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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写好博士论文，我在三年的时间里系统地阅读了不少的西方史学著作，并由此发现，也慨叹，怎么那么多漂亮的话都是西方人说出来的？我们也有不少史学家，怎么跟西方史学家一比，就相形见绌了？西方史学家说的很多话，闪耀着多么睿智与理性的光芒，那种深刻性，对我的启发和触动非常大。也许因为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史学传统比我们长？通过写作博士论文，我从西方史学、西方史家身上汲取了非常丰富的营养。声明，我并非学术崇洋啊。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记述历史的才能，可以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它是我们的主要禀赋；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哪一种记忆不是写满了编年史，……大多数人的说话都是记述，而不是为了表达思想——它确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是为了表现他们的见闻经历；这种经历，如果他们健谈，就会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话题。如果离开叙述，空谈的溪流，即便在最聪明的人中间也会干涸，变成为一掬死水，而在愚笨的人中间就会完全枯竭。” 关于老舍是否曾经差点获得诺贝尔奖，正是这样一个人们“健谈”了20多年的话题。这个话题，无疑是经“口述”而来，并已由“口述”写入了“正史”。 这是老舍研究者宋永毅在他出版于1988年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在《气节和风骨：一种古典人格美的完成》一节描述到了老舍之死时，写到了下面的这一段记述。我最早在看到这段记述的时候，也是没有丝毫怀疑的。但后来，我的质疑出来了。我们把自己想象成看到这段话的第一个读者，在第一瞬间，你对这样的描述是怎样看的？虽然它是学术著作，但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它是文学性的，像司马迁写《史记》一样： “1966年8月24日这张日历（大家先记住这个时间。大家都知道8月23日老舍被斗，24日离家出走，25日发现尸体。8月24日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老舍先生的忌日），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沉重的。随着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来越被人们掂出来。不仅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之死在国内严密封锁消息，甚至焚尸扬灰的情况下，却引发了国际性的悼念热潮；而且今天我们才知道：就在老舍愤而跳入北京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的那一刻，国外在对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国际性的文学奖，只是在最后核实被授奖人是否健在时，才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于是，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同样杰出的亚洲作家了。而这项国际性的文学奖的荣誉，正是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家们至今仍衷心向往的……” 历史叙述显得确凿无疑，掷地有声，言之凿凿。我们对它能质疑吗？合情合理，疑点何来？如果您有疑点，用心何在？ 类似的文字，远不止这一篇。至少我还看到另一位老舍研究专家，现任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关纪新先生——我叫他关老师，跟我是很好的朋友，也是我的师长，我跟他还谈过这件事——在他200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评传》里，也有一段十分明确的描述：“在神州大地邪火攻心的整整十年间，世界忧心如焚地关切着中国（我们不知道文革时候世界是不是忧心忡忡关切着中国，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相情愿），也关切着老舍。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们曾经动议，要向老舍颁发他们的文学大奖，结果是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核实证明老舍已不在人世之后，不得不撤消了该奖。这项全球瞩目的奖励，从来只授予在世者。” 这个奖不用说肯定是诺奖。诺奖跟老舍在文字中确确实实挂上勾了。我们有没有想去查一查，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谁？我们有没有想查一查，川端康成究竟是哪一年获的奖？ 一查，坏了！川端康成获奖是在1968年。我想，第一，有没有可能把1966年“原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在两年以后授给川端康成？这个可能性存在吗？不存在吧；第二，1968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奖，在授给川端之前有没有曾经想把该奖授予老舍？老舍差点获诺奖，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口述的传说，像“老舍之死”一样，至今仍是个谜，至少现在还无从知道。我们只有等到50年以后——等到2016年或者2018年把1966年和1968年诺奖的档案揭秘之后——才能会清晰地知道，1966年和1968年有没有过老舍与诺奖的关联。 因为中国人的诺奖情结，诺奖与中国作家一直是媒体热衷炒作的话题，有许多中国作家也有很复杂的心理。有的作家表达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那是西方人的标准”，“那只是几个不懂中文的瑞典老头子私下攒出来的，”“那个奖并不是衡量文学成就高下的唯一标准”等等。但是也有人急于想获那个奖，也有人认为自己的实力已经可以获那个奖了。我记得我有一次曾经当笑话讲给大家听过一件事，那是被海外的某个汉学家披露出来的。说有一位自认为是中国大腕的作家，给一位美国汉学家写信，希望他把自己的长篇小说翻译成英文。因为他认为一旦翻译，这个作品肯定能得奖。诺奖的奖金很高，为了诱惑这位翻译家，他跟翻译家说，如果我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咱俩平分。好在那位海外学者给这位作家留足了面子，至今都没有说出给他寄稿寄信的人是谁。要不然太难堪了！ 为了追本溯源，我再次特地向老舍之女舒济和老舍之子舒乙进行了核实，他们都清晰地记得——春秋时候那个孟姜女的原型从哪儿来啊——是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曾于1978年受该会的委派，专程到北京，向老舍的家人通报：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回到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欢迎。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当年的诺奖原是要授予中国的文豪老舍，后经查此人已经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于是授给了川端康成。这个说法至少在提及老舍差点获奖的年代上是不矛盾的。但是我们也要分析，为什么最开始有1966年的说法，后来又有1968年的说法，有没有可能是歌手在传唱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了矛盾所在？川端是1968年获奖，不是1966年，错啦，赶紧改吧！所以，在传唱的时候又把1966改成了1968。可是不能随便改，要有理由啊，为什么要改？于是，用另一个理由来支持这个改动，即老舍先生死了以后，因为当时中国处在那样一个时期，所以跟外界全部隔缘了，外界并不知道中国的作家老舍先生辞世了。两年之后才到中国来调查，知道这个人已经去世，只好颁奖给另一名东方作家。最早的孟姜女春秋的雏形在这儿！ 在场的朋友有没有在2000年7月30号听舒乙先生在这儿讲《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使命》？那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新馆的第一场义务演讲，舒乙先生在那天的演讲中曾经提到：“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他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舒乙老师在讲这段话，我们在场的人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愿意相信吧？当初听的朋友们可能有很多是愿意相信的。撇开我们对老舍先生个人的深厚感情，另外可能还有一种情结，觉得中国上个世纪百年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终于有一个人可能跟诺奖擦肩而过，它要是真的该多好啊！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获奖，日本有一个川端获奖，而且前几年又有一个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获奖了，中国泱泱大国，作家无数，每年生产一千多部长篇小说，但现在居然还没有人获得诺奖？遗憾啊！跟这种心理是否也有关？ 舒乙先生讲完了以后，有媒体记者提出了质疑。问舒先生，您有证据吗？这么说的理由从何而来？舒乙先生说，萧乾夫人文洁若先生可以作证。因为文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这件事。而且文先生还曾亲口向舒乙老师和老舍先生的长女舒济老师都提到过这件事。于是记者拨通了文先生的电话，向她核证此事。核证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二天报纸登出来，题目是《文洁若对老舍曾获诺贝尔奖不予证实》。原文是：“前几天舒乙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老舍先生获得了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他已过世所以奖就给了川端康成，他说文洁若了解情况。当记者向文洁若求证时，她说：‘这件事是挪威人伊丽莎白•艾笛和萧乾谈话时透露的，后来我告诉了老舍的家人。不过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说要给奖，沈从文不也是这样吗？要说真想颁奖，为什么不给还在世的巴金呢？’”文先生先是提了上面的一个说法，然后把话题转到另一个方向上去了。但是，虽然她没有证实，但她在里面也提到了另一个人，就是有一个叫艾迪的挪威人曾经到家里跟萧乾说过这事。对吧？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文先生自己否定了自己。刚才那个文章中，她说“不予证实”。口说无凭，但白纸黑字的事情总是可以确定的吧。文老师确实写过这篇文章！此文还用日文发表在2001年8月号的日文版《人民中国》上。她的白纸黑字是这样的：“1980年，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萧乾的小说《梦之谷》，开始与萧乾通信。1981年秋，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到当时还在天坛南门附近居住的萧乾家拜访”。我们看，一个人在写这样的回忆文章时，时间地点都叙述得如此详尽，让你似乎挑不出一点点的疑点。 下面又是文老师的话，“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哪一年，我们后面来看），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你看，这个证据又可以支持前面那个证据，证据累积起来之后我们就相信这个事情没有错。但它可能是错的。文先生写到，她“情不自禁”地很快将此事告诉了当时与她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且办公室与她“只隔一个门”的舒济，还“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后边，文先生推断，“我不相信直到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你看，她不相信是1968年）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那一年’，指的是1966年。”可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她如果记的是1966年的话，这个是对的吗？这是绝对错误！因为川端是1968年获的奖啊！我想，这至少是在年代上把老舍死的“那一年”与川端康成获奖的“那一年”混为一谈的始作俑者之一。 最有意思的事出现了，发表文先生此篇文章的2000年第11月号香港《明报月刊》，很聪明，很机敏，对这个事情做了调查，做了核实，在发表时最后特别加了一个“编者按”，是这么写的：“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讲师陈迈平及本刊驻瑞典特约记者傅正明曾致电文中所提到的关键人物挪威汉学家艾笛女士求证。艾笛女士回复，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 有意思了吧？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几乎所有“口述史”的当事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如此口述过。舒老师说，文老师是这么说的；文老师说，我没这么说过；文老师之后又写了文章，文章中说是艾迪跟萧乾说的；记者又去采访艾迪，艾迪说我没这么说过，我说的是沈从文。这使曾经如此“口述过”的人都有了编故事之嫌。 为了做好这个研究，我专门发电子邮件，请我的日本友人冈田祥子女士向舒乙在“口述”中提到的藤井荣三郎求证，您是不是1978年跟舒先生那么说过？很快，2005年5月29日，藤井先生给冈田女士写了回信。热心肠的冈田女士收到信以后，便用国际特快邮寄给我。我又请同事李家平先生将此日文信翻译成中文，终于见到了这位极其重要的“口述者”的“证词”。我摘出几句跟这个事实有关的话。我们看这个人的记忆：（信中划着重线部分，为藤井先生所加。）： 冈田祥子先生 关于您所询问的事情，我向您说说我的记忆，要把事情的时间性搞清楚，还得参照我的经历来讲。 从《日本文艺杂志》上见到原本考虑授予老舍的诺贝尔文学奖可惜又失去的消息，并把这些告诉舒乙先生和老舍夫人的，确实是我。当时他们听了也感到吃惊，我想这些您也许不清楚。可是，时间上并非“1978年或79年”，而是1981年4月。（从时间上我们知道了，这个是春秋时候的孟姜女的原型）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拜访舒家，是在滞留北京的那几日，……在同（舒乙、胡絜青）两位畅谈中，我记得向他们说起，（我们看，口述史和历史的书写，都牵扯到人们的记忆。而这个记忆是常常出错误、出偏差的吧？或者说，我们现在向人们描述几十年前经历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考虑到当年的某种角色不光彩，或者考虑到我要为当时的某件事情做一些修正，做一些遮掩，把记忆改编了？）“日本文艺杂志载，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谈到，川端康成获奖后，他从瑞典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原本获奖者是考虑到老舍先生的，可是因为文革，对中国的印象很差，加之老舍本人已经去世，于是该奖授予了川端。这个笔会的人说，川端先生是非常杰出的作家，但作为人道主义的受奖者来说，还是老舍先生更为合适。” 他提到的是什么啊？是他听朋友在电话里跟他说的。我们看，层累的这种叠加的说法，经过了歌手的几次传唱之后，已经变成了真实的史实传唱出来，并把这个史实传唱成为神话。而我们大家在听到这个神话的时候，很多人是愿意相信它的。我们的世界观经过很长时间，好像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固化的东西，愿意相信神话，不愿意怀疑神话，更不愿意打破神话。 他下面还有一句话讲到这个，他说： 但是，不管怎样，关于老舍和诺贝尔奖的文章曾刊载于《文艺杂志》上，这件事情是不会错的。 你看，日本人肯定了自己的这个记忆。他曾经向舒乙先生说过的这件事情——我们注意是他记忆中的这件事情，而不是舒乙先生传出去的那件事情——是不会错的。然后舒先生在跟外界说的时候，也说，在他记忆当中，这个日本人曾经告诉过他这件事情，是不会错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出在两个人的记忆上！日本人的记忆和舒先生的记忆出现了落差。而这两个记忆的问题，带给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在认识上的不同。 我想一定是写完信的藤井先生尚觉言有未尽，特意又补上一段“附记”： 我向舒乙先生说“这件事，在日本老舍研究会大家都知道。”，当然不是在1981年我们初次见面时说的，应是两年后在名古屋老舍研究会成立，我出任关西地区常任委员的时候。（你看，他并没有说他自己是老舍研究会的前会长，而是关西老舍研究会的一名委员）而1981年我是不可能这么说的。从那以后又经过了几年，在老舍研究会的闲聊中，也曾和几个人提起前述那本杂志，谈过老舍和诺奖的事情。也许您知道，我是惦记着这桩事的。总之，真想找到那篇文章！ 又往前推了吧？孟姜女在春秋时候的那个原型在哪儿呢？ 这些证据还没完，还有。而且这个证据只要一看，可能更愿意相信它的权威性。因为这个证据的说者是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当中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先生。他是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年龄已经很高了，大概80多岁了。他50年代在中国曾做过瑞典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刚才说到《明报月刊》刊登了文洁若《老舍差点获诺奖？》的那篇文章，同期还刊登了马悦然的文章《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文中提到，在马悦然的“记忆”里，老舍和他的妻子是我“当年的亲密知交。”你看他这样说。而我们从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亲密知交，就像束星北谈到的那个“熟识”问题。文章还提到，由于1966年时他还不是瑞典皇家学院院士，故而可以就其所知，公开诺奖中关于老舍的事情。因为诺奖评委会有一个规定，一旦当了院士，成为评委，就要守口如瓶50年，直到档案揭秘。在此之前，任何一个评委都不能向外透露点滴。 “老舍确实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者中的保•贝第（Paul Bady）曾经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写过论文。我曾数次被法国友人揪住，寻求我对老舍候选人资格的支持。那时我对这个奖的候选人，则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觉得老舍作品的翻译质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说的真实水平。就我所知，那时他仅有的被译成英文的作品是《骆驼祥子》和《离婚》。在英译《骆驼祥子》中介绍的幸福结局全然诋毁了小说的本意。我断定老舍因而不可能进入候选人的终审名单。事实果然如此。”我们看，一个后来的诺奖评委，在他回忆1966年情形的时候，又是这样的一种记忆。 然而，他在文章中透露，因为“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使他“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他证实，1988年沈从文先生去世之后——当时国内也一片惋惜——这个人因为理解中国人的诺奖情结，所以他违背诺奖评委的诺言，就1988年的事情做了一个披露。我们注意他言辞的表达，他说，“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辞世，他可能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他并没有把话说死。因为每年的诺奖要在锅盖揭开以后才能知道那个人是谁，评奖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然后在这儿，我们再看另一个有趣的现象。马悦然的文章和艾笛女士说她“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的“记忆”取得了一致；而舒济、舒乙的“记忆”，又与文洁若“不予证实”前的“记忆”，也就是她写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那件事相吻合。我到现在，唯一没有找到的，估计也不可能找到的，就是他们提到的那位当年瑞典驻日本大使。但是，我从常识性的外交礼仪来推断，瑞典大使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可能不会那么说。大家想一想，瑞典驻日本大使有可能在向日本人祝贺日本作家获得诺奖的时候向日本人说，这个奖原来不是给你的，是要给一个中国伟大作家老舍的。这个可能性大不大？他如果这么说，是否违反了外交礼仪？如果我们相信这个违反外交礼仪的言辞是真实的，那前面的那个叙述就不攻自破了。因此，我找不找这个瑞典大使也就无所谓了。 然后，再来看那个马悦然。他说他是老舍夫妇的“亲密知交”。然而，我在翻查《老舍全集》时，发现了一封时间标明写于1956年至1957年间老舍致瑞典驻华使馆人员的英文短信，只有一句话：“‘I am not Cao Yu,I am Lao She,且不一一。’译为中文的意思‘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意思是，我不多说了，你们找错了人。就这么简单。乍一看，这封信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多亏有舒济女士的注释，就能明白这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注释说，“瑞典大使馆的两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告诉该使馆文化参赞马悦然说，与她们住在同一胡同里的是剧作家曹禺，并要马悦然替她们用中文写一封信，邀请这位著名的邻居去喝茶。结果收到信的是住在灯市口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老舍用此简短的一句话，回复了她们。”疑问是不是又可以出来了？如果马悦然和老舍夫妇是亲密知交的话，他难道不知道住在那个胡同里的是老舍而不是曹禺？这个历史也就非常有意思了，对吧？ 最后剩一点儿时间，来不及梳理很多，就引两个西方有名史学家的话来结束，并让我们多元地来认识历史。一个是法国年鉴派史学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另一位还在世的是美国史学家保罗•柯文。看看他们的话能够提供给我们什么更遥远的、更幽深的一种思考。 保罗•柯文有几段很精彩的话。他研究义和团，跟我们国内某一时期对义和团的研究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也说到了我们在不同的时期对义和团的研究及由此得出的结论，跟我们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是有关系的。正因为如此，他强调，有时候我们并不在乎过去发生了什么，而只在乎怎样以今天对过去那件事情的认知，往过去的那件事情上附加。而了解这件事情的人，往往又是从已经附加的东西去了解。我们已经不知道原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一直认为，“过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堆固定不变的事实材料，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去发掘并清楚地说明这些材料。从我做“老舍之死”的调查工作来说，其实也是这么一种过程。他还提到了两个这样的疑问，并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说，我们能不能认为被亲身体验的“过去”，比历史上重建了的“过去”更有价值，因为它更加逼真；或者认为，历史上重建了的“过去”，比被神话了的“过去”更有价值，因为它更加接近事实？ 对于这两个，保罗•柯文毫不犹豫地做了肯定的回答。不论是前边我说的那么多的具体例子，还是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繁复、复杂、多元的“老舍之死”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口述史上，它对同一事件的多元叙述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多个侧面。不同的声音之间，有“共存、互扰、矛盾”；不同的声部之间也常有“遮掩覆盖”；也许还有人试图将自己的声音作为独唱，而将历史简单画上句号。这几种情况我们都碰到过，以上我们看过的那些事例当中，共存、互扰都有，彼此不承认；不同的声部都要存在，因为我们要听到不同的声部。 然而，有的时候常常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声部被故意地遮掩覆盖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去想一想。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听独唱。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曾为此迷惑不解。我在采访“老舍之死”之初，是想按着古希腊的史学家对于“历史要追求真相”的那种认识来做的，而且觉得也能做到。有什么难的，只要找到当事人、亲历者、见证人一问，他们不会骗我，跟我一说就行了。结果看来不是这样的。我越来越被带入了历史的困惑当中。但逐渐地通过梳理历史，我的思路清晰起来了，不再困惑了。现在的重要性已不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些历史的细节真实还原，已不在乎这些人所说到底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他们都是不同的声部。而这种“罗生门”式的历史真实才是历史的至少一种意义所在。 这种认识我是得益于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特别厚的一本书，读起来特别枯燥，要很艰难地啃下来，却受益匪浅。它是对大量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结果，这些文献资料来自于近代开始时期的那些情况不明的年代里，广阔的地中海舞台的每个角落。它写的太详尽了，都是史料，都是资料，完全符合史家的规范；但是没有用文学的笔法写，所以很枯燥。它的写法是：把历史事实按照三种具有连续性的记载来写，或者说按照三种不同的“楼梯平台”来写。他认为写史的目的：“在于抓住过去所有不同的、彼此之间有最大差别的节奏；在于提出它们的共存、互扰、矛盾以及多种深广丰富的内容。”我现在就要努力这么做。我在这之前所讲，就是要把这些深广丰富的内容提供给大家。他说：“在我的意愿中，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但是，它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缺点：它的各个声部常常互相遮掩覆盖。在所有这些声部中，没有一种能够永远使自己作为独唱被人承认、接受并把伴奏拒之千里之外。”一个声部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排斥另一个声部、另一个伴奏，不让另一个存在。 不过，没有掠美之意，我与布罗代尔感到了同样的困惑，那就是“怎样才能在同一个时间内像通过一个透明层那样，看见被现实重叠起来的各种不同的历史呢？”容易吗？不容易。太难了！通过追溯春秋的孟姜女那几个原型，来看重叠的那些层，如何能把它看得透明呢？我们看布罗代尔是怎么做的，他是“把某些语句和某些解释当作一再出现在本书的三个部分里的主旋律和这三个部分的共同的、熟悉的曲调来使用。我试着用这种方法来给人一个关于上述情况的印象”。我也是试图在历史的叙述中将各种不同的声部保存和呈现出来。我的两本“老舍之死”口述史，就是这样来呈现不同的声部的。 布罗代尔说，“但是，困难在于：不是只有两种或者三种对时间的计量，而是有几十种对时间的计量。它们之中的每一种又牵连、包含某种特殊的历史……只有被人类的科学汇集在一起的这些对时间的计量的总和，才能构成人们很难恢复其整个丰富纷繁的图像的总体历史”。这样能做到吗？布罗代尔是乐观的，他以为将来有可能会做到。而我悲观地以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