坡赶来的学员。大家一致认为，韬晦先生开创的法住事业，不仅传承了中国古代民间办学的传统，而且维系了文化发展的活泼命脉。法住书院吸纳一切学术资源的开放性格，韬晦先生出入于东西方哲学的深厚学养，都足以令人称羡。他的书生事业幷非仅仅局限于书院内部几个年轻学子的培养上，而是要把以人的生命成长为根本的文化精神推广到社会各个领域，使得人人受益，家家和谐，人类的未来发展，真正地有一理想化的方向。他提倡的“生命佛学”、“生命儒学”、“生命成长之学”，都是直接针对人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进行发言，希望人们通过体验的方法、生命实践的方法，真正找到个人安身立命之地；人类在未来的世纪中，也真正步入合理的生存之道。特别是他所倡导的“后大学”理念，更足以弥补一般大学人文教育不足的缺憾，重开中国传统一贯重视的成人、成德之学，发扬出一种引领世风的人文精神。法住书院的做法，实际也就是把传统书院的精神，札根于现代性的文化土壤中，使人看到了中国文化返本开新的新路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法住的事业才不仅是学术性的书院工作，而且也是在谋求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机运，开辟人类前途的新天地，诚如韬晦先生《风雨中的信心：法位二十周年献语》（《法灯》二〇〇二年六月，第二四一期）所说： 法住这二十年的努力，可以提供一点见证：见证我们的文化还存在，见证它与西方有很不同的价值，不但非西方文化所能取代，而且是很可能指引西方文化今后的发展。这幷非狂妄，只要你愈了解它，把法住放进历史，放进生命，你就愈有信心。 中国文化之所以不亡，在于中国人心之不亡。人心中有理，文化中也有理；人心不亡，文化不亡，其实也是理的不亡。人心之理，文化之理长在霄壤中，法住的事业也植根于人心，长存于天地宇宙中。理不能脱离心而存在，理也不能脱离事而存在，法住的事业既是“理”的事业，也是“事”的事业，是理事圆融无碍、为万世开太平的事业。 座谈会召开时与我邻座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王煜教授，他是贵州女婿，五次赴黔考察，极热爱贵州山水，近又在遵义捐资兴办希望小学。发言时他谈到港台地区学术界称他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他则十分惊讶韬晦先生更胜于他的宏博——儒、道、释无不兼通，同时还熟悉兵学、史学和领导学，所以他很高兴自己有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型朋友”。我发言时突发奇想，说如果孔子、老子、释迦在一起开学术讨论会，他们会说些什么？我说他们都会关注人的生命成长，继续为人类指引提升生命境界的路径。孔子依然要人成圣成贤，老子肯定会要人成为真人，释迦则必然要人成菩萨成佛。略有不同的是，他们还会针对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开出更多的适应现代社会和大众根性（契时契机）的方便法门，即以各种方便使正法永住于世，使人类永远朝着合理、合情，合义、合道的方向前进。当然，他们幷不会止于言说，而是马上就去行动——即先放弃形而上学的玄思讨论，立该投入实践性的拯救活动。正是从这一理路脉络看，法住的事业乃是天命下贯必然的人生使命或文化任务，它其实也就是孔子、老子、释迦所要从事的事业。 当天晚上，法住书院还举行了隆重的二十周年庆典活动，由法住学员表演了他们自编自演的节目，可惜粤语难以听懂，我不时需要借助王煜先生的翻译。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学员集体演唱的《法住学会会歌》，真可说是音声缭绕，直入本心，台上台下融然一体，生命完全开放打通，令人感动不已，至今不能忘怀。歌词为韬晦先生所作，具体内容为： 法住事业从哪里来？ 从本心来，从自性来，从我和你的觉醒来。 法住事业从哪里来？ 从慈悲来，从愿力来，从你和我的行动来。 当世已浊，当人已苦，谁能奋起？谁能勇往？ 唯有志土，唯有菩萨，唯有我法住中人。 当天已昏，当日已沈，谁能奋起？谁能勇往？ 唯有志士，唯有菩萨，唯有我法住中人。 这首歌唱出了法住人的价值向往，也说明人只有回归到生命的意义世界之中，才可能真正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香港有一百年多年的殖民地历史，无论功利化或西方化的程度，较之其它任何华人地区都显得更突出，但经过韬晦先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仍然在西方体制的都市中扎根生长，稳定发展，足证中国文化化成天下的智慧力量，决然不可随意轻视。我次日从香港返回大陆时，从飞机窗口俯瞰山河大地，感觉虚空中一切都极为渺小，但人的性灵的伟大却可以弥沦天地宇宙，我在心中轻声向香港告别，眼前则浮现起韬晦先生及法住同仁的身影，想起法住的宏博悲愿和坚韧毅力，而只要想起法住，就会想起他们的会歌，于是心中便涌起了对他们所从事的文化事业的敬意，同时也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未来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二〇〇二年七月十日于贵阳照壁山南麓仰山书屋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