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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临南开，怀我穆旦 李瑞山 近年来，每到春天降临南开园，文学院的学子们就会聚集在文科楼后花园的穆旦像前，举办一年一度的“穆旦诗歌节”。春阳照耀下，人群肃静地聚集，高墙上镌刻的“诗魂”两个大字熠熠生辉。特别邀请来的有名气的诗人，自己学院教师中的诗人，学生中的诗人及诗歌爱好者，各自朗诵穆旦的或自己的、他人的诗作，诗的氛围弥漫在春的微风中，那一刻，真觉得我们的校友、师长 2006年南开举办了“穆旦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会上即有为诗人树立塑像的动议。付诸行动时，虽有校方的积极支持，有校友的热心资助，但为了使众多穆旦的仰慕者可以表达那一份份心意，我们仍然向南开师生发出捐资倡议，为穆旦纪念系列活动筹集部分款项。短短几天中，计有数十位在校师生捐款，筹得款额数万元。2007年4月，在诗人逝世整整30年的时候，百余名南开师生与查良铮先生的多位亲属肃立在范孙楼后花园，参加南开大学文学院举行的穆旦塑像及纪念碑揭幕仪式。那是一个令人激动和感慨的时刻。我们是在用这样一件有意义的活动来确证和寄托我们对穆旦的追怀、感念和崇仰。正如我们镌刻的碑阴文字所言：“春临南开，怀我穆旦；勒石造像，以为永念。” 浏览穆旦那些熟悉的诗篇，读他晚年在南开写的信函和日记，重温这位我们未得一见的曾经的南开教授那坎坷多舛和令人深思的一生，感慨良多。 无可否认，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诗人，不但是中国现代诗史和文学翻译史上的杰出作家，其一生也与“南开”结下不解之缘：他1918年出生于天津，12岁考入天津南开学校，18岁毕业于南开学校高中部；16岁在南开学校发表他最早的诗作，同年第一次使用“穆旦”这个后来享誉广远的笔名——南开是他文学生活的发轫之地。到1953年，穆旦归国后又被分配回天津，到南开大学外文系 然而，如众人所知，从1958年起，穆旦就受到了诸多违背人间公义的对待；“文革”中所受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他被长时间剥夺了教学的权利，被下放，被迫从事无休止的体力劳动，心血凝结而成的译稿也险遭不测。最后，在时代丕变、曙光初露时抑郁而终……1981年11月，南开大学为他举办了骨灰安放仪式。 树立于人们面前的纪念碑，在其背面，我们刻上了穆旦辞世前一年（1976年）在南开所写的他毕生最后一首诗《冬》里面的几句：“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这最后一句，在原诗稿第一节的四个段落中屡次呈现；通行诗集里印的多是“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等，乃诗人在朋友善意劝说下所改；那也许正是诗人此前所说的“轻浮的欢乐”（《春》1976年5月），现已为识者所不取；见人民文学版《穆旦诗文集2》插页“1976年《冬》手迹”。］刻上它，是为了不忘诗人生前所遭受的一切，更要永远警惕，使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这诗句也启迪我们真实、深刻地认识人生，激励后来者正视和不畏严冬。而四月，是艾略特所说的“残酷的季节”，也是穆旦写过《春底降临》的季节；现今，穆旦所歌咏过的“春”回大地，“春”临南开，我们格外忆念他坎坷而光辉的一生，感怀他的言行。那尊纪念石像和石碑的树立，意在向世人和后代证明：对于穆旦——我们不会遗忘。 我们中文系的师生，作为专业的文学研习者，格外感念穆旦留给我们的诗歌遗产。我们熟知，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他唱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那时代的声音；追祭死难同袍的《森林之魅》，使我们在纪念抗战胜利时，记住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英灵；《诗八首》启发青年们追索爱情的真谛；晚年的《冥想》和《冬》对于已过中年的我们，恰如令人憬悟的暮鼓晨钟；而他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理特点和精神追求的深刻揭示，更是传流久远，永为启迪。穆旦的诗，是我们大学文学经典教育的不二之选；在我们讲授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中国新诗时，更以在课堂上与学生共同吟诵、解读穆旦诗作为崇高的享受。穆旦的诗作，将是一代代南开学子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南开师生递相诵习的不朽歌吟。我们有责任将他写于20世纪特定年代里的作品，介绍给一届又一届的中文学子和全体南开学生。我们这些多年供职于南开的教员，1980年代之后先后走进南开校园，可谓读着穆旦的诗歌重新认识现代中国文学，咀嚼着穆旦的遭际重新认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每个穆旦逝世的纪念日，我们所能说出来的，也许就是曾经印在纪念仪式横幅上的这样一句话：穆旦之诗，永存南开人心间；还有：穆旦的精神与魂魄，与南开的天地共生。 很快，明年，春的季节，又是诗人的冥诞了，那时，我们还会重温这一切，在这南开园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