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绥教授博大精深的学问、深厚的文化背景、融会贯通的知识和对研究事业强烈的奉献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维明 张绥对于沪上的学术界、出版界来说，是一个久违的名字。自打十八年前他的著作《基督教会史》问世以后，他就几乎销声匿迹了。直到去年9月，一部厚得堪比城砖的百万字大书《中国人的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后，他的故交、弟子才知道了他的去向，也明白了这些年他依然在埋头做学问。 熟悉张绥的人，都知道他是学世界史出身的，教学、研究的方向以宗教史、民族史为主。但是，人们很难设想他“重出江湖”发出的一枚“重磅炸弹”居然会是《中国人的通史》，也难怪当他与二十多年前的学生、也就是后来这部大书的责任编辑重新取得联系，和盘托出自己想写一部中国通史的大计划时，学生被老师吓了一跳，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们知道，以往曾出版过不少种中国通史，仅最近六十年，就有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郭沫若、吕思勉及白寿彝等诸大家主编的不同版本的中国通史。这些通史著作都是一个主编领导一个写作班子完成的。然而，《中国人的通史》却是张绥个人独立完成的“工程”。对于这部著作，凡是读过的人都说，全书文笔流畅，立论科学，很有新意，是近年难得的一部好书。其实，张绥对于这一“工程”是成竹在胸。因为早在北京大学求学后期，他就立志要写一部《中国通史》，只是疾病始终缠绕不断，而不能付之行动。待到2007年底，他决心为了完成自己的夙愿，要同命运之神一搏了！ 虽然张绥一向倡导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为社会科学研究服务，二十年前，他就用那时还很罕见的录像机摄制了宝贵的《傩文化》录像带，用中、日、英、法文向海外发行。但是在写作上，他却还是很“守旧”的，数十年不变地用钢笔在绿色500格稿纸上“爬格子”，当一批批手稿(如今在出版社，这样的手写稿已经是“稀罕物”了)陆续送到他的学生手中时，学生又一次被老师吓了一跳——想不到这么一部巨著，张绥居然能一年完成。 从1960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求学至今的半个世纪内，张绥既读破了万卷书，也行过了万里路。他自认是个不安分守己的人。上大学时，给他们上专业课的教授个个是了不得的人物(按今天时髦的叫法都是“大师”):翦伯赞讲“史学概论”，田余庆讲“先秦、秦汉史”，汪籛讲“隋唐史”，邓广铭讲“宋史”，周一良、张芝联教“世界史”。但是“精力旺盛”的张绥还不满足，总是去旁听数学系的课，在北大八年时间，他旁听了五年数学，正因为他从小就对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在他的长长的著作目录中有一本书名叫作《数学和哲学》。他的学长曹策问(当年北大数学力学系研究生，曾任郑州大学数学系主任、校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评价这本书“没有陷入数学内容与技巧细节，而是从哲学和历史两个大角度，宏观地观察数学的产生和发展、地位和结构、方法和标准，提出一些数学家提不出的问题，看到一些数学家看不到的东西”。曹策问还将书稿推荐给著名数学家谷超豪先生，谷老欣然为之作序。 大学毕业时正是“文革”时期，张绥受到了“冲击”。就在那段时间，他潜心研读二十四史和一些能够找到的中国古代典籍、世界史名著。他真正能够放开手脚做学问，还要到八十年代以后。这是张绥学术研究的“高峰期”，也是“高产期”。从1985年出版第一本著作《宗教古今谈》(这本十几万字的小书，是作为“青年之友丛书”之一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重印多次，至今还被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博物馆专业列为“专业拓展选修课”——宗教概论课程的教材)算起，到1992年，他以一年一本的速度出版了八本专著，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撰写了有关“东正教”的全部条目，并发表了数十篇论文。 张绥的学问，一半得自书斋研读，另一半则是靠一双“脚底板”跑出来的。全国各省区，除了西藏，他都跑到了。为了考察今日尚在贵州高寒山区的少数民族中长期保存下来的“傩文化”，他的足迹踏遍黔东北、黔西南、黔西北，深入调查研究了土家族、苗族、彝族等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情况，特别是详尽地取得了傩师带着面具举行驱鬼除邪和敬神的一系列活动的第一手材料，除了作文字记录，还摄制了录像资料，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傩文化》(英文版)专著。在撰写《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一书时，他听说河南辉县偏僻的太行山区有俄国传教士建造的东正教教堂，便在大雪中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在山坡的养牛场找到一块大石碑，经过仔细辨认碑文，证实了当地确实有过东正教教堂；为了探究年久失传的哈尔滨东正教的历史，他在北京某研究所的地下室里，从十三麻袋积满灰尘的资料中逐袋寻觅，终于找到了所需的资料。为了了解今天仍生活在河南开封的“中国犹太人”情况，他先后二十次到开封访问调查，与犹太后裔生活在一起，观察其风俗习惯，取得了大量以往未知的资料，而且凭借现代医学及遗传学的手段，由寻踪痴呆性黑矇症这个犹太人独有的家族性遗传疾病，找到开封犹太人。胡道静先生称之为“在历史研究中作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探索的范例”。 张绥在八九十年代研究的课题，往往“都是中国地区的文化人类学的热点，在世界范围内汉学学术界长期以来关心研究的问题。过去的探索成果未能达到深透的程度，一在于文献资料掌握得不够全面，二在于对研究的对象及其地区不曾做过艰苦的、全面的考察访问”。而张绥治学，坚持科学实证的态度，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跋涉万里，调查访问，精详论证，鉴定真伪，取精遗粗，覃思广绎。他的几本专著《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傩文化》，均为填补学术界空白之作，受到前辈学者王元化、胡道静、方诗铭、汤志钧的高度评价。1990年张绥申报正教授，上述四位前辈均写了充分肯定的鉴定意见，时年七十八岁的胡道静先生用蝇头小字写了满满两页纸，足见道静老对张绥的器重。 对于张绥的学问，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前院长杜维明在为张绥申请绿卡的推荐信中写道:“虽然我认识张绥教授只有几年，他博大精深的学问、深厚的文化背景、融会贯通的知识和对研究事业强烈的奉献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学问从大众戏剧一直跨越到神学。他在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和比较学研究上非常杰出。他对中国犹太人的深入调查和研究使他赢得了作为研究中文世界与西方传统文化交流的一位杰出学者的声誉。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中国犹太人研究的第一流的权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同时研究基督教新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他对宗教全面研究的方法使他能够对宗教信仰组织与文化中国的现代转换的相关性做出有洞察力的观察。他思想开放、充满热情、富有同情心和善于接受新事物。这些品格使他成为一名成功的教育者和研究者。我本人从他的广博的学识和个人魅力中获益很大。他是一名具有天赋的学者和知识结构全面的知识分子。” 1990年5月底，应台湾辅仁大学校长罗光教授的邀请，张绥赴台访问讲学，他是上海人文学者访问台湾的第一人。由于当时还没有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通行证和一份由辅仁大学李振英教授签署的担保书进入过台湾海关，张绥在台北海关足足等了几个小时，辅仁大学的接机者总算为他办妥了入关手续。访台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三天，却给张绥留下了深深的感触:两岸的百姓本是同根、同源，根本没有必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部分。他深信:共同的历史渊源，一定会使两岸走到一起来的。张绥自2005年以来，原本已疾病缠身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但他并没有在病魔面前屈服，毅然地提起笔完成了一部百万字的巨制《中国人的通史》。 张绥写的这部《中国人的通史》的可贵之处，就是他在书中力图使历史返回真实、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原创的新观点和新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这样两点:一、科学地提出了“人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得更好，推动了历史前进”，并将此观点贯穿于全书始终；二、提出了“中华大家庭中的各民族在文化上能够逐渐融合的动力来自各民族都向往和追求文明的结果”。由于这一全新思想观点，因此就能充分科学地认识:“中国境内的各族，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得更好，各族之间为了争取‘生存空间’，曾有过激烈的争斗，甚至战争；各族之间又在共同的生活、共同的追求文明的过程中，逐渐地陆续融入中华文化的大家庭中。一批民族融合了，新的一批民族又走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批民族融合了，又有一批新的民族走上了历史舞台……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也就因此愈来愈丰富，愈来愈色彩多样。” 在这本书里，还不时地出现张绥的思想亮点。例如关于“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他认为在当时中国极端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再发达，雇佣劳动力再多，都不可能“质变”成资本主义萌芽。其他如夏、商、周的“奴隶社会”问题，五种社会形态问题，历史分期问题，如何看待武则天问题，农民起义问题，如何评价李自成问题等，张绥在书中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张绥始终认为:“有科学的、真实的、爱憎分明的‘历史’的民族，才可能有美好的明天。” 一部大书面世了，张绥似乎又找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写作的冲动，他把写作视为克制疾病的“独家秘方”。自从动手写《中国人的通史》后，他每天早上起床后便开始写作，中间除了吃饭，一直要忙碌到下午四点之前。四点到五点的时段，他雷打不动地要到小区去喂养一群流浪猫，而猫食都是他亲手“烹制”的，绝对不要夫人插手。只有晚上，才是他一天的“休闲”时段，因为如果晚上继续写东西的话，就会影响睡眠。 雄心勃勃的张绥给自己订了一个很大的写作计划:除了修订《宗教古今谈》、《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基督教会史》、《傩文化》等一系列旧作以外，还将全力以赴地续写篇幅在一百万字左右的《中国人的近现代史》(1840年至现在的一百五十年左右的中国近现代史)，他甚至于还设想在两部中国史专著完成后，再来写一部观点全新的世界通史。他孜孜矻矻，大半年的光景就完成了半部《中国人的近现代史》初稿，7月初和学生小聚时，他还委托学生帮忙收集一些有关香港、台湾地区近现代史以及中苏关系史的材料，准备充实到书稿中。可惜上天已经不给他完成壮志的机会了，在与病魔的最后一次较量中，筋疲力尽的张绥没有能够创造逆转的奇迹。8月9日上午8点35分，在上海瑞金医院住院部36号楼809病房，张绥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八岁。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 杨柏伟 文汇读书周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