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不是季羡林先生的入室弟子，但季老是一位让我永志难忘的恩师。 20年前，我同许多中青年学者一样，对季先生其人其学，除了景仰、崇敬之外，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我认识季先生，缘于我的一本小书——《佛道诗禅》。书是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潘平是该书的责任编辑。1990年底我到北京开会，正好该书刚印出来。有一天我俩到北京大学办件事，潘平说他知道季老的家庭住址，就提议一起去看看季老，顺便送他一本《佛道诗禅》。我说那太好啦。我俩就这样贸然登门造访了。当我们轻轻敲开先生的门后，先生不但没有责怪我们的冒失，而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两位不速之客。进门坐定后，我们向先生自报家门并说明来意：主要是来看看他，并送他一本最近刚出版的小书，请他指教。先生听后，说了一句令我十分吃惊的话，他说：“我正在读你写的《中国佛性论》。”并指着放在桌上的一本已经看了大半、且书中夹着许多纸条的书。老人家说：“你的书写得很不错，我正在拜读，是刚从街上买来的。”听了季老这一番话，我一时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季老何许人也？！我何许人也？！他正在读我的书，书中还夹了那么多纸条，而且书是街上买的，不难想象，我当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同季老聊了一会儿后，老人家又带我俩去参观他的书房，从书房出来后，我们请他回屋去休息，他说要陪我们在校园里走走，而且走得很远很远。 我第二次去见季老，是想向他老人家要一篇文章，为我主编的《禅学研究》撑门面。这个想法确实有点过于大胆，但我转而又想，季老人这么好，说不定他老人家慈悲，真的能遂了我们心愿。结果怎么样呢？下面是季老特地为《禅学研究》撰写的《所谓中天音旨》一文的开头语： 月前，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赖永海教授来舍下，看到了一篇文章（指季老原来“应韩国东国大学吴亨根教授之邀，为当时校长李智冠教授祝寿”所写的《梵语佛典及汉译佛典中四流音问题》一文），产生了兴趣，撺掇我把文章交给他，在他们新创办的《禅学研究》杂志上发表。我动了心，觉得应该对他们这一樁在荒漠上开辟绿洲的盛举呐喊两声，尽上绵薄，聊示随喜之微意。但是继而一想，又觉不妥，此文版权已交台湾，一女两嫁，似有违碍。我之进退，实为狼狈。经我再三考虑，忽然灵机一动，豁然开朗，似有天助，此文虽已长达两万余言，实为一“未完成之杰作”。原来的写作计划中尚有“关于中天音旨”一章。……现在永海兄索稿，使我身处夹道之内，何不补成此章，了此宿愿，又不辜负《禅学研究》之期望。（载于1994年出版的《禅学研究》第2辑） 看了这一段话，对于季先生淳厚慈悲的为人和乐于奖掖提携后学的长者风范，大概无须我再说什么了。 还有一件小事，也着实让我大大感动了一番。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南京大学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卞孝萱先生到广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回南京后，卞先生特地到我家，说他在广州开会时碰到了季先生，季先生托他回南京后向我问好。作为晚辈后学，我几次碰到季先生的弟子王邦维教授时倒是很想托他带个口信代我向老先生问好，但又怕他遇到尴尬，万一先生记不得我了，反问“是哪个赖永海？”岂不让邦维兄难堪，因此，几次都欲言又止，没想到老先生倒托口信向我问好，而且几次遇到南大学者时，季老都要问及我的情况，这使我真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更让我感动的还是先生长时期地对我的《中国佛性论》和《佛道诗禅》等著作的关注和褒奖，有几次我都是从第三者口里得到这个信息的。我的一个学生叫圣凯，曾与湛如法师一起到301医院去看季先生，先生听说圣凯是我的学生，就对圣凯说：“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写得非常不错。”我有时这么想：先生如此待我，真不知道是我的运气好，还是先生的为人好。实际上，与我有着相同境遇与感受的年轻学者应该还有许多，也许先生自己不知道，他对晚辈后学的这种慈父般的关爱和呵护，给了这些年轻学者们多大的激励、鼓舞和精神力量！ 赖永海 新华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