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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撰史的风气非常兴盛，不仅有很多官修和私修的史学著作，还出现了史学理论著作，如刘知几的《史通》。然而今天我们能见到的这一时期的史书却并不多，仅二十四史中的“八书二史”。 《南史》八十卷，是唐人李延寿在父亲李大师撰修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史书。它有很多优点。从断限上看，较之《宋书》、《南齐书》等，它像一部通史，打断了以朝代为断限的习惯。在具体的操作上，他也不同其他史书，虽然其他史书纪传也往往将一个家族的历史集中叙述，但都与一姓王朝相始终，而《南史》则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展示一个家族的历史，这使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六朝时期门阀士族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一处理方法同时还带来了另外一个优点，即某个家族的文化风貌得以清晰地显现，如琅琊王氏家族的功业、谢氏家族的文学、袁氏家族的忠贞、吴兴沈士家族有武向文的转变等等。 宋、齐、梁、陈四朝史书史料总起来看比《南史》丰富的多，但《南史》也有一些四朝史书没有照顾到的地方，某些史料幸有《南史》的揭示，我们才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如萧齐设立典籤来加强对诸侯王的控制，同时这一制度也带来一定的危害。在《南齐书》中我们见不到相关内容的集中论述，但在《南史》中则有一段集中的揭示。《南史·齐武帝诸子》中说，“先是高帝、武帝为诸王置典籤，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觐接，辄留心顾问，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籤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弗及，于是威行州部，权重蕃君。……及明帝诛异己者，诸王见害，悉典籤所杀，竟无一人相抗。孔珪闻之流涕曰：‘齐之衡阳、江夏最有意，而复害之。若不立籤帅，故当不至于此。’”又如梁世诸王之间的斗争，在《梁书》中我们似乎只能看到他们之间的雍雍之睦，其实也是貌合神离。《南史·梁宗室下》“时武帝年高，诸王莫肯相服。简文虽居储贰，亦不自安，而与司空邵陵王纶特相疑阻。纶时为丹阳尹，威震都下。简文乃选精兵以卫宫内。兄弟相贰，声闻四方。”剑拔弩张的态势，在《梁书》中被漏掉了。 《南史》的优点，很多时候体现在点拨某种制度转变，所以线索较为清晰。如国学制度在南朝时断时续，但在这一制度的文化功能一直得以延续。《南史·王俭传》：“宋时国学颓废，未暇修复，宋明帝泰始六年，置总明观以集学士，或谓之东观，置东观祭酒一人，总明观举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十人，其余令史以下各有差。是岁（永明三年），以国学既立，省总明观，于（王）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由此我们可见，刘宋时，国学尚未兴立，所以新立总明观，召集人士，分立四学，召集学士，其功能相当国学之博士。因此，到南齐时，国子学立，总明观则无存在之必要。但为了提倡儒学，所以将总明观改为学士馆，设立在王俭的家里，以便专门从事儒教经学的教育和培训。后来这一机构又有了新的发展。由此一条南朝教育制度的变化脉络就比较清晰了。 另外，《南史》中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资料需要我们重新梳理，如南朝时期的地方淫祀，如项羽庙、楚王庙、伍相庙、唐汉三神庙、胡里神庙，以及当时人裴邃庙、范云庙。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浓重的文化风貌，它们既不属于道教体系，也不属于佛教体系。这些资料古人虽然没有特别地条理出一条线索，但今天我们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古人又给我们留下了相当的资料。此外，还有一些认识需要重新构建，如南朝文学思想变化发展的脉络，如今我们谈到齐梁文学批评时，我们的视野往往集中在永明声律等问题上，但在史书记载中，另一类相当重要的资料我们尚未足够的重视，即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实录”意识，这一意识有别于那种将文学看作娱乐的太多，也不同于传统的比兴，诗人们希望利用诗赋创作留下自己的面目，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他们的意识是接近史官的著述理念的。对此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探索。 不过，本书没有志，因此很多制度方面的内容难以清晰的描述。这是它不及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以及唐代官修的《隋书》之处。一代典章往往存于制度，缺少多少令人有点遗憾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困惑。如梁代的十八班制，《梁书》本书即无诸志，本书《徐勉传》中说，“天监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选薄奏之，有诏施用。其制开九品为十八班，自是贪冒苟进者以财货取通，守道沦退者以贫寒见没矣。”此一制度乃南朝官职史上巨大变化，史书记载很少，几乎湮没无闻。另外，仍须指明的是在《南史》撰成之前，关于南四朝的史书都已经流行了，因此《南史》基本的材料与这些史书是相重的，有些地方则采集了一些“杂史”的资料作为增补。 李俊（人民大学国学院） 中国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