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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竟然想到传统知识分子命运的问题来。 之所以经常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还因为知识分子本身更是社会各个阶层中一个独特的风向标。 关于传统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更深沉的记忆里，彷佛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说：江山不幸诗家幸啊。这句话的意思，如果用白话来理解，意思就是说，国家和民族越是不幸，那么文化就有可能越是幸运和兴盛。比如民国，虽然经历了抗战和内战，虽然出现了种种巨大的不幸，却偏偏涌现出了胡适、傅斯年这样的知识分子，出现了鲁迅这样的作家，出现了梅兰芳这样的艺术家……再比如纷纷扰扰的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建安文学，出现了竹林七贤。 很多时候，文化的兴衰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并不同步。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相悖的现象，想来与王权对知识分子的控制有关─当一个旧的王朝衰朽，风雨飘摇之际，他们大抵是来不及过问别人脑袋里想的是什么的。不仅如此，早期的造反者或者说后来的当权者，也往往由一穷二白的莽汉接受了教育，他们自己本身也成了文化的粉丝。诗家的幸与不幸，其原因大抵如此吧。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我看来，不外乎三条道路。 其一，与当权者合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其二，与当权者对着干，要么借助天时地利的缘故，推翻当权者；要么就耍弄青白眼，最后被砍头或流放。这一类人士，一般是前景不妙的。 第三，向陶渊明学习，做一个隐士。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人生既然是短暂的，那么就充分享受自然的乐趣好了。远离江湖，远离是非。 第三种模式，颇有点“非暴力不合作”的味道。不，连“非暴力”也没有。干脆就是头枕芭蕉扇，一问三不知啊。 不过，在传统的历史上，第三种情况，也很容易被人耻笑。这主要是因为，大批的名利之徒打不合作的幌子跑到山里去，沽名钓誉。最后与皇帝老儿一起唱一出渭水求贤、愿者上恥的闹剧。中国史书中，这类人是不少的了──终南山，或者“终南捷径”，一直也是靠近当权者的一个有效途径。 这样说来，一个人，要想像嵇康那样刚直不阿，实在是太难了啊！ 书法家钟繇的一个儿子，本身也是书法家的钟会，后来臭名昭彰。钟会为了获得清誉，一个人跑去看望嵇康。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嵇康对他没有兴趣。钟会要走的时候，嵇康问：客从何处来？钟会那小子回答说：从来处来。这个对话的结局是：嵇康后来身首异处。 时代发展到后现代社会，奢谈知识分子的操守似乎是一件让人耻笑的事情。现代社会，大家不可能再像嵇康那样去赤膊打铁。也不可能悲守穷庐，学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志”。由于处处都是物质的诱惑和生存的压力，一个人跑到山里去不仅会毁了自己，更会毁了下一代的前程。再说了，人家坐劳斯莱斯，你坐奥迪也就罢了。总不能在大街上骑大轮自行车招摇过市吧？人家有情人、包二奶，你总不能连自己丑陋的发妻都让人诱惑走了吧？ 所以，现实的重重逼迫之下，知识分子们是非常乖的。 所以，大家面对冷猪肉，是不吝惜挽起袖子直接下手的。正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争是不可能的，忍让也就不要说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竹林七贤和魏晋风骨，清谈和道德的高标，现在看来，确实是个奇迹。 冯磊 香港文汇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