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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创新，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任何民族都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积淀在其文化传统中。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在于对和谐的追求，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和谐是其最高价值标准。儒家的理论和实践，无论是讲修身持家，还是治国安邦，都是从仁爱与和谐的起点生发。儒家讲心性，讲和谐，也是从关系中讲起的。个体是如何自存的？人我的关系如何？在血缘关系与非血缘关系中怎样自处？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如何？个体身心如何协调？如何由仁爱的情感达至和谐的目标？为何要建立一个充满人性、人情的社会？怎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儒家在这所有的问题中都是以伦理的方式解决的，显示出独特的精神气质。这种温柔敦厚的精神气质，对于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和处世方式，理解其在世界文化圈的独特地位都有重要意义。 一、立己立人：忠恕 中国哲学重视道德价值。人己关系是道德的核心。谈人己关系，在古典道德体系中，多从人性论生发。 儒家“内圣”的伦理特别阐释的是“不忍人之心”。作为本体，它是天地大道；作为人性，又是德性之源。儒家伦理从善良人性出发，特别重视仁爱与人伦关系的和谐。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实现爱人的途径是“忠恕”。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所谓 “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尤其是“恕”，“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几乎是普世伦理的“金言”，让世人和睦相处。 孔子释“仁”，一为“爱人”，一为“克己”。仁者，爱人也。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亦能乐人之所乐，悲人之所悲。孟子谓人皆有仁、义、礼、智“四心”，而“仁心”，即“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救坠井的孩子，纯是良心使然，非为其他。仁爱在人际关系中是互动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不注意修身，仁心泯灭殆尽，甚至沦为禽兽；而此恻隐之心在善于修养的人身上则涵泳、发显至光大，璞玉生辉，将善念、爱心从个人推及家庭，扩而充之，到他人、社会、国家，构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人格和精神境界。 在儒家看来，己如何立？就在一个“心”字。以精神的我、道德的我来立。人的道德心，人的良知良能，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诚如孔子所说，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在儒家伦理中，道德是通过良知，通过人们的内在体验而融化在情感之中的，所以他们从人的善良本性出发，强调人的本心、初心、良知、良能的重要作用。从良知之呈现中认识到人的最高需要是道德需要，最大价值是道德价值，不需要借助外力而自觉、自主地体悟道德境界。 人如何立？人我的关系如何？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立人在一个“推”字。推己及人，能近取譬，以同情的方法，将道德原则普遍化，这就是立人的途径。“推”的意义何其大也！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对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推”必兼具理性与感性。善推其所为，从自我的意志推导出他人的意志，首先必有理性，“个个有理性者的意志都是颁定普遍律的意志”（康德），普遍反映人们的自由意志和善良愿望；同时，个体是在关系中存在的，善推也是一种将心比心、以心传心的思维方法，是对“恻隐之心”的善用，用心灵的直觉来把握义理。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推己及人，才有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和睦关系，也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二、天地之心：思诚 儒家伦理将“诚”看成贯通天地人心之最高道德原则。何谓诚？《大学》中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在道德冲突中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道德为什么是必然的？人为什么要对别人、社会负责？道德目标在何种程度上有它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呢？儒家讲诚是以人性善的先定假设为前提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同时善良本性是天人之理。这样，人道与天道、人心与道心就豁然贯通。因而，诚可贯穿天人，赋予天人同样的德性。诚既是天地大道，也不离人伦日用。 儒家典籍《中庸》论“诚”最详尽。“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者也”。 “诚”，是上天本然之道理，是自然法则。诚之，是用功择善，是人生法则。诚者本性自然符合中道，毋用思虑而有所得，这就是圣人。求诚的人，择众理而明善，固执坚守，努力寻求，以达到诚的目的。诚既是天地之道，圣人之境，也是人生目标。“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贯穿万物始终，有德行的人将诚奉为至宝。 诚是德之根本。诚信是道德修养的起点，因为道德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要自律，要意诚。道德的真谛和灵魂，就在于从生活着的道德主体的内在真诚感受出发，力图把握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道德的实现，就是要把人内在的道德意识见之于外在的道德行为，君子慎独，诚内而形外。 儒家看待诚为至真，诚为至善，诚为大美。首先，诚是与豁然贯通真实无妄的主体精神，是和宇宙本体合一的真理境界。“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痛恨伪善，“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作为儒家礼法的创建者，自己是诚而行德的典范。“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其次，诚是仁爱大德。人须以诚待天待人。只有品德高尚，胸怀仁爱，才能公正真诚地去处理天和人、人和人的关系；再次，诚是大美。是主观目的性和客观规律性合一的审美境界，是无言、忘我的天地境界。诚既是天地规律，又是生活境界，也是审美尺度，因此，“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道德修养到了很高层次，主体才可与天地鼎立为三。 三、大道之由：中和 何谓正道？中和者，天下之正道也。 正道是真理。“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西方文明自古希腊开始，就力图通过理性来把握世界。赫拉克利特深刻地指出“逻各斯（ｌｏｇｏｓ）”是支配宇宙生生不已的根本大道。而儒家圣人之道，“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说西方哲学精神独尊理性，中国的哲学精神却另执一端，尚和贵中，是中华传统哲学思想之精髓。“和”是一种根本的目的，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内在精神。“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要求个体本身以及个体与类、与社会、与整体的和谐，创造和谐、融洽、友爱的社会氛围。 正道是公正。中国传统文化，以“仁爱”、“中和”的道德精神为其底蕴。“仁爱”是其内核，“中和”是其目的。然而和谐并非否认社会活力。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为什么？因为这个和谐是以德性为基础的，是以公正为基础的，并非随声附和。子曰：“中庸为德也，其至矣乎！”其精华与奥妙，在凡事要“得其正”。修身要正其心，心意愤懑不得其正，恐惧不得其正，有所好乐不得其正，有所忧患不得其正。齐家要正其身，子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正暗合了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寻求和选择中道——不是绝对的中道而是相对的中道”。 正道是秩序。秩序是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理想共同体。“礼之用，和为贵”体现了这一点。孔子释仁，一为爱人，一为克己。爱人者为“仁”，克己者为“礼”。仁为和谐，礼为秩序。秩序是从理性延伸出来的，自然秩序、社会秩序、心灵秩序是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是社会安定和睦的基础。而和谐，是在异中求同，寻求接纳、沟通、融合。如音乐之美，有音阶之异，又有音调之谐。 道不远人。修养德性，才能体道悟道。“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儒家的伦理精神气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理性与情感的关系上，祈望以血缘之爱和普爱结合，建立人性化的社会。正道直行，需中和之心。道，作为本体，在宇宙是天理；表现在人性，则是心理情感。情与理之和谐，人格之和谐，也映射天与地之和谐。因此，道德的本体就与人的感性存在、心理情感息息相通，“人心”与“道心”也只是一个心。这种良心，是清明自觉的情感涌现，是生生不息、主动活泼之心，是 “仁爱”之涵泳。故《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四、天人合一：自强 儒家伦理精神积淀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使得中国传统哲学精神有着浓厚的道德意味，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哲学家推崇“天人合一”的境界，讲究“以德配天”。《易经》上写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哲学把主体精神提升到和宇宙本体一样的高远境界，强调人的道德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天地自然按一定的规律运动，人也遵照天地规律去认识和改造自身。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五千年来，勤劳勇敢、矢志不渝、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理念深深印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凝成我们的民族精神。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与禽兽的分别，实在精神的层面。将内在的良知、善端扩充、充实，使之变为主体的道德意志，就能以“大丈夫”气概立于天地之间。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从中国哲学传统上看，儒家伦理精神特别强调主体内在道德意志自律、道德践行上的主体性，注重内在的道德上的修持。个体注重的并不是对外在的超越的东西的纯粹认识，而是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重主体道德自觉的价值观念，把外在要求通过自省，变为主体自觉自愿的要求。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出自内心的自然要求，以个体道德为起点，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乃至杀身成仁。 五、天下之忧：忠公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培养出来的人有大人格，有使命感、责任感。这种神圣的责任，是道德人格的深厚内涵，这是中华文化延绵几千年的一个奥秘。要达到人的高尚精神境界，在个人和国家之间，人的精神必须落实在国家、民族二字上。 儒家先天下之忧的精神气质对民众社会心理的影响是毋庸质疑的。儒家伦理立意很高，视野甚广。“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出发，最后要落到“天下”二字。以天下为己任，行天下之大道，充分表现了儒家伦理的全局意识、整体意识和国家民族大义。儒家的整体主义精神气质，对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保持民族的团结统一、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道德崇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从孟子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到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直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林则徐的“苟利天下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可以说是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作为最大的善。为了这个善，可以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做出正确选择，从而体现出爱国情怀和人生品位。 儒家的胸襟广阔，欲为天地立心。那么个人与天下比起来，占什么位置呢？这就涉及到儒家关于个体处境的体验。苏轼《上梅直讲书》写道：昔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非兕非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这就是儒家的仕与隐，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相结合。对于有仁人之心的个体来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种精神气质也决定着对于入世与出世的理解：天下为重。仁人志士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六、君子人格：知、仁、勇 道德自觉是人解决自身和谐的必由之路，也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自古以来，西方崇尚四主德：正义、明智、勇敢和节制，中国推崇三达德：知、仁、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中庸》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所谓知，是智慧，即君子对道德本体的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中庸）。所谓仁，即关爱。“仁之发处自是爱”（朱子）。仁者，不忧己而忧天下国家也。中华民族有居仁由义的道德传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董仲舒）。以无私的胸怀，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这才是仁人义士。所谓勇，即意志与勇气。居仁由义，知耻向善，都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礼记·中庸）。以修身立志笃行三德，磨砺君子人格，才能以深邃的智慧、博大的胸怀、非凡的勇气，取得身心的平衡，同时与他人、社会和谐。 七、理想社会：小康与大同 儒家讲的政治理想“仁政”，表现了对社会理想的人性渴求。 孔子的社会理想，以道德为根本，儒家是将个人完善和社会完善统一在一起的。在个人生活中，儒家以道德完善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在社会生活中，以道德完善为理想社会，将仁义（社会的合理性）原则放在首位。“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政者，正也”。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归根到底，是期望建立一个人性化的社会，期望体现一个社会对个体的关怀。 将人性善推广到政治领域，就是“仁政”。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仁心带来仁政，这种精神气质是对个体的人性要求，也是对社会理想的人性要求。“小康”是先秦儒家理想中所谓政教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理想。《礼记·礼运》：“……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义，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说明先秦儒家的理想社会，主要就是道德清明的社会。 儒家伦理政治的更高社会形态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天下为公的理念，既显示了仁人的高尚道德境界，又显示了理想的社会政治境界，这正是儒家所向往的伦理与政治、治心与治国同一的社会理想。 行仁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他得出结论：仁者无敌！ 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儒家尚中贵和、讲信修睦、爱好和平的精神，是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面对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树立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发掘民族文化中的道德资源，传承文明、撷取精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本文作者:韩望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