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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中，悔其少作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作家早期作品传世之少，或多或少与这种因素有关。 为什么悔其少作？原因肯定各种各样，我们可以猜测出来的至少有两种：一是随年龄的增加和阅历的丰富，作家本人重新审视少作的时候，不满意。施蛰存先生在《上元灯》再版自序中说，对于初版的《上元灯》，自己觉得有许多不能踌躇满志的地方，利用再版的机会，将最觉得“自己失笑的《牧歌》一篇删去”。这个方法，可能是大多数作家对待少作时喜欢采用的。 这种悔其少作，常常发展为毁其少作。清朝的彭羡门晚年用高价收购过去所写的《延露词》，随得随毁。王国维返经信古以后，深深觉得，“自忽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筐《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文人自爱羽毛，大体如此。 另外一种悔其少作，并不一定是基于上面所说的原因，倒往往与外在环境的政治冲击力有关。比如苏东坡，后人多认为“乌台诗案”对他影响不大，其实发生诗案以后，他吟咏的内容是有变化的。 一○七九年七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虽然没有失掉性命，却从湖州太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成为一个谪臣。到黄州以后，他给皇帝写了《到黄州谢表》。他在谢表中沉痛忏悔，称自己对皇上“狂愚冒犯”，应该被严肃处理，并表示今后一定认真改造。说句题外的话，苏轼的这篇“谢表”，大有文革时期“检讨书”的味道。 诗案之前，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内容上多指向时政，而诗案之后，其作品中涉及政治的内容少了，相反，吟咏自然抒发淡泊旷达心境的词章明显多了。“乌台诗案”发生若干年后，苏轼在《黄州安国寺记》中，仍然强调自己以前讲过的话和做过的事“皆不中道”，需要彻底改正才行。 年复一年的谪居生活，使苏东坡一年失望一年，思想情感也日益苦闷。想到政治生活中的险恶，他有时深陷于“百事灰心无复世乐”的境地。失望和痛苦，不但改变了苏东坡的心理状态，也改变了苏东坡的体形外貌。他曾对远来探视自己的侄儿说：“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惟应识旧声。”苏东坡在青年时期曾经是个佛法的反对者，后来逐渐对佛法感到兴趣。遭贬以后，为摆脱思想上的痛苦，开始与佛法更加接近。苏轼后期的作品，几乎囊括了咏物言情、人生感悟诸方面，与其思想变化是有关系的。我们常常淡化“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程度，似乎不如此便不能说明他的达观和超脱。其实对一个效忠于朝廷的知识分子来说，只因几句话便被视为当朝的反对者，而被打入另类，焉能不痛苦？对早年作品用一个“悔”字来描述其心情，恐怕已经不能表达十之一二。 清朝的时候，皇帝们搞了不少文字狱。康熙初年，江南名士陆圻被《明史》案株连，锁逮解京，在中途沉痛地对身边的儿子说：“终身不必读书，似我今日！”由于文祸，自戒或叮嘱后代以读书为戒的现象那时相当普遍。圆颅方趾的人面对此情此景生此感情，实在是情理中的事，本是性情中人的苏轼，想来会更痛苦。 作家“悔其少作”，究竟好不好呢？历来不乏肯定者和否定者，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肯定的理由是，所谓“悔其少作”，不是不承认，也不是刻意掩饰，而是对于那些不太精彩的“少作”加以更改，弥补不足。巴金说：“我一直认为更改过的《家》比初版本少一些毛病”，绝不会“让《家》恢撤消来的面目”。 持否定态度的论者说，作品面世后即成历史，岂能改动？季羡林先生认为，一个人在某一阶段上，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再说，作家以衰年的理智更改青年或盛年的热血之作未必会改得更好，更改本整体上不一定比原初的版本好。 其实，作家更改作品，这种行为本身也是历史，如果只“悔”不“毁”，几个稿本都留存，历史倒丰富了，没有什么特别不好。怕只怕，更改之风被“毁”风所代替，并且波及到别的领域。为了掩饰错误或怀抱叵测的政治目的，刻意篡改历史并且做得无人知晓，或者运用高压手段使知晓者不敢做声，久而久之，后来者就不知道真正历史了，最后就只能真假混合，假真参半。 李恩柱 香港文汇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