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观中西文明 今人所了解的“历史”，大抵是“西方中心论”；即它是以主导当世的西方文明为主线、以基于进化论的“进步史观”为方法，而被欧美学者所精心设计出来的。这却有悖于世界历史的“轴心”和人类文明的“经纬”，两者焦距所透视的中国与西方和它们的关系，包括如下“三维”： 第一、历史图象。分两点：A.“直观捕捉”：中国是圆形，总是首尾相连；西方是线形，像是勇往直前。B.“长河俯瞰”：中国好像多个圆圈，它们环环相扣；西方看似鱼贯而入，实乃断线之珠。 第二、动态画面。中国是“正反合”或“阴阳图”，其是完整的和不断放大的；西方是都是“反”（阳），直到毁灭，其“正”（阴）与“合”（阴），已非文明本身（历史起伏），而是蛮荒状态（自然劫运）——尽管黑格尔以其“历史哲学”的浪漫主义，来演绎“西方中心论”：“正→反→合”之“正”与“合”，是上帝之“绝对精神”，而“反”则是“人性恶创造历史”（称作“理性的伸张”或“自由的展开”）。 第三、整体场景。中华文明就是“历史长河”，西方文明则为“断流之溪”，两者汇合变成了“海洋文明”。因此，从表象上和形式上讲，现代文明是上古地中海文明（希腊、罗马）的放大；但实际上它被卷入了中国的“阴阳”之中，只不过西方是“阳”、中国是“阴”，并且“阴阳周期”已被“资本周期”所掩盖而已。将来阴阳交替如何？若按“西方蓝图”，则为“破旧立新”——即使耗费地球，也能太空移民；如从“中国视角”，则或是西方式的“自然劫运”，或是儒家式的“分久必合”——“太平大同、天人合一”。 看全文，请点击：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2580210&PostID=36476010 （二）探索古今之变 上溯到欧洲中世纪的中后期（1492年之前），那确是无比“黑暗”呀！——上帝几乎快要窒息了它的“选民”，后者却又丝毫离不了他们的“主”，否则一定是自相毁灭。而基督教则亦是内外交困：既无法整合欧洲——自体冲突及教俗斗争，均有增无已；更不能冲出海陆——本身虚弱及耶回对抗，皆十分严重。然而，当这条快要干涸的“文明支流”在被中华文明的“万古江河”灌注之后，其历史命运则根本改变了：四处倾泻，泛滥成灾，以致形成今之“文明的海洋”！——虽在吾人的视野中，叹曰，蔚然大观的“海洋文明”！但从历史长河来看，险呀，隐约可见的“上帝洪水”！ “万流归宗、百川归海”，本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趋势和中国文化的“既定计划”——把“合天人、和内外”的文化模式扩及“四海之外”，通过“朝贡制度”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安排世界秩序，乃至实现“世界大同、民胞物与”，这只是时间迟早而已！不过，儒家希望按照“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进程，做到“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三者同步，知难行易、智圆行方；并且，儒家还兼顾“道”（形而上、和谐文化）和“器”（形而下、物质文明），以及保持“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 仁者寿”之间的平衡。 现在的问题是：泰西之“蛮夷”，因为“近水楼台”，故而“捷足先登”，以致打乱了中华文明“平天下、进大同”的历史步骤。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径”。——西洋人凭借中国科技及文化，走了“海洋”捷径！黑格尔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历史哲学》）在利用中国科技去寻找文明母亲、无意中“发现新大陆”的历史条件下，欧洲人首次能够寄生于“全球性生态”；因而，海洋既成了人们逐取无量财富的捷径，也是人类自毁的捷径。不是吗？欧洲人是“知者乐水、知者动、知者乐”，却不要“仁者乐山、仁者静、仁者寿”；他们所造成的“全球化”，仅意味着在科技和经济的方面实现了“大同”（车同轨、器的文明），但在政治和文化的方面却是背“道”而驰。这样，人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免“同室操戈、一毁俱毁”，终将是“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老子曰：“万物无以生将恐灭”）！ 就中华文明的历史趋势而言，有两点：第一、西方文明或现代文明走到了“历史的反面”，其不仅是中华自己身陷逆境、屈居低谷；而且在文化上整个世界是“道”与“器”的分离——儒家讲“道器之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今是：“器的文明”日新月异、一日千里，“道的文明”一落千丈、每况愈下！第二、既然是“走到历史的反面”，那必将“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两种可能：A.文化复兴，发挥功效，扭转乾坤，回归“天下”，实现“大同”；B.自然报复，强制平衡，全体毁灭，复归于无极。 （三）世界文明主流 世界历史上，天灾人祸是由各个局部（地方）的人口/生态之异常紧张所致。人祸能变为战争之源，最大者，乃欧亚大草原之“游牧暴力”。天灾可演成文明之殇，最大者，乃亚非诸大河之“叹为观止”。中华文明荷受内忧外患，却岿然屹立而可大可久。她不仅融和遍天下的祸因乱源，而且行之有效地推广其和谐模式——承受人类忧患的中国，把和平与文化赠予世界。若非如此，世界历史全然为“霍布斯邦”（相争相害、生生灭灭），这真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今之“地球村”是个高技术、更危险的“霍布斯邦”（西方及其盟邦是“阴性的霍布斯社会”，其余很多是“阳性”的），其趋势岂敢想象——洪水陆沉大化劫！ 如果没有中华文明，就没有科学革命或现代科学；尽管这并不是中国直接产生的，更不是她所“乐观其成”的。阐述四点： 第一、在历史时期，较可观的科技园地，既不在生态优、易和谐的印度（无必要），更不在生态贫、多冲突的欧洲（太紧张），而在“中庸之道”之国（大空间）；唯有后者能够长期保持科技创新，却又控制它，以免“科技爆炸”，破坏和谐。老子曰：“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第二、科学革命和现代文明，是用“全球性生态”来平衡大竞争大发展的结果；在此之前、囿于地区性的传统时代，相对高、且持久的物质进步和科技创新，决定于中庸之道而向内平衡（对意欲进行中庸中和、发而中节）。过于“静”，则无进步创新之动力；太多“动”，则有冲突毁灭之可能。老子曰：“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第三、传统时代，在无外来科技的条件下，科技缓解人口/生态之压力，和它加速生态饱和，两者是相等的；再考虑到科技会导致生态圈的萎缩这一点，那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科技会导致民族自杀和文明毁灭——已有之科技，在它尚未被提升而用于突破地理障碍和开拓空间之前，就已化为灰烬。正因为如此，非“中庸之道”而莫能享用科技（指全球化以前，而后则是“以空间换时间”，另当别论）。老子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 第四、科学革命是在科技传递的基础上和全球平衡的条件下发生的。虽然西洋人性的强烈对立性（物化性恶→自我中心→生存竞争），可作为现代科技的原动力，但其亦具有冲突性和毁灭性；只有在中国科技为之“奠基”、并为欧洲打开“新天地”、从而平衡它的大竞争大发展之后，科学革命才有可能发生，现代文明才有可能出现。中国传统科技是“中庸中和”的产物，所以它虽是“等而下之”，但无副作用；近现代西方文化及其科学，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冲突的最大化，以牺牲生物圈为代价！老子曰：“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 （四）历史中流砥柱 在世界历史上，中华文明不仅主流，而且是中流砥柱；她具有“天下太平”的和谐文化（主要是因为有了这种文化，世界历史可称之为“轴心时代”），只不过表面上充斥着天灾人祸而已（中华民族承受着遍天下的祸因乱源）。由于生态缘故，自古迄今之北半球多为“祸因乱源”的发生地：有的宣泄于外，但暴兴暴亡；有的承受于内，但或短或长。唯具有和谐文化的民族或国家，才能长期幸存于内忧外患。除了中国创发并推广她的“和谐模式”之外，其余世界大抵是相争相害、生生灭灭（霍布斯邦）。但是，这对于地球生物圈来说，也“无伤大雅”，最多是留下几个“伤疤”，例如文明古国之废墟；对于儒家平天下来说，也“无关宏旨”，最多是有时陷于低谷而已，此乃通向其终极目标的过程中的周期起伏、阴阳交替！ 就今人而言，“东方理想”是儒释道之共通之境界——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皆恢复和谐，文明长生久视，人与生物圈共存无疆（几十亿年，而非基督教之两三个千禧年，更不是科学革命之后数百年地球变废墟）。这就是说，“东方理想”虽为中国文化的终极目标，但实际上也是传统中国之“善面”，将其最大化而已！中华文明的“恶面”或阴暗面，并非其文化所致，而是她在承受忧患、融和遍天下之祸因乱源的过程中的历史表象；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又曰：“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 进言之，“天民、无为、大同”乃东方理想之三要素，也是历史中国之实情：第一、“天民”即董仲舒所云“教化大成，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亦即辜鸿铭所云传统时代之“良民”。“前现代”之中国，人民有耻且格，乡里自治，“不用宗教而有道德，不用法律而有秩序”。第二、“无为” 即儒释道之治道。往古中国，人性恶用霸道暴政（法家、济之道家），人性善用仁政德治（儒家），性至善用无为而治（儒释道）；当然，中国文化还积极地从事“教民新民”，而使政治向上升华。中国近古之治世，乃大抵如此（乡里自治，百姓自为）。第三、“大同”即把上述情况（第一和第二）推而广之。其全过程是“修己安人、内圣外王、尽精微而致广大”，其在历史上表现为“朝贡制度”；并且“天下”不断扩大，越来越接近“世界大同”。 然而历史是曲折的。中古后期，“华夏平天下”及其文化科技之西传，催生了新文明；从而“轴心时代”结束，人类社会丧失“四维根基”、丧失“中流砥柱”，因而全面倾轧，全体倾荡。近代以来，“白人的负担”及其文化科技之东渐，摧夷了大传统；以致世界历史进入“五浊恶世”、进入“末法时代”，因而面对终结，面临终劫。 （五）中国文化西传 在13－18世纪之间源源不断西传的中国科技，一方面为西洋人打开了“新天地”，使之拥抱世界；一方面奠基“科学革命”，从而他们成为自然与全球的征服者。再者，中国文化“启蒙”了欧洲，帮助其摆脱神权禁锢，从而建立起一个世俗的、实用的和“以民为本”的文明（古希腊、罗马是奴隶制，其“公民权”只是市民权，勉强开放；《大宪政》是贵族本位，与下民无关；“社会契约”在理论上与基督教相对立，在实践时则以中国文化奥援）。17－18世纪西方“启蒙时代”，欧美文化和学者的主流倾向是“中国热”。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和宏观管理大抵是撷取中华文明而来的。首先是那个相对理想、但在世界史和人类学中最为公平合理的科举制度，被引进于欧美诸国；再是，该制度中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弘旨，加上中国人民之安居乐业与安和乐利、中央王朝之政通人和与王道睦邻，这般“经世致用”的典范，便主导了启蒙运动的政治方向，影响了美国革命及《独立宣言》和法国革命及《人权宣言》；第三是，从管子、老子到司马迁的“无为放任、藏富于民、市场起落、周期波动”的经济思想，经过法国人魁奈和英国人亚当·斯密转手并发挥，而形成了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在那时的法国，孟子思想曾被偏激化、用于反宗教、反暴政，但忽略其保障民生的部分（为民制产、予人恒产，即社会保障）。遗憾的是，儒家的中道通观的经济学——从《周礼》到董仲舒之保民安富、宏观调控、天人感应（生态）——则鲜为人知；否则，那个万恶的、以剥削工人阶级与弱小民族和吞噬生物圈为能事的西方资本主义，多少可以从根本上加以抑制。马克思学说是治标不治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社会进化说，是以暴易暴；制度决定论，乃非道非心；辩证矛盾观，岂中庸中和？ 至于西方民主，亦当全盘考量，不可轻信其“善”：第一、从文化理念上讲，它背离了“母亲文明”的原旨；因为中国文化是王道而非霸道、是天下观而非国族观、是君子尚德而非利益取向。第二、从历史实践讲，1945年以前的整个西方民主（包括上古之希腊和罗马），都是以牺牲外部世界为其必要条件，都与扩张、战争、霸权、殖民地或灭绝土著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西方民主被霸主（美国）整合而“一体化”，并蓄谋制造“东方共产主义”为其“替罪羊”和“陪衬物”（苏俄共产主义之国际化得力于美国的扶植，其余的共产主义大体是美苏英三强“雅尔塔密会”的产物，特别是以牺牲中华民国来换取西欧民主）；自那以后，西方文明及其民主乃以深度挖掘地球生物圈（消费革命）为其存在条件。 论及中古以来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史，前期真像“母子关系”，后期佯为“师生关系”（中国应对西方的致命挑战，被迫“转型”而“向西方学习”）。实在谈不上“善缘”，用中国话说，西方是“盗憎主人”；借用西方寓言，则为“农夫与蛇”——《圣经》中，蛇诱惑人偷吃“智慧果”，从而引发“原罪爆炸”，摧毁“仁者静”与“天人合一”的农业文明。但无论如何，西方本质上是“弑母”，即它所作所为，是要杀害文明母亲和自然母亲！ （六）吾人近忧远虑 现代文明，科技文明或物质文明，实为“感官刺激的文明”。此种文明不是植根于尚善之心灵，通感和谐，因而愧称“人是万物之灵”；它是被竞争之意欲（佛教“五蕴六识”）所驱动，基于自我中心，因而妄称“人是万物尺度”。今人正在建造的物质文明（人造景观），像似接近“人间天堂”，实则离“人间地狱”不远了！ 如前所述，近现代西方是“人性恶创造历史”——打破传统羁绊，撤销文化限制，启蒙理性，解放人性，用“全球性生态”来平衡大竞争大发展，引起人口爆炸、知识爆炸、科学裂变和武器聚变，人类被置于“恐怖平衡、一毁俱毁”，在生态上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今日世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第一、从静态讲，这是“文明社会”三要素之争衡，它们是“庶众、政治、国际”，皆有其正反之两面——A.“庶众”的正面：维持生计、争取权利；反面：人欲横流、洪水猛兽。B.“政治”的正面：从民所欲，有效管理；反面滥用权力、高压手段。C.“国际”的正面：恐怖平衡，政教相安；反面：世界战争，宗教冲突。第二、从动态讲，怎样才能保持“正面”和抑制“反面”呢？无非是“发展”。但它也是隐患——酝酿危机，恶性循环；因为现代经济并非“天人合一”，而是“戡天役物”，即：发展是以深度伤害生物圈为代价的，并造成地球村的高度紧张！诚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西方和西方化的国家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走火入魔。” 那么，就今而论（直到灭顶之灾、万劫不复到来之前），哪些国家易于保持“正面”和抑制“反面”呢？答：是人类危机的制造者西方和它的盟邦，因为它们暂能倚靠霸权来维护既得利益和战略优势！除此之外，在西方的受害者当中，文化深厚和智慧玄奥的民族能够“翻身”。然而当中国“保住球籍”之际，全人类也包括中华民族在内快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 人类未来的出路何在？ 第一、考虑一下，华夏主要发祥地的生态逆变和中古后期欧洲的极度紧张，分别通过“江南开发”和“地理大发现”得以缓解；和现代中国是依靠参与和分享“全球性生态”（世界市场）来把其内乱之源，转化成了现代化的动力的。那么，今之趋于矛盾聚爆的地球村，将如何宣泄于外、从而平衡呢？是开拓太空吗？ 第二、鉴于近代西方和现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利用“全球性生态”？它俩所依靠的都是对方的科技，即都是科技接力所致“科技裂变”的产物。这就是说，在没有外来科技的条件下，地球人往昔不能以“自我突破”来开拓新生态（生存空间）；因此从今往后，人们很难依靠自我力量来缓解地球村的危机，亦难实现太空移民，除非有外星人的科技帮助！ 第三、再鉴于历史上几个成功地利用外部生态来缓解危机的文明，在其过程中都发生过全面战争（战国时代是中华天下的”世界大战“，西方时代的世界大战是“全球战国”）；那么，现代人或未来人即使有条件、有能力开拓太空殖民地，那他们还能承受因生态紧张。争夺生机和科技负面所引起新的、显然是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吗？ 第四，如果以上三点都不成功，那还有两条路，人们必须选择其一；一是“都随大流、自然而然”之死路，一是“强人所难、脱胎换骨”之活路；前者是自然报复、全体毁灭，后者是文化调节、返璞归真。让竞争性的个人和国家来接受和谐文化，那不是“痴心妄想”吗！除非发生两种情况之一：或是危机爆发，人口巨耗，幸存者祈求神灵；或是中国压倒西方，传统全面复兴。后一种情况，首先又得加剧世间对抗。 （七）图解：现代文明向何处去？  图片见：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4&ID=14458&page=1 说明：◇三个多重椭圆：先看图B(右下图)，分别是蓝天白云绿水及生物圈，即“东方理想”（亦是传统时代）；图A（左下图）分别指天空与水污染及生物圈退化（老子曰：天污地废，河谷干涸，万物无以生将恐灭），即今之“地球村”。◇（下面两个椭圆之内）交叠三园：图B指世界和谐；图A为今日争衡（锯齿形，即孟子曰：“上下交征利”），其暂能以牺牲生物圈来得到平衡。◇（下面两个椭圆中的）心状即“世界的心”——世界精神贯通世道人心，它决定着地球村的善恶祸福及其前景。世界精神邪恶，社会从恶如崩（图A）；世界精神纯正，社会从善如流（图B）。拯救之道系于人心，人心系于学术。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