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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徽州文学研究》 韩结根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定价:30元） 地域文化研究已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对文学的地域性研究也缓慢地发展起来了。就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而言，较早的有陈建华博士的《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学林出版社，1992年6月)，最近的则有徐永明博士的《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虽然学术观点未必尽同，却都是很见功力的专著，陈书尤具开拓性。不过，在总体上，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很希望有较多的优秀论著来加速其进程。 在我看来，韩结根博士的《明代徽州文学研究》就是这种类型的著作。它至少有以下三大优点。 首先，对明代徽州文学的进展过程作了明晰的勾勒，其中有不少引人深思之处。 根据此书的描述，元末明初的徽州文学不但并不发达，而且明显滞后。如果把它跟同时期的吴中地区的文学相比较，二者的差距相当大。但从明代中叶起，徽州的哲学思想和文学就逐渐活跃起来，到了明代后期则已成为文学上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了。 像这样迅速的变化，在明代是极其罕见和突出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如同此书所已经指出的，徽州文学上的这一巨变是与其经济上的飞速发展几乎同时展开的。徽州在元末明初及其以前本属于生计较为艰难的农业地区，在文化上则崇尚儒学，受朱熹思想的影响很深；但从明代中叶起，经商的人就逐步增加，并迅速依靠商业而致富，到了明末已经成为全国非常富裕的地区之一。所以，在明代的徽州，文学的繁荣是与经济的繁荣相伴随的。 与此相应，正宗的儒学开始衰退。在王阳明之前，徽州的程敏政就已提出朱熹晚年认同陆象山心学的理论，以“修正”朱熹学说的手段为心学张目，这也正是后来王阳明的策略；而如所周知，以李贽为旗帜的晚明新思潮正是从继承了陆象山心学的王阳明心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在明代中期，朱熹学说在徽州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就已经动摇了；因而，晚明时期的徽州文学界的主流与以李贽为旗帜的新思潮沆瀣一气也正是顺理成章的事。 总之，从此书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徽州在经济滞后、生计艰难时，朱熹学说一类的正宗儒学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在经济发达起来以后，正宗儒学的统治地位就由动摇而失落，最终由晚明新思潮占据了优势；而在前一种情况下，文学的发展是滞后的，在后一种情况下，文学就迅速兴盛起来了。对这当然可以作出不同的阐释，并导致互异的结论；但此书所展示的这种现象无论如何是值得深思的。 其次，书中的上述勾勒是以充分的案例为依据的。其所运用的都是第一手材料，对有些材料并作了翔实的考证。因此，这是一部相当严格地遵循实证研究的原则的著作。现在有不少人在指责今天学风的浮躁；这种指责是否全都站得住姑不置论，但像此书这样地注重实证研究在今天并不多见，却是事实。 为了说明其在实证研究上的成绩，不妨以书中对《广艳异编》和《亘史》的研讨为例。 《广艳异编》和《亘史》都是明代后期的徽州人所编的书。要描述明代徽州文学的历程自然要对这两部书加以研讨。然而，学术界对这两部书本身的研究本来就少，对其在文学上的地位和影响更缺乏认识。此书的作者不满足于浮光掠影地说明徽州在明代后期出现了这两部书，而是就此作了相当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这一研究不但基本弄清楚了《广艳异编》和《亘史》的来龙去脉，而且更发现了这两部以文言写成的书对晚明白话小说的巨大影响，例如晚明最具代表性的白话短篇小说“三言”、“两拍”中的“两拍”，竟有不少作品都源自这两部书，并大量采用原有的文句(在采用时当然将文言译成了白话)；因而作者认为这两部书乃是“两拍”的两种“蓝本”(参见此书《附录》中《〈亘史〉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一》《〈广艳异编〉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二》)。 这是十分重要的发现。首先，出现于江浙地区的甚负盛名的“两拍”(“两拍”编者凌濛初为浙江人，而出版“两拍”的书坊所在地则属于今江苏省)，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徽州人所编的《广艳异编》和《亘史》，这就生动地表明了晚明徽州文学在当时的先进性及其对江浙地区文学的影响，与元末明初徽州文学远远落后于吴中等地区文学的状况成为鲜明的对照。其次，作为晚明白话短篇小说代表作而与“三言”齐名的“两拍”竟然如此地依赖同时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这又生动地表明了晚明文言短篇小说对白话短篇小说的巨大影响及其在晚明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尽管宋懋澄的文言短篇小说对白话短篇小说的重大影响已为众所周知，但到底数量有限，不如《广艳异编》《亘史》中的影响白话短篇小说的作品之数量众多。 在以上两点中，第一点还属于地域性文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点却已超出这一范围了。因为，这意味着在今天的晚明文学研究中，在正确地抉发白话短篇小说的理应受到重视的价值的同时，对文言短篇小说的价值似乎多少有点忽略了。 在地域性文学研究的著作中，存在着对晚明文学的全局性研究具有如此分量的启示，这也正说明了其实证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第三，此书在考察明代徽州文学的发展过程时，实际上是以现代文学——特别是从1918年开始的新文学——作为坐标的。书中所肯定的明代徽州文学中的被作者认为具有进步意义的成分，也正是可以与新文学相通的因素。 当然，这样的研究并不始于此书；就地域性文学研究而言，陈建华博士的《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就已在这样做了。不过，陈书所研讨的是江浙地区，而且其所着眼的主要是经济发达地区；此书所研究的徽州地区固然为陈书所未及，而且其所选择的又是一个由经济滞后飚升至经济繁荣的地区，这就进一步展示了文学中的这些新的元素的出现和增长乃是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社会演变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在新文学产生之前，我国传统文学中与新文学相通的因素正在不断生长，由原先的经济先进地区向原先的经济滞后地区延伸。 我想，这是一种向前看的研究。这样的著作多了，新文学的产生乃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外来文化的影响只是加速了它的出现的这一道理，也就可以不烦言而自明。 正是基于这三点，我认为此书乃是我国地域性文学研究中的优秀之作；我因它的即将出版而深为欣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