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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在中国古代更迭承续的历代王朝中，哪个朝代最受今人关注？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讲，宋代大约都能名列其中。早在近代，思想家严复就曾明确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宋代到底是怎样一个时代”不仅在学术界见仁见智，在爱好历史的社会大众中也众说纷纭。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宋史学界不再试图以“积贫积弱”，以“保守”或是“改革”，“封闭”或是“开放”等概念来简单涵盖宋代历史，而是注意到赵宋一朝存在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总体来看，宋代历史中相比于其他历史时期的一些突显的现象，如多民族政权并存、经济与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思想文化领域新气象的形成、赵宋政权文官制度的发达与武功之不振、民变之相对平和、南方地区的开发以及随之带来的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地域格局的变化、城市新面貌的形成等等，是任何观察者都不能忽视的。以下几位著名宋史专家的文章便循着这一思路从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管窥宋代，以期能够呈现一个更加真实全面的宋史面相。 帝制国家都是专制王朝，这一基本特质决定了赵宋王朝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民主，也说不上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我们观察宋代的内政，会注意到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君主集权、忠君观念强化，同时又有对于君权的抵拒与限制；经历着政治文化方面“转向内在”的过程，同时又有学术思想领域的境界创新……就士大夫群体而言，学养深厚论议煌煌，同时又是许多残酷政争以及无谓争执的源头。 从中国历史中探求历史中国走来的轨迹，是今天研究者的责任。我们观察一个朝代，不仅要注意它的强弱得失，更应关注它在历史长过程中化解消融了什么问题，又遗留或加深了哪些问题。如今的宋史研究，逐渐摆脱了以往乏人问津的尴尬局面，逐渐走向开放而理性；公众对于宋代历史的关注度，这些年也有明显的改观。 大体上看，宋代是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相对领先于世界的时期，是艺术创新与“复古”思潮兼济并行的时期；同时也是周边被挤压、内政因循求稳的时期，是面临着严峻挑战、从整体战略格局到具体政策应对都存在诸多问题的时期。 宋代的立国形势，可以说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10至13世纪，是北方民族活动的又一高峰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天下大势分为南北”（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舆地》），就两宋的情形而言，这不仅是指山川地理形势，也是政治对峙态势。理解宋代政治史，不能脱离当时这一基本的空间格局。宋代的疆域是中国历代主要王朝里最为狭隘的，不仅与汉唐旧境相比远未完成真正的“统一”，即便与唐代后期相较，五代后晋割让给契丹的“幽蓟十六州”也未能收复回归。时至南宋，以淮河中流—大散关一线作为宋金之间的边界，更是偏安一隅。两宋与北族政权之间，有相对和平的交往周旋，也有长期对峙、冲突乃至战争。这样的外部环境，给宋代的历史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而宋代的许多内政施置，则可以说是在外部压力下的选择。 一方面承负沉重的外部压力，一方面鉴于五代时期内部变乱频仍、政权倏忽更迭的教训，“稳定至上”始终是赵宋王朝内政措置的目标。宋廷致力于分权基础上的集权，尝试于多途多层信息渠道的建设，着意于各项制度的细密化，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严密程度，是前朝难以比拟的。此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局面。 唐代后期河朔地区对于中央政府的疏离以及藩镇的跋扈，某种程度上是与“河朔胡化”联系在一起的。历经五代之后，进入中原的沙陀等“胡”族背景逐渐淡化。时移世变，原本导致国家内部切肤之痛的“胡汉之分”，转化为区隔内外的“华夷之辨”。这一时期中，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党项民族建立的夏、女真民族建立的金，以及蒙古民族建立的元，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影响重大。持续的边境冲突和民族征服战争使得内地农业文明遭受了沉重挫折，但与此同时，各民族政权又在推动边疆地带发展、活跃亚欧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中原王朝难以取代的积极作用。 外部压力当前，宋代的军力不振，一直被人诟病：“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重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笼统批评宋代“重文轻武”，恐怕并未洞察其中原因。殿前司统帅出身的赵匡胤了解军事、熟知部队管理；周边政权环伺下的宋廷，亦明白“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张方平：《乐全集·论京师军储事》）；而恰恰因为如此，时时以五代动乱为戒的宋廷，更难以放松对于禁军的警惕。以文制武的制度格局、种种限制多方猜忌，事实上并非由于“轻武”；而在这样的国家政策导向下，社会上则有重文轻武的观念流行。 帝制国家都是专制王朝，君权处于政治秩序体系的顶端。这一基本特质，决定了赵宋王朝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民主，不会有实质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也说不上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北宋时期的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元祐党籍，南宋时期的岳飞冤狱、庆元党禁，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常被津津乐道的“开放”“清明”，并非两宋三百年间的常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应该停留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认识层面，集权专制的方式与苛迫的程度，历朝历代确实有所区别。相对而言，“宋代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开明的”（虞云国：《细说宋朝·先说个大势》）。 宋代的“祖宗之法”强调防微杜渐，“立纪纲”与“召和气”是其施政理念的两轴。欧阳修曾经说：“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所谓“纲纪”，是指制度规矩；“道德仁义”则是为感召朝野“和气”。吕中也在《皇朝大事记讲义·治体论》中说，“（我朝）仁意常浑然于纪纲整肃之中，而纪纲常粲然于仁意流行之地”。 我们观察宋代的内政，会注意到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君主集权、忠君观念强化，同时又有对于君权的抵拒与限制；经历着政治文化方面“转向内在”的过程，同时又有学术思想领域的境界创新；政策导向困顿因循，同时又有意在变革的摸索探求；制度设计细密务实，同时又有行政效率的滞缓拖沓；就士大夫群体而言，学养深厚论议煌煌，同时又是许多残酷政争以及无谓争执的源头。一方面有言路开放，一方面又溺于滔滔说辞，从某种程度上讲，宋代政治成于议论亦毁于议论。这复杂的表象与深层的原因，都值得研究者深思。对于“道德”的理想主义要求，本来是人文精神进步的反映；但要求“一道德”与学术观念“纯正”，则是认识局限的表现。北宋后期士大夫内部深刻的分裂，正与此相关。当朝廷致力于“人无异论”“议论专一”时，更无可避免地会导致思想上的拘碍和现实中的专制倾向。 两宋三百年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序列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于前近代时期中国人之民族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面对严酷的挑战与压力，一代代“特立不回”“危言劲气”的志士仁人、无数默默承载着家国与社会重负的普通民庶，作为时代的脊梁迸发出坚忍顽强的生命力，给后人留下超越前代的物质遗产与深邃丰厚的精神遗产。 历史学是强调反思的学问，既要反思时代呈现的问题，反思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也应该反思我们习惯的叩问历史的方式。宋代政治史研究，正处于一个“再出发”“再认识”的阶段，通过贴切而非琐屑、开阔而非浮泛的研究探讨，相信能够获取更为丰实的认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