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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界真正的悲哀，不是出了个易中天，而是只出了一个易中天！ “品三国”中，过多地解释权术，这不是易中天的错，而是三国这段历史独有的迷人之处。 说易教授“用历史来要求文学”，需要证据。把这样幼稚的错误强加于作为美学家的易中天，本身就是幼稚的。 文学（家）有合理虚构的权力；但历史（学家）和读者也有解读或批评文学的权力。葛教授有文学批评的权力，但却没有垄断文学资源，不让他人染指的权力。 解构《三国演义》，并不能重构三国文学形象。三国人物，经《三国演义》的演义，已成为忠奸智愚的“共名”，任何想改变这种状况努力，只能徒劳无功！葛红兵要做《三国演义》忠诚卫兵，那只能说是自作多情。 眼看着乾坤倒转的奇迹在易中天身上出现—— 一个的老叟竟突然变成“大众情人”、“学术超男”，签名售书的风头甚至盖过当下走红的歌星、明星。 惊叹、欣羡之余，我也暗自幸灾乐祸：这下，易教授也该尝尝“名人”被火烤油煎、捧杀棒杀的滋味了。果然，尽管易中天接受了余秋雨的教训，处事低调、出言谨慎、躲避媒体、矮化自我，甚至特刻了一顶“萝卜教授”的大帽子戴在头上，但这棍棒还是如期而至了。 我原本只想看热闹，但看着看着，有些看不下眼了。易中天那厢被书稿讲稿缠得无暇旁顾，批评者这边却把长棍短棒舞得越发起劲。 这让我心里不平，这才站出来说两句我认为的公道话，破解那堆我认为很无理的批评。 至于我的目的，自己往高里说，则是为了维护学术殿堂的秩序。因为许多批评，打着学术旗号反学术，以耸人听闻为目的，生造了许多概念、散布了许多歪理，完全处于失范状态。 在打着学术旗号的批评中，最常见的说法是：《品三国》乃大众文化产物，是对历史、对经典的庸俗化、粗鄙化。这样的东西竟然流行，是文化的悲哀、学界的悲哀……尽管此类批评义正辞严，但我却敢断定，凡做此种捶胸扼腕、痛心疾首状的学者，绝非真才实料，他也不懂得什么叫大众文化。 现代所谓大众文化的重要特征，是思想内容扁平化、接受形式感官化，它满足的是人们快餐化、时尚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而《品三国》，尽管表达方式通俗、表述语言时尚，但其思想内容绝不浅显、更不时尚，传播和接受形式则完全是理性的。将“易中天热”称为“无理性的狂热”，实乃大错；它恰恰是“有理性的狂热”。 追星族，甚至不需搞清歌词意思，就会跟着歌星吼叫；而《品三国》，如果你不静下心来，追随易中天的思路连续听下去、思考下去，就不会兴味盎然、入痴入迷、更不会顿悟开窍；一旦入迷开窍，《品三国》就会大大拉近“乙醚”与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距离。这便是“乙醚”不同于歌迷影迷之处，这也是易中天非寻常明星可比之处。 中国学界真正的悲哀，不是出了个易中天，而是只出了一个易中天！正因为眼下所谓教授学者，泡沫多多，受众少少，这才使易中天一鸣惊人。今天，易中天几乎以一人之力，激起了一代或数代人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及读书热情，也激活了相关人文图书市场，实现了许多耗资巨大的“传统文化振兴工程”、“青少年读书计划”所要求实现却远未实现的目标。对此，我们不授予易中天一个大大的文化勋章倒也罢了，怎能反过来因此贬抑他呢？ 在学界批评中，“美男作家”葛红兵的批评声音最尖锐。葛红兵的批评，网上发表后，即引起大反响；后又经整理，以《我为什么要批评〈品三国〉》为题发表。见报文字虽言辞远不及网上文章激烈、刻薄，但却同样不在理。葛先生的批评主要有三条，以下逐条剖解： 1）“过多解释权术，较少关注历史本身”。笔者学浅，实在搞不明白：这“权术”何以能被排除在“历史”之外且与之平列呢？一部人类文明史，难道不充满着血腥暴力与狡诈阴谋的权力争斗吗？至于“品三国”中，过多地解释权术，这更不是易中天的错，而是三国这段历史独有的迷人之处。三国英雄的大智大勇，原本就体现在争权、夺权、擅权、弄权的斗智斗勇之“术”中，这也是“品三国”能品出无穷滋味的原因。如果换上元史，恐怕谁品也品不出如许滋味来的。 2)“过多讲故事，较少阐释人文理念”。动辄祭起“人文理念”大旗，这是当代新锐批评家常用手法，且无往不胜。对方理论一旦被指为不“人文”，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正当性。鉴于新锐批评家文章以能指滑动、所指飘浮为能事，我们须先解析概念。所谓“阐释人文理念”，这里可做两种解读：一种是三国史或《三国演义》中存在人文理念，需后人做发掘性阐释，而“易中天较少”；一种是现代人要用人文理念对其进行批判性阐释，而“易中天较少”。读后文可知，葛先生表达的是前一种意思。但遗憾的是，此论放在此处却属无的放矢。道理很简单，中国历史或古典名著中，很少值得现代人大肆宣扬的“人文理念”，否则，中国近现代史就早该是另一种样子了。既然客观不存在，又怎样去阐释呢？至于易中天是否在后一种意义上对三国人物或《三国演义》进行批判，笔者因没系统听阅《品三国》，没有发言权。但我始终认为，因咱那四大文学名著的价值取向皆含有与人文主义（不是民本思想）相悖逆的内容，对其进行人文批判是必要的。为此，在传统的“少、中、老三不读”之外，笔者还主张“幼不读《西游》”。补赘这一笔，是为了防止有人把反对人文理念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 3)“以《三国演义》为假想敌，用历史来要求文学，对文学不公平——伤害了《三国演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解构了《三国演义》中的美学追求、人文理想……”。“易中天把《三国演义》作为标靶，没有注意把握历史和文学的区别，没有尊重《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对《三国演义》不公平，对喜欢《三国演义》的读者也不公平。易中天可以突出讲历史，可以把《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比较，但是，不能变成对《三国演义》的解构……”。 葛先生这些批评，要么强加于人、要么自相矛盾。葛教授说易教授“用历史来要求文学”，这需要证据。硬把这样幼稚的错误强加于曾经是、现在仍是美学家的易中天，这本身就是幼稚的，只能吓唬那些年轻的“乙醚”们。 易中天反复强调，他是在尽量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品评三国事件和人物的，《品三国》引人入胜，就因他能在既有历史、文学文本中，于无疑处生疑、于有惑处解惑。如果这也叫对《三国演义》的解构，那么，它正是在划清历史和文学界限基础上进行的，这又怎能说易中天没“注意把握历史和文学的区别”呢？ 文学（家）有合理虚构的权力，这是任谁不能剥夺的；但历史（学家）和读者也有依据客观史实和主观理解，解读或批评文学的权力。这两个权力是对等的。特别是《三国演义》，它的传播史本身就伴随着对它的解构史，郭沫若为曹操翻案，便是晚近一例。而葛教授却偏偏不让易教授解构《三国演义》，剥夺其行使连一个普通读者都拥有的权力，这种做法岂不是太武断了吗？要说不公平，这才是真正不公平呢！作为批评家的葛红兵，有文学批评和反批评的权力，但却没有垄断文学资源，不让他人染指批评的权力。 其实，真正混淆历史、文学的不是别人，而是葛教授。葛文说：“中国人非常重视历史，历来文史不分”。这后一句恰恰否定了前一句：文史不分，把历史当成素材，用文学来演义、戏说、娱乐历史，这做法往往是“以历史的名义反历史”，怎能说成是“非常重视历史”呢？ 特别是葛教授反对夸大权术作用，认为不能“让读者以为”胜败“是权术使然，人的智慧(甚至是个别人的智慧)使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真正夸大权术和“个别人智慧”的，正是《三国演义》。易中天还三国历史本来面貌，这既有利于消解国人文史不分的传统，防止戏说、误读历史，也有助于消除国人对权术、对“个别人智慧”的过度迷信。这工作，正符合葛先生的要求，理应支持才是，为什么还要反对呢？ 葛先生之所以自相矛盾、首尾不顾，除理论缺憾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始终脚踏两只船：时而站在历史角度，时而回到文学方面。这从他对易中天的两个要求或苛求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一，葛红兵要易中天尊重及维护《三国演义》的思想和美学价值。提出这个要求，其前提是设定易中天能撼动《三国演义》艺术形象及其在传统文化中地位。窃认为，葛教授在这里如果不是杞人忧天，就是在故意高抬易中天。《三国演义》的艺术形象及思想内涵，早已积淀在传统文化中，印刻在国人心灵上，别说一个易中天，就是一百个易中天也无法抹煞或修正。郭老为曹操翻案文章那影响多大啊，今天，大多数读书人皆知曹操的卓越才能和巨大贡献，但这并不能改变曹操在传统文化脸谱中的奸雄形象。解构《三国演义》，只能让读者接近历史真实，却绝不能重构三国文学形象。特别是三国人物，经《三国演义》的演义，许多已成为忠奸智愚的“共名”典型，任何想改变这种状况努力，只能徒劳无功、徒呼奈何！所以，葛红兵挺身而出，要做《三国演义》忠诚的文学卫兵，那只能说是自作多情。 其二，葛红兵要易中天以对“天、地的常数”、对“大历史规则”、对“大信仰大品格的敬畏”心态来讲述历史，“坚持微言和大义的统一”。坦率地说，面对葛教授这一系列的“大词汇”、“大概念”，笔者实在惶惶然不知其所云，更不知接下来该如何言说。可能这正体现大批评家之大胆识、大手笔吧。当然，无法言说，不等于心悦诚服。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请葛教授自己根据上述原则，怀着对“大信仰大品格的敬畏”，操刀撰写一部既体现“微言大义统一”、又维护《三国演义》美学价值的葛氏“大三国”吧。当然，葛教授身兼多职，要求他撰写完整的“大三国”史，可能也有些强人所难，但写一部分，譬如赤壁之战，那总可以吧？笔者实在是想借此搞搞清楚，什么叫“天、地常数”、什么是“有大敬畏”的“大历史”以及“大历史规则”。尽管我素来不用自己搞不懂的新概念，但我对葛红兵的这部著作却充满了“大敬畏”。我想，葛教授是不会令我失望的。 葛文最后，提倡读者“读书要读原著”。这一倡导非常好，我很赞成。我相信，葛教授的“大敬畏历史”新著出版后，一定会在广大读者中掀起读三国史原著、树立正确“历史观”的新高潮。在葛教授如此巨大之学术贡献面前，恐怕易教授只能自愧弗如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