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化产生西方民主 作者：诸玄识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四月初二日乙未 耶稣2015年5月19日 关键词：有教无类；选贤与能；启蒙运动；欧美民主 （一）开宗明义 孔子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守护神。（Confucius became the patron saint of eighteenth-century Enlightenment.）——赖希魏因（德国历史学家）[1] 中国文化是西方民主思想的源流，是形成西方民主政治的动力。（Chinese culture was one source from which Western democratic thought flowed and a force in shaping Western democratic politics.）——亨利·华莱士（美国前副总统）[2] 实质上，欧美文明及现代世界及其一切方面都是“缘起性空”（因缘暂合），都是由中国文化“变现出来”的；西方及现代文化不能首创“民主与科学”，所谓的“西方传统”和“希腊源头”，都是在华夏赋予其“文明”之后才“粉墨登场、偷天换日”的。对于传统文明，或在历史时期，倘若（中国古人）没有深邃高卓的智慧（特别是驾驭科技的智慧），那是根本不能有所作为的。然而，在中国文化与科技通过“西洋”、而打开了“全球天下”之后，则人类的一切问题变得“容易”了——迎刃而解、顺水推舟（但也是人类史与生命史的最后阶段）！可惜，今人难以理解这些。 本文专论民主政治。我相信，不带成见的读者在览阅拙作之后，一定会感觉到“一目了然，一叶知秋”的。 关于“欧美民主源于中国”这一命题，国外众家宏议，颇多认同。笔者在此只是“顺藤摸瓜，借花献佛”而已。 是中国文化促成近代西方的民主化的，它在欧美各国的表现与效果不尽相同，情随事迁：在美国是显著而立竿见影，在法国剧烈而跌宕起伏，在英国是迟缓而渐入佳境……；总的来说，是“橘化为枳，转圣为凡”（按：相对于“道器合一、体用不二”的中华文明，她所派生的欧美文明及其政治是“中体西用、唯器无道”。后文详述）。 印度《对话季刊》写道： 发生于18世纪后期的伟大的美国与法国革命，是被“祖述”中国先哲的欧洲启蒙运动所引爆的。那时，中国文化风靡欧洲。孔子曰：“有教无类。”伏尔泰 (1694-1778) 赞扬这一公平合理的政治理念。1942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宣称，中国哲学和国民的民主心性对于西方的政治哲学，做出了重大贡献。[3] 再有，韩国的英法文学教授李家亨（Lee Ka-hyung）说： 由于它的合理性和启示性，儒家学术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被广泛接受……。那些为法国革命提供了精神炸药的启蒙精英们……共识：“孔子是18世纪的民主哲学家们的守护神；因为他的思想是无神论的、自然主义的、民主的、理性的和现实的，甚至是革命的。” [4] 对于近代西方取法中国来构建其政体，就连鄙夷华夏的黑格尔也不否认，他说： ……国家公职都由最有才智和学问的人充当，所以，他国每每把中国当作一种理想的标准，就是我们（德国）也可以拿它来做模范的。……在中国，实际上是人人绝对平等的，……任何人都能够在政府中取得高位，只要他具有才能。[5] 此须交代一下：虽然黑格尔承认启蒙时代的上述事实，但他和别的大多数的“后启蒙时代”的西方学者一样，都蜕变为“西方中心论”；他们所做的，主要有四件事：A.塑造希腊和西方传统；B.隔断东西方的源流关系；C.凸出印欧种族的“优越性”；D.宣称西方应该主宰其余世界。（参见 诸玄识：《华夏中心的政治文明》，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1dywx.html）。 （二）民主的前奏：政策公开与新闻自由 （甲）西方源流 世界历史的“文明边缘”不存在它自己的纵向历史或有机脉络，而仅是一时千载的横向汇流——文明中心对其灌注。 欧美文明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是源于中国的，包括科技、政治和经济及其相关的思想与哲学。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中国大大推动了现代政治思想的形成。……中国的启迪并不限于政治、社会思想、制度、技术等领域，而极有可能曾推动现代科学思想的形成。”[6]（按：在传统阶段，中国科技的诸多发明奠基了科学—工业革命；在现代阶段，中国哲学的整体观启迪了超越机械论的有机科学）[7]。 所谓的“西方传统”和“希腊源头”是与欧美文明及其“民主与科学”，没有本质联系的；它们实际上是事后伪造的——在“中国热”与启蒙运动之后，迎合“文明的暴发户”的认祖归宗！卡罗尔• 托马斯教授指出：“事实上，是1870—1905年那一代的探索者们的积极努力、从而把总的希腊文明的新编年构建起来的。”[8]史蒂芬•丹佛也说：“作为独特文化的古典希腊文明的图像，是一个19世纪的伪造。”[9]亦即，莫伊拉•弗拉丁格博士断言： ……在我看来，文艺复兴之后，尤其是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这个“西方传统”就是构建其谱系：尽可能地发掘它所需要的古希腊民主（在公元前8—5世纪），来作为现代西方政治自信的基石。……作为政治源头的古希腊民主，是根据西方的虚构而跃然纸上的。我强烈地认同这一看法，即：古希腊被伪造作为西方的源头，旨在服务于西方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我并不想讨论是否民主始于希腊和是否西方来自希腊，而是……使用虚构的政治谱系作为“生存法则”……。[10] （乙）中式立法 丝路辐射，中学西被，德厚流光，过化存神。 关于近代西方从中国引进民主政治，让我先看“政府政策与新闻自由”的立法，睹始知终，以小见大。 在西方，恰如瑞士是第一个采用了经法国重农学派转手的儒家经济学的国家，[11]瑞典是第一个实行中国式的“政府信息公开”的国家，即在1766年颁布了《新闻自由法》（Freedom of the Press Act）。（按：1766年瑞典《新闻自由法案》规定，不得批评国教和国王）。另外，在国家管理的方面，瑞典也是最早引进中国的人口调查与统计方法的欧洲国家（1749年）。[12] 斯蒂芬·兰博的文章《信息公开：一位芬兰牧师带给民主的礼物》，论证了这项立法的原旨是来自中国；即……芬兰牧师安德斯•屈德纽斯在中国的影响下，起草了瑞典的这项法案。然后欧洲各国先后“如法炮制”。[13] 两位学者大卫·屈耶、查理斯·戴维斯解释： 1766年，瑞典，还有芬兰，通过了全国性的“信息自由法”（FOI Law: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这是在美国此项立法之前的整两百年（注：美国国会于1966年通过“联邦信息自由法”，又经多次修改；直到最近，即2007年，批准“政府公开法”）。芬兰的安德斯•屈德纽斯（Anders Chydenius）应该是信息自由法和出版法之父……。按照信息自由法，政府有义务提供免费的官方信息。另外，他还创造了监察员制度……。澳大利亚研究者……斯蒂芬•兰博发现，屈德纽斯的上述立法思想，并非他自己独创，而是从唐朝太宗皇帝（公元627年继位）的文献中撷取灵感的。这位皇帝建立御史制度（监察机关），使政府记事公开；它允许“不平则鸣”，允许任何人能够获得政府信息，只要他到殿前击鼓即可。[14] 根据达奇和安德伍两位教授的介绍，屈德纽斯的相关的中国研究历史是：太宗继位二十二年，……励精更始，正理平治；建立御史台制度，由选士高官执掌。他们不仅实录政令与奏疏，而且还接纳对政府和君主的批评。该机构基于“人文民本”的儒家哲学。御史台的主要功能是审查政府和官员，揭露政府失误、机构低效和官吏贪污。在缺少现代媒体的情况下，它发挥权力制衡与舆论监督的作用。[15] （三）中国的民主传统与政治透明 （甲）民主溯源 关于传统中国，洛斯·迪金森教授说：“中国人是民主性的人种（Chinese man is the democratic man.），至少他们在对其自身和对周围人的态度方面，臻于西方人所希望的民主。”[16]（华莱士也说“中国的国民性的民主倾向”。[17]the democratic trend in Chinese folk psychology）。 关于古代中国首创民主政治，哲学家熊十力指出： 民主政治,……《春秋》与《周官》之法制，可谓广大悉备矣。《春秋》书：新人立晋,便有由人民公意共选行政首长之法。《周官》于国危或立君等大事，亦有遍询民众之文；又于各种职业团体……直接参与国政。至于地方制度之详密，尤可见民治基础坚实。[18] 《周官》为民主之制，不独朝野百官，皆自民选；……拥有王号之虚君，亦必由全国人民公选。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选，三曰询立君。据此类推，则国之大询，当不止三事。[19] 国史大师钱穆阐述：西汉前期，中国政治由“平民社会的朴素的农民政府”进升为“平民社会的士人的文治政府”。[20]他又说：“……汉唐时代……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第次实现。……宋元明清时代……个性之伸展，在不背离融合大全的条件下，尽量成熟了；文学、美学、工艺如春花怒放，光明畅茂。”[21] 西汉儒生尝试“选天子”归于失败，终于妥协（变乱中枢、争鼎逐鹿）。（请读诸玄识：《西汉儒家废除帝王世袭的运动》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13ya6.html）。历代治世皆尽量让帝王“隐然弃政，昭示太平”，崇尚“德礼之治”，实际上是人民“道德自觉，自我管理”（乡里自治。唐君毅称：“人人皆以礼乐自治其身心，而‘兵革不试，五刑不用’”[22]）。《论语·为政》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所以钱穆说：“……虽有君王高高在上，而庶民在下，乃尽得有宽松安宁之自由。”[23]亦即，梁漱溟言：“治世，有西洋中古社会以致近代社会所不能比之宽松、自由、安静、幸福。”[24] 华夏政治的“民主统系”是文官考试制度（即被港台新儒家牟宗三所忽略的“政统”[25]）——从战国的“贵族无权、游士擅政”，经两汉的“乡举里选、布衣卿相”，到唐宋的“开科取士、寒门出仕”，一直延续至清末（诗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钱穆在其所著《国史大纲·引论》中写道： ……「考試」与「銓選」，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政治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 就全国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極論深豈，而秦、汉以下政制，即向此演进。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 这是人类政治文明中的最重要的发明。英国著名学者卡莱尔（1795—1881年）认为，此种“选贤任能”的政治要比宪政更有价值，如果中国的这个机制不被引进（英国）的话；“纵使宪法条文像黑莓一般的繁密，议会普及到各个乡村，那也是毫无意义的”。[26]文官考试制度在西方，在中国思想激发“民主革命”之后则起着“保驾民主”的作用——是帝国主义的时代的政治文明的中流砥柱（后文详述）！ （乙）政治开放 那么，政策公开与新闻自由，在其“母体文明”——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中国——究竟是怎样呢？ 按照钱穆的研究，明代大臣给皇帝的奏疏，皇帝的批示，种种争吵议论，几乎都是公开的。通过邸报，能传遍全国各地，乃至成为民间街谈巷议的品评或谈资。一切都是公开化、透明化的。 许多奏疏，皇帝没有批示就已广为传抄；边塞军事消息没有奏闻就已经散播；“公卿往来，权贵交际”的情况，每天都有邸报公布于众。而报房的商人为了谋取利益，不顾事情缓急与国家命运，就贩卖传播邸报上的各种消息。 关于明代政务的透明化，《利玛窦札记》里也有记载：“所有这些呈送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它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所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到全国每个角落。这种文件也编辑成书，如果其内容被认为值得流传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 钱穆又说，这样的公开化、透明化，等于是把皇帝的一言一行，政府的一举一动，都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接受舆论的监督。皇帝和少数高级官员很难通过隐藏某些事实，来达到操纵控制舆论的目的。这同样让明代的舆论具有非常大的独立性。这种程度的公开化、透明化，是现代大多数所谓民主国家，都根本不可能具备的。 众所周知，现代一般的政府文件，以及各种政策的讨论争议；凡此决策及其内幕，都只能是作为国家机密来对待的，需要至少几十年才可能解密，才被普通公众和学者看到。而在明代，政府对任何政策的讨论几乎全无都无机密可言；任何决策过程和争吵过程，都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以至连军国大事的各种信息，竟然可以通过“报房”，公开传播。[27] （四）“以儒建国”的美利坚 （甲）一元声教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中庸》云：“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北美殖民地的建国者们无不敬仰孔子。[28] 在北美殖民地的后期——美利坚建国的酝酿期，建国精英们苦于在其同文同种的、大洋对面的欧洲，没有可资借鉴的“传统”和积极意义的“范式”；如果要说有的话，那就是令人厌恶、罪恶滔天的的贵族等级、神权禁锢和日耳曼式的混战，再加上他们的“母国”又是暴君式的压迫者。恰值此时，沛然德教溢乎泰西，犹如云开见日，春风化雨——被放逐的“孤魂野鬼”岂不热烈地沐浴于阳光雨露（欧洲的“中国热”——启蒙运动）！ 指导北美精英及其建国立宪的精神，是与基督教相左、而与欧洲启蒙思想家一脉的“自然神”（Deism）；后者被他们溯源于孔子，称其思想为“自然哲学”，而把中华文明视为这方面的实践典范。[29]美国学者罗伯特·奥利弗说：“魁奈被尊称为‘欧洲的孔子’。理性的自然神的发展得力于儒家的范例；即使是民主，……也是受助于儒家。”[30] 根据布鲁斯·包姆和杜翠丝·哈里斯两位学者的编辑：[31] 美利坚的建国者们寻求有关儒教文明的知识，他们着迷于圣哲孔子的个人品质及其政治功业，以及那个伟大文明的神韵和她的国富民安。耶稣会士杜赫德所著《中华帝国全志》，交口称誉，洛阳纸贵；它使人信服于东方文明的道德力量和文官管理的创造效应，诸如大运河、长城、文官考试制度和国家税制等，凡此都说明该国的资源配置与国内贸易之间的有效均衡。伏尔泰、魁奈和与其相关的政治经济学家（后来称作“重农学派”）推崇中国的稳定的、繁荣的文明，要求西方模仿之。 上述读物和思想家引导着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的事业，两人去巴黎——当时西方的中国文化的中心——取经，探索立国之道。富兰克林详细了解中国，查询东亚的植被、动物、工艺和发明等，他尝试引进中国的风车、桑树、丝织、大黄、稻米、造纸和中心暖气等。杰斐逊得到一部杜赫德的书，他喜欢中国的戏剧和园林。更重要的是，杰斐逊翻译了法国德崔希伯爵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他发挥了该书的原旨，要求美国公民把其个人素质与社会效果联系起来。德崔希伯爵扩充重农学派所感兴趣的儒家治道，再与功利主义、个人意愿和社会福祉，融为一炉。 杰斐逊传记以大量的篇幅介绍孔子哲学，及其与民主政治的关系。[32]作为美国民主的缔造者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等人，师承法国的重农学派——以儒学为核心的欧洲第一个经济学派（当然也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宗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莱·金兹伯格写道： ……16—17世纪耶稣会士在中国，被儒教（文明）所震撼，以致他们在欧洲被谴责为皈依异教。他们所反馈的是赞扬儒家，尤其是耶稣会士李明（Le Compte）感慨于中国之缺少贵族等级、种姓制度和阶级鸿沟；凡此信息，贡献于法国的平等思想的发展。对法国革命起重要作用的重农学派承认，自己极大的受赐予由耶稣会士舶来的儒家；另一方面，富兰克林和杰斐逊承认他们受赐予重农学派。 上述影响，不管是主要的，或是次要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存在权利垄断；就像杰斐逊所指出的，是基于平等的理念。令人感兴趣的是，观察到杰斐逊和孔子两人的思想基本相似；特别是前者所关心的（国政方面）他与孔子的共同点是：蔑视神秘主义，相信人的自然权利，抨击强权主义，重视政府的教育功能，相信充分施展个人潜力，和无限追求公私品德。[33] 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罗伯特也说： 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创立的美国哲学协会，第一卷的介绍中写道：“如果我们幸运地引进中国的产业、生活艺术和改进的农事，那么，美国必将很快变成像中国那样的广土众民。”（他所期望的是，孔子所云：庶而富之，富而教之。——引者）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受益于法国重农学派；其领袖魁奈宣称，他只是“系统地介绍中国思想，这是值得所有国家效法的模范”。……不论杰斐逊是否直接取法中国，他首倡“自然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的政府职位。（“自然贵族”，即孟子称“天爵”，道德标准，而非血统世袭——引者）。[34] （乙）四海沛然 化被草木，赖及万方；含弘光大，名扬四海。 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学）透过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促成了西方的民主化，尤其是影响了美国革命及《独立宣言》和法国革命及《人权宣言》。在此“中学西渐”的过程中首先生效的，不是“中国热”中心的法国，而是与之有着反英同盟关系、因而受其影响的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其思想的演义是： （儒学/民本人文）自然哲学→（俗世文明）扬弃神权与等级特权→天赋人权、主权在民。 根据芝加哥大学汉学家顾立雅（H. G. Creel）的研究，杰斐逊认同“选贤任能”与民主宪政两者的一致性；他读伏尔泰的著述时，对孔子由衷赞赏。 伏尔泰……宣称：“人类无法想象比中国更好的政府了，那里所有的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历经重重考试才被认可的官僚手中。”有道德和天赋的人管理国家，他们的官职不是通过世袭、而是凭借自身的成绩而谋得；这完美地符合杰斐逊的共和主义宪政理念，它扎根于人民主权。 杰斐逊似乎发挥孟子的“天爵”（贤能）和“人爵”（血统），他说：“人群中存在先天（natural）的贵族……，这一切的根基在于美德与智慧；……还有一种凭借财富和家庭出身、后天造成（artificial）的贵族。……我所认为的先天的贵族是自然界最为宝贵的礼物，用来管理、指导和信任这个社会；……这样形式的政府是最好的，它为这些先天的贵族担任官职提供了最佳‘仕途’。” 顾立雅诠释：“这……是概括中国科举考试系统最简洁的理论了。”的确，杰斐逊曾经在1779年提出教育法案，用公共开支来建立一个从小学到威廉玛丽学院的逐级考试系统，“用于从普通人中选拔出年轻有为者，……以帮助这些已经显现出天赋的人，从普通人中脱颖而，成为精英。” 尽管可能缺乏直接的证据证明是孔子，而不是其所拥有的伏尔泰的儒学笔记影响了杰斐逊；但是，孔子感通启蒙学者则是毫无争议的。 顾立雅引用历史学家赖希魏因（Adolf Reichwein）的断言：启蒙哲学家们“惊讶地发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孔子已经用同样的方式思考同样问题，并且进行了同样的抗争，……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守护神。”[35] 关于儒家与《独立宣言》，美国作家罗素·弗里德曼阐述道： 在西方世界，孔子的影响比许多人所认识的更大。他被耶稣会士介绍给西方读者。耶稣会士是在16世纪旅行到亚洲，而后他们变为“士人”，乃至成了中国朝廷的官员。他们把东方的书籍翻译成拉丁文，其中有《论语》——孔子对话汇编，传遍欧洲。 众多欧洲哲学家、政治家和作家吃惊地发现：两千年前，在“神秘的东方”，竟有中国圣人与他们百虑一致。孔子给予人们以深刻印象是：合乎正道地使用语言（雅言），批评特权等级和主张“仁政”。他们（西方人）特别注意到这样的教导，即统治者必需征得其人民的同意；如果统治者失职，人民就有革命的权利。这个思想影响了欧美的民主思想的发展，而托马斯·杰斐逊则把它表达于《独立宣言》之中，即：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政府。”[36] 雅各布森说：“中国成为典范，教导欧洲如何不用贵族来管理。思想家们像伏尔泰，指出：从平民中的受良好教育者，选拔官吏，而不考虑其出身。”[37]启蒙运动中的这一“传为佳话”，直接影响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立法。“有教无类、学优则仕”，这在当时的西方是“至理名言”！ 1784年，本杰明·富兰克林致信莎拉•巴奇：“我反对贵族世袭……。在中国，这个历史最为悠久、在历史经验中表现得最智慧的国度（不行贵族制）……。与之相反，……堕落……是欧洲所谓贵族阶级之现状。”[38] 1787年9月15日，制宪会议通过《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第八则 合众国不得授予贵族爵位……。”（注：为了纪念儒家对北美的建国立法的贡献，美国最高法院的楼檐有孔子浮雕） 。 中国在两千多年前（战国至秦汉），就扬弃了阶级制度（人民可以自由地上下升退、远近迁徙、选择职业和变换身份），也扬弃了贵族爵位（历朝仅作荣誉称号，与权力无关）。孟子提出，以“天爵”（道德）代替“人爵”（血统）。儒经《周礼》主张“还爵于民，授予贤能”，在此基础上构建民治政府；即：“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荀子·王制篇》亦云： 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白话：即使是帝王公侯士大夫的子孙，如果不能顺从礼义，就把他们归入平民之列。即使是平民的子孙，如果积累了古代文献经典方面的知识，端正了身心行为，能顺从礼义，就把他们归入卿相士大夫之列）。 所以，1942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总结： 中国哲学与其国民性之趋向民治，对于西洋政治哲学实有重大之影响。美国建国之始，若干贤哲倡导革命，奠定宪政，其信仰与作风，直接挹取于欧洲，间接导源于中国。此种文化因缘，美国人士现多茫然无知。……中国文化实为启发西洋民主政治之源泉，亦为创造西洋民主政治之一动力。[39] （丙）万世蓝图。 18世纪下半叶，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要与其宗主国英国一刀两断。那么，独立运动将按照什么模式来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呢？自然是回首欧洲。但在那儿，特别是在支持北美独立的法国，被“中国热”所驱动的启蒙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因而，北美的精英们（多数已在巴黎感受了“东学西渐”）干脆以其纯朴的“空灵”，尽量拥抱纯正的中国文化，以免被欧洲的旧势力（权贵、王权和神权）所侵蚀。 美籍华人王小良博士在《孔子与美国建国》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美国建国的过程中，其缔造者们都把源自孔子道德哲学的价值观，付诸实践。他们仰慕儒家思想，这从《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之父詹姆斯·麦迪逊（1751—1736年）的住所，可见一斑，他的弗吉利亚的家中悬挂着孔子画像。……《常识》的作者托马斯·潘恩（1737—1809年）把这位中国圣人与耶稣……等量齐观。……美国精神的创造者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年）庄严声明，儒家的道德哲学对于全人类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儒家的道德哲学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引者。原文：Confucian moral philosophy was valuable to the human being in general.）。《独立宣言》的主要作者，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年） 在其1801年（第三任美国总统）就职演讲中，促进孔子的道德原则；在其个人的书中，他放置了一首有关孔子推崇圣王（周公）的诗。其他美国的缔造者们，如约翰·亚当斯（1735—1826年。第二任美国总统）和本杰明·拉什（1746—1813年。科学家）都是高度赞扬孔子，犹如他为建设这个新国家预备了蓝图。所有这些美国的缔造者们，皆敦促这个新国家的公民们，躬行儒家道德哲学中的积极成分，按照孔子的示范涵养和提升国民品行。[40] Ⅰ.孔孟和其他儒经之论民本：“惟天惠民”；“民惟邦本”；“仁者爱人”；“保民而王”；老安少怀；仁民爱物；为民制产；博施济众；均贫和寡；民贵君轻；诛杀独夫；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庶而富之，富而教之；……。 Ⅱ.论民治：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周礼注疏卷第十二》解曰：“使民自举贤者，……使之长民，教以德行道艺……。使民自举能者，……使之治民之贡赋田役之事……）。 【附录】王小良博士《中国文化影响北美殖民地》[41]文章摘录 美国人知道中国有着丰厚的历史，因为她帮助塑造了世界，她帮助塑造了美国。我们知道中国人的天赋优异，因为他们帮助我们创建了这个伟大的国家。（Americans know the richness of China's history because it helped to shape the world and it helped to shape America. We know the tal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 because they have helped to create this great country.）。——奥巴马总统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的演讲（2009年7月27日） 中国文化在北美殖民地的传播，提供了巍巍华夏从其中心“光被四表”的一个显例。……美利坚的建国者们努力吸取文明的营养，……通过融摄中国文化的有益成分，来发展美国文化。北美殖民地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均受惠于中华文明。例如，作为神州英徽的孔子，难以置信地感召殖民时代的北美。一些殖民地的精英，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年）、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年）、托马斯·潘恩（1737—1809年）、约翰·巴特拉姆（1699—1777年）和杰迪代亚·莫尔斯（1761—1826年），都是敬重孔子和他的道德哲学的。……1737年，富兰克林在他的驰名的“宾夕法尼亚报”上，发表了《孔子道德》的摘录。被比作孔子的杰斐逊，把孔子所推崇的圣王（周公）当做励己的楷模。杰迪代亚•莫尔斯在他的《美国环球地理》一书中，引用了儒家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他称颂这两部典籍是，至上真知和道德的箴言，是精微雅致的宝训。殖民地的杰出科学家约翰•巴特拉姆撰文《中国圣哲孔子的性格与生涯》……。 在美国革命胜利在望之际，一些独立战争的功臣要求（像欧洲一样）建立贵族爵位的等级制度……。富兰克林援引中国的范例予以反对：“……中国是最古老、最智慧的民族，在那儿，一个人只能凭借其知识、才能或英勇，才有机会被皇帝授予官职……；但他的后代不能分享上辈的功业，否则的话，不仅是荒谬和无据，而且还会贻害后代……。” 为什么（美利坚合众国）开国元勋们致力于学习中国文化？……富兰克林告诉他的同胞；“中国人是开明的人民，是现存的最古老的文明，他们的艺术是古老，备受青睐……。”潘恩也称道中国人的温和风范和善良美德。富兰克林考虑在北美实践中国的治理模式，他断言：“如果我们幸运地引进中国的产业、生活艺术和改良农业的方法，以及它的农作物；美国将有可能变成像中国那样的广土众民，比其他国家容纳更多的居民……。” 在一位新英格兰的作者的眼光中，新兴的美国在农业、政府和个人自由等方面，“应该超越欧洲，而采取中国模式”。“……在北美，一个新型社会正在起步，一切从头开始；它所需要的是，不同于欧洲的中国文化的成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美国人）都要读有关中国的书籍……。”（诸玄识 译） （五）整个现代民主都是中华文明的礼赠 （甲）英国的特例 英国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前经历了两场革命（1640年和1688年），乃至溯源于1212年的《大宪章》；但它们都是强化贵族的特权，而与“民权”毫无关系，甚至是倒行逆施（只是在体制的形式上有着历史的继承性而已）。英国的这种情况正是美国和法国革命所杜绝或消灭的。黑格尔是这样评论《大宪章》的——“英格兰的贵族逼迫国王签了《大宪政》，但人民一无所得，仍然处在原来的地位。波兰的‘自由’同样地不过是贵族们的自由，……全国被束缚在一种绝对的农奴制之下。”[42]实际上，《大宪章》是杜撰出来的。[43] 类似于美国和法国革命、并受其影响的英国的民主运动，应该是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1836—1848年。“人民宪章”——普选权）；它要求开放政权，打破贵族垄断。这个目标，随着英国的全球侵略和称霸海洋、而使其内部变得宽松和解，至该世纪的下半叶基本达成；它是以引进和落实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为其操作机制的，即如两位教授布朗斯坦和哈里斯所说：“一个新的文官考试制度（1871年）使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对才俊开放。……《大学考试法案》（1871年）允许外籍教授登堂牛津和剑桥，进一步限制英国贵族垄断教育；……引进的书写糊名的《秘密投票法案》（1872年），也满足了宪章派的这项要求。”[44] 关于欧美引进传统中国的文官制度，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评论道： 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成功。鸦片战争时，在侵略中国的英国人心目中，当时的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同样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45] （乙）作为“母体文明”的华夏 论华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首须说明两点：第一、她是文明中心和母体文明，因而泽被四海，良范万邦；第二、她承受忧患和屡经动乱，却不宣泄矛盾，向外平衡（嫁祸于人，侵略扩张）。因为后一点，她的文明成就和政治功绩就被内忧外患和周期动荡，抵销了一大半；而不像近现代西方之祸外安内，损人利己，故能凸显其“光明面”。因为前一点（中华是文明中心和母体文明），她致力于“平天下”，即：她总是涵融遍天下的祸因乱源，却又把和平文化赠予全人类。亦即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中华民族宁愿包容和消化人类的负面，而让全世界分享她的文明和文化。[46] 华夏，包荒善恶而吞吐天下，承受忧患而哺育邦国。历史中国不仅是周边国度的母体，也哺育了近代西方。中国对“欧洲奇迹”的贡献，不仅在科技上（科学革命），而且在思想上（启蒙运动）。后者包括政治哲学和政治制度。法国汉学家艾田蒲说： 中国思想的发现给欧洲，尤其是给法国那些梦想使自己的国家摆脱暴政和僧侣统治的人，提供了论据。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一种最为丰富多彩、繁荣且雅致的文明，在这种文明社会之中。一个通过一系列考试、竞争而被接纳的哲人阶层，构成了政界的主要官员。[47] 熊十力独具慧眼地看到，民主的源头在孔子之“公天下”，而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根基则正是在于该理念之展开于“太平世界”；凡此构思，皆体现于儒家群经之中。[48]“孔子是民主的源头”，这是美国与法国的革命的思想家们的共识与依据！新加坡1952年中国新年献词称：“作为第一位政治哲学家和民主的先行者孔子，成为18世纪欧洲哲学运动——启蒙运动——的守护神。……通过与此相关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民主体制在西方世界迅速和戏剧般的确立起来。”[49] 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法国革命高潮的1792年，关注它会产生什么宗教；但他情不自禁地想到：一个带着孔子新教的“欧洲的中国”将会诞生！[50]因为不仅儒学诱导了启蒙与革命，而且两者试图把宗教与道德分开；但在打碎神权的过程中，却未能保住道德；而中国在这方面则一直做得很好，所以还得继续模仿她。（若非如此，就会走向反面：要么忍受内乱，要么向外侵略；后者会纾解内部，造成公民理性与“社会契约”。事实上，革命后的法国是双管齐下：长期内乱和频繁侵略；直到1884年中法战争，清朝让出越南，才使得法国民主得以稳定）。 【附录】（神职学者）伊恩·马卡姆“论儒家与欧美民主”的节选[51] 【伊恩•马卡姆教授评估儒家对近现代西方民主所做的贡献，这无疑的决定性的源头活水！】 ……在孔子的栖栖遑遑的一生中，他投身于实现其政治理想。孔子的哲学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和创造精神。他首倡“有教无类”，亦即，在一个自由与平等的社会中，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孔子热衷于世界主义（天下观）和由社会选举产生的圣贤政府——专家治理，此种社会的政治即：民有、民享、民治。……孔子的治道不仅防止人权被侵害，而且还提高行政的质量，使之成为开明和进步的政府。……儒家，贡献于结束先秦的封建主义，并在秦汉之际废除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从而使那免于阶级差别的大众教育扎下了根，社会正义由此开始。自从那时，中国就是民主的（亦如钱穆云：汉唐政治是“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引者）。 降至唐宋几朝，文官考试制度被纳入正轨（科举制度）；政府尚书、各省督抚和其他所有的官员，都是通过竞争性的考试，而涌现出来。最有才能的人有机会荣登高官，这是天经地义的！选贤与能的政治原则是行之有效的。 追昔抚今，告别封建制度（贵族等级）已经两千年了，文官考试制度在一千多年前登上历史舞台；这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伟大革命，而且也导致世界的政治理念的伟大革命。近代以前的西方没有什么与之媲美。 是明末清初赴华的耶稣会士把儒家和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的。最早到中国的是利玛窦神父，1582年抵达澳门；其他的耶稣会士步其后尘，也都是翻译和出版有关中国典籍。1689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论语》、《大学》和《中庸》的拉丁文译本在巴黎被出版。1735年，杜赫德神父著《中华帝国全志》也在巴黎出版，这是当时最好的一部展示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和体制的书；它被欧洲学者所青睐，稍后又被译成英文、德文和俄文。 中国文化的赫然光顾，给予欧洲的思想界极大的启迪和激励；在对照中国先哲及其实践效应和欧洲的政治现状之后，西方学者们共识于：中国文化之正义与亲和，中国体制之开明与先进，于是，他们无比敬仰孔子的人格与气质。在18世纪后期的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前夜，中国风尚席卷欧洲。先前，即18世纪初，欧洲的历史学感怀于中国的汉代史家，犹如孔子的仁政历历在目，令西方学者们——像伏尔泰（1694—1778年）——赞叹不已。欧洲被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也是为粉碎旧制度（封建、神权和贵族）铸造了精神利器。新思想的冲击终于爆发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从而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儒学及中国文化对这些震撼世界的事件的贡献，是精彩的和深刻的。 一般来说，（英国）威斯敏斯特是议会之母，而1688年的不流血的革命则发生于拉丁文“儒经四书”问世之前的一年，以及牛顿的科学方法和洛克的政治哲学，皆基于英国的思想；凡此，都与中国毫无关系。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英国议会的早期成长，纯粹是贵族性质的，中产阶级被拒之门外。……中国文化和英国的政治生命的关系，从塞缪尔·约翰逊于1738年在《绅士杂志》的撰文可见；他说，在中国，学者才有官职，……而不考虑贵族特权。……美国革命超越了1688年的英国革命。《独立宣言》主张，所有的人被赋予平等权利。在新世界，贵族等级未能存在……。 1942年10月10日，（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发表广播讲话，称：中国哲学和其国民性之倾向民主，已对西方的政治哲学做出重大贡献。在美国建国时，许多学者之倡导革命和奠基宪政，其信念和思想直接被启发于欧洲，而间接被影响于中国。她的文化是西方民主思想的源流，是形成西方民主政治的动力。托马斯·杰斐逊总统起草了资助才俊的法案……，援引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 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是同一洪流中的两个互相激荡的巨浪。法国革命的思想家之一馬奎斯·孔多塞说，政治的第一原则是正义，第二原则是正义，第三原则是正义！基于孔子所论“政者正也”，这难道是讽刺吗？……1795年《法国宪法》写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人施己，先施于人。”岂不是证明孔子是法国革命的预先倡导者和理论家吗？当美国与法国革命在西方政治发展史上阔步向前的时候，直到19世纪早期，西方政治并未步入正轨。英格兰和美国的政治陷于腐败堕落，……引起学者们的关切。于是，分别在1855年和1883年，英国采用文官考试制度，美国彼唱此和……。 孙中山说，……在政治哲学上，西方必需向中国学习。他又说，文官考试制度，别的国家是复制英国的，而英国则是从中国引进的。这是历史事实。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年）……反复赞扬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中国的士人政府；他说，如果一个国家不是士人治理，再详尽的宪法或再多的议会，也无济于事。 ……在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威信扫地之际，西方学者对文官考试制度则兴趣盎然。……当美国国会表决此案时，一句话便消弭异议，即：“既然这个制度的好处在东方国家经过了最悠久的考验，难道它不能裨益西方的这个最年轻的国家吗？” 那时，“中体西用”的文官考试仅涵盖人事管理的非权力机制，这既不是卡莱尔的期望，也不是中国历史的实践。为了实现民主理想，有待进一步改革。……综述西方民主的发展历程，17世纪英国的“光荣革命”是第一步，18世纪的美国和法国革命为第二步，19世纪普遍采用文官考试制度为第三步，20世纪之风行民主算作第四步。人们不难发现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的苦心孤诣，竟成为当代世界的新思想；就像伏尔泰的一语惊人，即“实现孔子的理论吧，那将会产生最幸福和最有价值的人类历史！”（诸玄识 译） （六）现代民主是儒家治道的退化 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及其政治，既有共通之处，又有迥异之点。中国传统政治的美善及灵妙，非内修“慧眼”而不能观赏。唐诗云：“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站在现代民主的“高低”来藐视、鄙夷历史上的“东方专制主义”，犹如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反之，现代人应该对传统文明与政治“肃然起敬、望洋兴叹”才对呢！——美国杜威学派正是这样，如两位美国教授安乐哲、郝大维所说： ……通过美国实用主义大师约翰·杜威的眼光，结合他关于人类社群的思想，对中国“先人的民主”进行考察；我们的结论是令人惊奇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在许多方面，中国更接近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理想，而杜威自己的国家却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促进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制度阻碍了民主的健康发展；……十九世纪的个人主义不利于任何真正民主的人类社群的建立，恰恰相反，个人主义是任何民主社群的大敌[52] 孙中山指出，中国政治哲学臻于至善，西方不能望其项背。（《民族主义·第六讲》）梁启超说，中国传统政治的设置，不局限于某个时空的民族国家，而是服务于全人类的长远利益。[53] 按照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说法，即使是具有帝王形式的中国传统政治，也比现代西方政治要“自由、民主”得多。其理由是：第一，西方人挣脱了“神权禁锢”，却也抛弃了道德。[54]而中国传统政治则发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德功能。第二、西方政治则总是被其“性恶、原罪”的民众所绑架，而致力于破坏性的物质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中国传统政治则具有行之有效的“天下太平”的韵力，以致“朝贡”内外都安享泽被。[55]第三、所以“现代政府十分之九都是有害的”[56]。反之，“如果世界都像传统中国，世界都幸福”[57]。 西方从中国所引进的民主，仅是“皮毛”，而且把的正面，变成了反面（破坏世界和平与地球生态）。以下是政治文明比较：传统华夏与现代西方： 第一部分（本体四性。左边华夏/右边西方）： Ⅰ.超越性：涵器达道（形而上）/ 庸俗性：唯器无道（形而下）。 Ⅱ.和谐性：自然亲和性发扬/ 斗争性：物种斗争性放大。 Ⅲ.仁善性：人性善、仁者静/ 原罪性：人性恶，知者动。 Ⅳ.稳定性：四维：礼义廉耻/ 倾倚性：侵略：寄生于外。 第二部分（功用十观。左边华夏/右边西方）： Ⅰ.天下观→世界主义→世界和平/ 国族观→国际争衡→世界战国。 Ⅱ.道义观→重义轻利→天下为公/ 利益观→重利轻义→天下争纷。 Ⅲ.感化观→德礼之治→道德自觉/ 政法观→政刑之治→法律强制。 Ⅳ.新民观→选贤与能→君子之治/ 人民观→从民所欲→小人之治。 Ⅴ.和合观→开放亲缘→和平主义/ 竞争观→契约排外→普遍抗争。 Ⅵ.王道观→内圣外王→扩充仁义/ 权力观→内争外斗→伸张霸道。 Ⅶ.中庸观→大同小异→中庸中和/ 主义观→阶级对抗→无端仇视。 Ⅷ.友道观→志通天下→大制不割/ 组织观→割裂醇和→党同伐异。 Ⅸ.圆融观→和而不同→有容乃大/ 价值观→同而不和→文化攻势。 Ⅹ.雅俗观→涵俗尤雅→会通四方/ 地域观→唯俗无雅→狭隘排他。 关于政治文明的层次：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庄子）——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从它而下，即老子所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融通于儒家，政治文明的由高向低的四个层次是： A.无为在宥；B.德礼之治；C.仁政法治；D.霸道暴政（按：西方及现代政治处于后两个阶段，欧美民主对内是仁政法治，对外是暴动暴政，两者互为条件）。 最高境界（太上：无为在宥）是儒释道合流的，正如唐君毅所说： 儒家所理想之天下既治之局面，乃人人皆以礼乐自治其心身，而“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经济上之利用厚生之事，则当赖人民自为，更无特重政府之管制之意。儒家之太平之世之政治，亦近乎无为之治，故孔子亦谓“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儒、道二家之理想政治社会，实皆同为使人民不感有政治权力之存在，觉“帝力何有于我哉”。[58] （七）整体透视 （甲）重估价值 大家都会把现代民主看得神乎其神，称赞其为“文明极致”；但实质上，它是人类的政治文明（主要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蜕变或堕落，是一种近似于人的生物本能的政治。西方或现代民主说起来是很简单、很容易的、因而也是很落后的。当一个社会把其生存竞争的重心转到外部世界的社会（嫁祸于外、损人利己），它的内部就会自动地变得妥协、和解、有序和理性，“民主”便由此而生。然而，作为近代、现代民主的必要条件的“外部世界”是怎样来的呢？它是中国文化与技术通过“西洋”这个生物圈的薄弱环节，而打开了“全球天下”的结果。只不过在“地缘政治”（海洋地缘）上，西方是“近水楼台、捷足先登、得天独厚”而已。 再者，作为近现代民主的前提是，西方人需要把“上帝决定”（神权禁锢）变为“自我决定”（天赋人权）。这个转变主要是儒家的功劳（启蒙）。因为中世纪的欧洲，“委身上帝获救赎，自我决定人吃人”是天经地义的。到近代之初，西方人了解到，中国是非宗教、人文型的文明，而且它是一个先于基督教之前而延绵至今的高度文明；所以他们信服儒家的“自力拯救、为仁由己、事在人为、经世致用”。恰值“全球天下”已被打开，无需“修身、教化”，只要把“人吃人”转到外部世界（输毒于外），也能建立——而且是进步非凡的——“人的文明”。由此，西方人就把中国文化用做“敲门砖”，而后就从上帝中心变为自我中心（原罪性恶，祸荡世界），从神的中心主义变为人类中心主义（戡天役物，破坏生态）。 （乙）用夏变夷 欧洲在中古—近代之交发生“转型”，实际上这是它的首次的“文明化”；而在此前，它则是前文明、前国家、前文字和前历史的“自然状态”（霍布斯语）。既然“中国提供了第一个治理井然、富强国家的榜样”（China furnished the first example of a disciplined, rich and powerful state.）[59]，那么，当时的西方从中华文明中学到了什么呢？答：它所学到的只是“器”（用），而非“道”（体）。《易经》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中体西用”。只不过近现代西方是“器盛”，压倒一切，故而它的“器用”变为普世性的“显学”；19—20世纪的中国承受忧患，龙屈蛇伸（“蛇”喻《圣经》中的蛇，亦即近代西方的“浮士德文明”），故而她的“道体”成了遁世性的“隐学”（《中庸》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这里仅就政治文明的大体，谈两点： 第一、近代西方从中国文化中所撷取的，主要有五：A.超宗教之人文观（人文化成，入世人生）；B.非贵族之平等观（为仁由己，废除阶级）；C.重民生之经济观（利用厚生，货值发展）；D.合理性之民治观（文官考试，政通人和）；E.齐政之管理观（体国经野，励精图治）。 第二、近代西方在其引进中国的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并非“择善而从、取精用弘”，而是“中为洋用、摈弃道体”——被摈弃的内容主要有五：A.王道及天下观（讲信修睦，天下太平）；B.天道及天人观（人与自然，天人合一）；C.无对及中庸观（万物一体，和而不同）；D.尚德及道义观（重义轻利，内圣外王）；E.人性善及德礼观（传统治道，超越权力）。 （丙）中西辩证 再看历史背景与变化趋势。 自中古后期以来，欧美文明及其民主就一直寄生于中国的“治平与忧患”。略谈六点如下： Ⅰ.四大发明之造纸与印刷术，使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日耳曼社会，抛弃血缘而联结地缘，从而由部落族群过渡到了民族国家；与此同时，“现世权利”生根发芽，滋蔓难图。 Ⅱ.火药与指南针让欧洲人在摧毁其社会与地理桎梏之后，转向了征服洲洋；组织力与动员力，以及民族国家、社会契约和公民理性等，都应运而生，由此形成了适度竞争与持续创新的内部佳境。 Ⅲ.中国文化的非神权、非贵族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启蒙欧洲，激发革命，构建民主；并且，西方又从中国引进了文官考试、监察争衡、宏观管理、规划统计和经济发展等“俗世文明”的诸要素。 Ⅳ.中国文化与技术通过“西洋”（薄弱环节）突破宗教与地理的“双重禁锢”，从而把人类带入“全球天下”之中；西方人首先从“自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并以广殖民、灭土著、贩黑奴、频战争和害生态，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来创造奇迹（包括科学与民主）。 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霸权密谋，让东欧和东亚拥抱共产主义与阶级斗争，来拯救西欧的民主与资本主义；后两者又被移植于“亚太边缘”，旨在遏制东亚大陆。然而，当美国越战撤退和苏联势力席卷、因而西方衰竭之际，中国“脱苏入美”而扭转乾坤，使美国赢得冷战。中国也因而得到“实惠”——以参与世界市场为前提的现代化与“和平崛起”。 Ⅵ.由于“海洋地缘”的差异，西方暂且捷足先登，得天独厚；中国一时承受忧患，水深火热。中国与欧美，在“文明的正面”上，是因果和母子关系；在负面上，则是相互依存，而且很可能是互相转化——从今往后，世界“地缘政治”的优势变化是：欧美—北美 → 亚太—东亚。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