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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新京报》发了一篇署名“陈远”的文章《从儒学的内在理路谈于丹产生的必然》，在网上流传甚广。该文简单引用了余英时写于1988年的短文《现代儒学的困境》中一些说法，就得出结论说：“沿着余先生的思路，结合儒学思想史上的循环圈来看，于丹的出现似乎是一种必然，即使没有于丹，也会有王丹、刘丹出现。因 李泽厚在《南方周末》谈话支持了于丹，并且申明理由是不将于丹作为一个学者来看待，而任继愈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说“于丹解读是一家之言，如果有错误，可以讨论批评，百家争鸣总是好的”。的确，相比于许多中青学者的尖锐批评，数名出来公开表达意见的前辈学者表示了宽容的“肯定”，他们认为于丹在当下时代让诸多民众对《论语》产生了兴趣，使当下中国文化有回归传统的气象是值得肯定的。 但这是否就是“支持”呢？我认为，发言者中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的讲话是最负责的，他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反对有人对《论语》做个人化的理解。……但是，反对太离谱和肢解性的诠释。”前辈学者的看法和意见，是我们后辈应当尊重和认真对待的，但亦需思考分析。不然，恍惚之间，还真会误以为如今已有了一个“于丹”唱赞歌的“老教授合唱团”。事实显然不是如此！ 肖鹰 新京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