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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乃新儒家代表人物，殷海光是自由主义旗手，两人都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镇。这对湖北老乡一生分分合合，关系十分微妙，并非一般朋友和敌人简单几个字可以概括。 他们两人的价值观可谓南辕北辙，分属两个不同的思想阵营，一个是服膺于新儒家的传统，一个遵循于五四的路径。徐复观是激烈地爱传统，而殷海光恰恰是激烈地反传统。他们又都是眼睛里容不得半粒沙子的人，所以两人要么彼此一想起对方，就涌起一股厌恶的情绪，要么便是彼此大谈大笑，谈笑得肆意猖狂。 殷海光曾跟徐复观坦言，相识20多年，徐为他时常所厌恶的人物，但亦为他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充满着热情和勇气的理想主义者殷海光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是把徐复观当成了真正的朋友与敌人。 同乡的提携 徐复观于1903年出生于湖北浠水，殷海光于191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两人家乡相距不过5公里左右，中间隔着一条浅浅的巴水，可谓同饮一江水的老乡。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两个湖北佬身上有着太多的相似点，也有太多的不同。他们都是从穷苦的底层社会走出来，徐复观出身于一个寒儒之家，父亲是一位乡村塾师；殷海光出身于一个传教士家庭，父亲是一位乡村牧师。一中一西，各有千秋。 徐复观8岁才发蒙跟从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5岁考入武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23岁投考湖北省武昌国学馆，被黄侃在几百名考生中定为第一录取；殷海光7岁随父母从村子搬到镇上居住，13岁入武昌中学念书，19岁进入西南联大师从金岳霖学习逻辑学。徐复观一直在国民党军界担任要职，殷海光在抗战时也曾加入青年军。 两人早年生活有相同也有不同，但不同的心性和禀赋为他们以后的人生分歧埋下伏笔。青年徐复观遇到黄侃，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中年以后再遇到熊十力，从此发愤要为往圣续绝学；青年殷海光遇见金岳霖，开始对西方哲学着迷，中年以后再遇到哈耶克大作，从此为自由主义的传播披肝沥胆。 两人的脾气在常人看来都有点怪而且坏，这从精神分析学来说应该是潜意识里的反抗性，可能跟两人幼年、少年时代尝过人间疾苦有关。这不是无稽之谈和偶然现象，与他们两人故乡相距不远的熊十力脾气也特别大，也可以从此中找到原委。 徐、殷两人相识于1944年，那时的徐复观在军中担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有次他去后来成为殷海光妻子的夏君璐家，夏父跟他乃同乡与朋友。徐复观碰到了一位身着旧军服的青年，他就是刚刚参加青年军的殷海光。两人攀谈之后，徐复观发现这位年轻人见地不凡，就鼓励他把观点写作出来。殷海光于是拿出自己的文章递给徐，徐看后大加击赏。两人以文会友，就这样交往起来。 中国人向来重视乡土观念，一个老乡顶三个图章，同乡之间往往相互提携，徐复观与殷海光之间也不例外。徐复观年长殷海光十几岁，在军政界有着广泛的人脉资源，他理所当然地不遗余力帮助有才气的小同乡。 徐复观在1946年时绝意仕进，一心向学，从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副秘书长这一显赫的位置上急流勇退，回到古朴宁静的书斋中，从一名军人转变为学人，在南京创办了一本纯学术杂志《学原》。此时殷海光也在南京，却没有什么正式工作。徐复观的《学原》档次比较高，籍籍无名的殷海光肯定没资格在上面露脸，但徐复观经常以稿费名义接济殷海光。后来在徐复观的大力推荐下，殷海光得以进入《中央日报》当主笔。 虽然殷海光在媒体干得如鱼得水，但徐复观始终认为这位身怀不羁之才的小老乡应在学界立足。所以，在1949年那个动荡不安的春天，徐复观到广州乡下黄良庸家里去探望老师熊十力时，还没忘记劳驾熊十力写信，让台大哲学系主任沈刚伯推荐殷海光进台大教书。此事虽然如石沉大海，但后来殷海光能进台大，或多或少与此有关联。 在1949年这个国家和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上，徐复观和殷海光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远走台湾。蒋介石对徐复观有知遇之恩，徐复观虽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但在道义和情感上无疑都得站在这一边；对共产主义绝无好感的殷海光，曾经一度考虑让徐复观推荐他加入国民党，加上《中央日报》主笔的身份，所以也来到了台湾。 不久徐复观创办《民主评论》在香港付梓出刊，杂志办刊宗旨标榜着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和学术思想自由。这本杂志标志着徐复观正式拿起闲置大半生的笔来，走上了以文为生的新征程。而殷海光在赴台之后，由于在《中央日报》内受到排挤而被迫离开，被台大校长傅斯年不拘一格地聘为讲师。 徐复观的《民主评论》总部在香港，在台湾设有分社。这块阵地不仅是徐复观个人进入学术界安身立命的自留地，对惨淡经营的流亡海外新儒家也是方不可多得的大舞台，故交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诸先生悉数成为主要撰稿人。因为与徐复观的私交关系，殷海光也成为杂志的一员干将。 台湾分社的房子成为几个朋友经常托足聊天的据点，初到台湾没有落脚之地的牟宗三当时便住在这里。殷海光是该刊的基本写作人，当然是这里的常客。诸位先生在这里经常讨论时代和思想问题，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平时下棋声喧闹声终日不绝。此番景象让徐复观感慨：“一无所有的生命，是彼此容易直感直通的生命。” 两种心态，一个目标 徐复观与殷海光在经历了1949年那场天崩地坼的变革后，对现实的看法似乎英雄所见略同。他们都有一个新趋向，即是认定只有民主政治，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徐复观是中年以后方才叩学问之门，前半生在政治军事旋涡中腾挪起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他在1930年以前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比较大，之后虽然放弃了那一套，但对民主政治并无了解和信心。经历改朝换代的阵痛之后，他为研究现实而读书和研究，竟摸到民主政治上面，一天一天他的精神就这样被引导到另一方向去了。 殷海光早年受业于老牌的自由主义金岳霖门下，他的信仰到台湾后从拉斯基转向哈耶克，他偏重于以经验论的自由主义反极权主义。极度西化的殷海光很讨厌理性、道德、历史文化这一套东西，他书柜里甚至一本中文书也没有。 徐复观那时住在台中，每来台北便找殷海光会面。每次殷海光都对现实发一顿牢骚，徐复观再向他作一番解释，他的不平之气再慢慢平下去，再为《民主评论》写文章。但殷海光对《民主评论》不满的情绪是与日俱增，他们的友谊慢慢出现裂痕。 此时真正能吸引殷海光的是《自由中国》，这本由胡适领衔的自由主义阵营杂志让殷海光如蛟龙入海。他除了为《自由中国》撰写过多篇逻辑严密、观点犀利的社论和书评、论文，还翻译了哈耶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即《通往奴役之路》）连载。他渐渐和《自由中国》走得更近，与《民主评论》一天一天更加疏远。殷海光因为他的勇气和雄文而名声大振，《自由中国》也因殷海光而名噪一时，殷海光和《自由中国》均成为青年们的精神导师。 徐复观虽然反感胡适的西化论，但在他那里自由主义与儒学并非水火不容，他相信民主自由的政治，并努力发掘古典思想中的自由主义资源。远离政治的徐复观也经常给《自由中国》撰稿，他在1956年发表了《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蒋介石对徐复观有知遇之恩，两人有着很好的私人交谊。徐在该文中虽对蒋的措辞客气恭敬，但实质上对蒋氏的政治性格进行了一次十分严厉的批评。此文一出便在岛内激起轩然大波，登载此文的《自由中国》一时洛阳纸贵，重印了11次之多，为此徐复观也付出了代价——最终脱离国民党。徐复观所办的《民主评论》也被指责“拿国民党的钱，骂国民党”，办得举步维艰。 但是，殷海光对徐复观所属的新儒家阵营却日渐不满，认为他们所强调的传统和国民党文化复兴运动是一样的。其实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思潮存在一定冲突，如冤家一样争论不休。但从社会目标来看，新儒家与自由主义并无差异，只是路径上主张不同而已，之间关系可以概括为“两种心态，一个目标”。 殷海光是一个十分狂傲自信的人，曾放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言，我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殷海光对徐复观的师兄牟宗三尤其敌视，不纯是为了学术上的派别，而是两人交往中，由于牟宗三一直把殷海光当学生看，有次殷海光向牟宗三提出问题，牟曾写信劝殷在学问上应当转向等，引起殷极大的反感。 殷海光与徐复观两人正式的决裂，是由于殷海光在《自由中国》写了一篇攻击牟宗三、唐君毅的文章。这篇文辞激烈的文章痛骂新儒家，让徐复观看后十分生气。徐复观也就在《民主评论》上狠狠地回敬了一篇。徐的文风辛辣尖刻，整个文字里有股咄咄逼人的气势，所以他也对殷海光说了一些过头的话。 殷海光从此与徐复观来往渐少，但他对徐过去的感情还是在的，他常常向别人说：“台湾有两个人死不得，一个是张佛泉，一个是徐复观。”他在看到徐复观的《文化与政治》、《为生民立命》这类短文章时，曾特别鼓励学生阅读，并要学生来看徐复观。 亦敌亦友，先敌后友 由于胡适说了“东方文化没有灵性”的话，引发了1960年代末台湾文化思想界著名的中西文化论战。殷海光对胡适并没多少敬意，当徐复观与《文星》的李敖骂战时，根本没想到把战火烧到他身上。 后来因胡适意外去世，徐复观想把战火熄掉，但李敖却不肯善罢甘休。因为《文星》作者很多是殷海光的学生，大家怀疑背后总指挥是殷海光，战火由此直接烧到殷海光身上。徐复观由于性格激烈，在论战中一马当先，所以殷以为徐是有意攻击他。两人身处不同的阵营而身不由己，由此结下恩怨，相互成为论敌。 虽然身处论战，两人也并非你死我活的。有次因为共同参加一个朋友婚礼而见面，而且恰巧被安排在面对面同坐。为了打破尴尬的局面，两人一起天南海北地闲聊些家常，恢复了过去相处时的轻松。这一顿饭一直谈得大说大笑，忘记了此外还有百多位贵客。散席后两人还互赠著作。 本来自此次婚宴以后，两人是早可恢复以前的情感的。但徐复观因为论战中骂李敖为“小疯狗”，被李敖告上法庭。同时属于徐复观阵营的胡秋原，也与李敖打起诽谤的官司。因为诉讼的困扰，不断把战火烧到殷海光身上。 徐复观倒从未怀疑是殷海光在论战中背后指使，当有位朋友特别告诉徐复观：“殷海光得了重病，不死掉，也会影响到他的脑神经。”两人此时友谊虽已中断，而且徐复观与李敖的官司还没结束，但徐复观立即寄了一笔钱给殷海光。 此时殷海光被当局开除公职，身心受到了巨大的重创。已经移居香港的徐复观回台湾时，还特意去殷海光的家中看望，两人见面又如从前一样谈得很愉快。徐复观极力劝殷海光在养病时可以看点中国书。殷问看什么呢?徐劝他读孟子，他很不以为然。这时《文星》骂战的心结，其实在双方内心中还是没有解开。 等到1967年6月底和7月中，徐复观和殷海光再见面后，他们对现实政治已闭口不谈，都意识到连年笔战使剩下本已无多的知识分子两败俱伤，并使知识分子对政治社会可能从言论上稍稍尽点责任的，也被迫作完全的抛弃。这是极其愚蠢的。 殷海光学生张灏在1969年回台时，徐复观得知张灏思想有点近乎新儒家，于是邀请张灏吃饭，并通过张来打听殷海光的病情。那时张灏差不多每天都去跟殷海光作床前对话，殷海光死之前思想开始有一点转向传统。 在1969年8月，殷海光死前一个月左右，与徐复观终于化敌为友，成为一对决不是一般寻常意义的朋友。当徐劝殷把向他所说的话记下来时，殷海光伤感地说:“这些话，我只能当着徐先生面前才说得出来。旁人来看我，谈上两三句便疲倦了，没有机缘能引出我这些话。” 殷海光最终听从了徐复观的建议，他临终的口述由陈鼓应笔录，题目为《春蚕吐丝——殷海光的最后话语》。春蚕到死丝方尽，在殷海光生命的最后时刻开始从人生面反省传统导向，思考传统与自由的沟通，正视中国传统价值的价值。 徐复观与殷海光之间只是一些学术观点的不同，更多的是心性的相通。即使在他们敌对最尖锐的时候，各自内心都敬重对方这个文化敌人。这让人想起庄子与惠施。惠施是庄子一生最大的论敌，《庄子》一书中的几篇重要文章，都是与惠施论辩或者对惠施批评收尾的。但当惠施死后，庄子却深痛“臣之质亡矣”。 所以，当徐复观得到殷海光去世的消息后，曾绕室彷徨良久叹息道：“今后的生活更加寂寞了，再没有一个可以谈天的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