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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真是觉得老了，倒不是病痛缠身、行止维艰，而是因为熟识的师友一个个离开了人世，好像约好了似的。去年是陈乐民先生去世，今年先是何满子先生后是丁聪先生又相继远行。“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这两句前些年读来未感亲切的诗句，这两年读，好像就是当下的写照。 满子先生姓孙，这是我一次问到“何满子”这名字由来时他告诉我的。我原以为“何满子”是出自“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这句有名的唐诗，想当然觉得这名字的由来一定有什么故事。不料他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意思，随便拿来用用的”。于是讲起他本名孙承勋，浙江富阳人，若要查究家谱，可以上溯吴大帝——也就是孙权。我知道他是在调侃，因为家谱之类的不可靠，这是常识。大体某人如果发达了，就要重修家谱。这时，便会给自己找一个阔气的祖先，以便证明渊源有自，并像阿Q一样可以夸耀：“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现在，自称范仲淹、文天祥、岳飞后人的时有所闻，能在秦桧墓前说“我到坟前愧姓秦”的似乎罕见，更不要说自承秦桧后人了。攀一门荣耀的祖先已是通例。何先生家虽不是世代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可也是颇为体面的人家。但他是“五四”那年出生的人，受新思想的熏陶，追求的是新的人格、新的人生，所以对吴大帝之类的家世“基因”，向来一笑置之。至于不用孙承勋这名字，既不是怕辱没了门楣，也不是要划清阶级界线，只是在旧时代为了逃避官方的缉捕罢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读一读他写的《跋涉者》一书，从中可以看到他那丰富的经历，曲折的人生和悲惨的遭际。他的一生，可歌、可泣、可钦、可叹。 虽然上个世纪50年代中到70年代初，我有十几年在上海度过，但与同在一个城市的何满子先生却从未谋面，只是隐约记得在“胡风集团”案公布的那些材料中，见过这个名字。后来也知道由于这个那个“分子”的关系，他真正在上海居住的时间并不多，且要“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所以，我同满子先生的交往，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分处京沪两地时的事了。 那时我在《瞭望周刊》做编辑。《瞭望》有个文化副刊，后来改名为“珍珠滩”，栏名为九寨沟一处景点，是穆青取的，寓意自然希望这副刊的内容虽非波涛汹涌，却也莹澈明亮，不染尘垢，赏心悦目。这个副刊从办到停十几年，都是我在经手。满子先生便是一位热心的作者。他是学问家，又是杂文家，给“珍珠滩”的文章虽然都是杂文，但其间蕴含着学问。 中国是个十分古老的国度，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实在已经将中国人的精神特质或曰“国民性”记录得淋漓尽致，以致昨日的众生相中已经包含了传至今日的“基因”，而今人的种种花样，似乎也逃不出旧时的模板。所以，针砭时弊的杂文常常免不了要追根溯源。由于言路颇窄，直拔直的文字常常遭到封杀，所以主文谲谏、婉而多讽的文章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种婉曲的追溯，有时似乎舍近求远，其实，“溯游从之，道阻且长；溯流从之，宛在水中央”，绕来绕去，倒是得其真相的。满子先生有一组关于汉末清议人物的文章，1991年在“珍珠滩”上连续刊载了14篇。这些文章似乎不是杂文，讲的人，都是汉末的人物；说的事，都有史书的记载，并无影射比附的笔墨，但读来就是感到有强烈的现实感。掩卷思量，觉得读书人对朝政的关注与抨击，竟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又竟会遭遇如此惨酷的荼毒，实在是旧时专制主义政治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揭示这一宿命，就会令人震撼，甚至战栗。 但满子先生的文章并非都是此类。他曾是报人，对现实世界观察甚细，且有敏锐的感应。他又是文学艺术研究者，不但对中国古典小说有深入的研究，对当代文学乃至音乐等艺术门类也十分熟悉。他对文学艺术有自己的鉴赏原则，不肯随波逐流，也不能隐忍不发。发为评论，多以杂文出之。他的这类文字，以坦诚率真为特征，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从不“照顾”对方的“面子”或“情绪”。这也是文如其人。他这一辈子因坦诚率真吃亏、吃苦，但这性格却“年既老而不衰”。从1988年到1990年，大约两年多的时间，他在“珍珠滩”上以“坛边独白”为题，写了几十篇文章，对当代文坛和一些文艺现象发表了尖锐的意见。这些意见得到了一些读者的赞赏，也遭到了一些读者的反对。这原在意料之中。你可以不尽同意或全不同意他的意见，但你不能不欣赏他的坦诚与率真。满子先生一篇批评张贤亮小说的“独白”，曾引来一位作者的批评。本着自由讨论的精神，我编发了这篇批评文章，于是又引来满子先生的反批评。这种批评与反批评，不过涉及文学，在北京、上海这样思想比较开放的城市，已属正常，双方文字不免火辣尖刻，也无足为怪。不料那位作者竟遭到了压制。接到那位作者愤懑的来信，我才知道“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了十几年，运动式的思维依然可怕地存在。原本以为正常的批评与反批评，竟仍然会以学术讨论外的理由伤及无辜。这一件事，我一直深感抱歉，满子先生却全不知情。 其实，满子先生的批评，对自己的朋友也是绝不隐忍的。我同满子先生可以说是忘年交了。他长我二十岁，我以师辈事之。但他对我却始终像是多年老友。即便如此，当他看到我一篇谈流行歌曲的文章后，也同样发为批评。我在那篇文章中说，广义的流行歌曲可以把如唐五代曲子词也算在其中。那些当时流行于歌楼酒肆的曲子词，内容多不离男欢女爱，虽有少数可取，大多鄙俚无文。直到许多文人参与创作，尤其是名家的介入，曲子词才廓大了境界，规范了文体，提高了思想与艺术。到宋代，蔚为大国，成为一个时代代表性的文体。我的意思是，与其不满于当下流行歌曲的俗鄙，不如请词曲大家也来参与创作，提升它的境界。满子先生不以为然，以为今天的流行歌曲是应当抛弃的精神垃圾，根本不能同唐宋之交的曲辞相提并论。他的文章发表后，专门告诉我，希望我写反批评的文章。我想，那篇不长的文章他一定还不曾尽兴，如果回应，当可引出他进一步的申论。但我不曾回应，因为自忖要同他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我还没有足够的准备，而他在青年时代对音乐理论批评乃至作曲都有过悉心的钻研。为此，他一定觉得我不够朋友。他是不避争论的，甚至可以说，他喜欢直截了当的文字交锋，以为这样才能把讨论引向深入，只要不是那种批评者信口雌黄却禁止被批评者答辩的伪“辩论”——“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的这句话他曾不止一次引用过。在追求真理的问题上，他从不肯让步。尽管真理并非每次都在他的手中，但这种精神令我钦敬。 满子先生是做学问的。他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创见迭出，可他的文字没有学究气，也没有“学术”气。这同他长期撰写报刊评论固然有关，却恐怕更得益于杂文的写作。学术文章自然要讲究学术规范，但学术规范并非一定要把学术文章写得死气沉沉。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觉得淋漓酣畅，且不失洞照历史的卓见。读法兰克福的《论扯淡》，在辛辣风趣之外也一样有学术文章的细密严谨。满子先生是服膺鲁迅的。文风也趋近于鲁迅，所以他的学术文章有杂文的锋芒，而杂文又有学术文章的沉稳。能身兼二者优长的人，在杂文界和学术界都是不多的。 前些年到上海，满子先生八十余岁，但精神旺健。时值秋令，赵兰英女士请我们吃大闸蟹。他说，会吃蟹的，吃完蟹肉还能把蟹壳摆成一只蟹状。我问他是否有此本事，他说可以试试。果然，那些空壳仍旧摆成了一只完整螃蟹。我已惊叹于这种本事，他却端详着那些蟹壳，不满地说：他们蒸蟹时没有捆紧，不然还可以摆得更加紧凑。追求完美，似乎浸透着他的生活。大前年去上海，满子先生体力略减，但仍兴致勃勃地请我吃饭。去年见到他，他说已经不能下楼。他一生嗜烟嗜酒，这时烟酒俱已戒去，因为医生说，如果不戒，就不为他诊治了，可见烟酒之害已深，即便生命力旺盛如满子先生，也终于不能抗御。烟害之烈，往往言之者谆谆，听之者藐藐。静言思之，总觉惘然。 满子先生仙逝，我全无所知,多亏赵兰英女士代为送上花圈一枚以寄哀思。他的后事，没有什么烈烈轰轰的排场。他一生教书、作文、阅稿，不曾也不屑为自己谋一官位；他一生经历坎坷，受了许多冤屈，虽已平反，在有些人眼中似乎仍属另类；他好为杂文，直言无忌，不会讨人喜欢。身后的寂寞原不足怪。学问之道，文章之事，本来就是冷清的。满子先生当会喜欢这种寂寞，毕竟他不曾枉费精力去说那些不想说的废话，而想说的话在生前大都痛快淋漓地说了。这是他对时代的交代，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交代。 他曾抄录1966年所吟旧作一首赠我。诗曰：“抛书对酒当除夜，憔悴斯人独送穷。不免输身迎冷暖，何如放眼看鸡虫。文章得售贤阳五，孺子成名憾嗣宗。坚白纷纷哪有定，由他智叟笑愚公。”那意思就是，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别人如何，由他去吧。 陈四益 文汇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