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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2006纪念版责任编辑徐卫东讲述新版背后的故事 2006年8月，在《万历十五年》诞生30个年头之际，中华书局推出了《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作为新版的责任编辑，年轻的徐卫东用当下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来表达对此书的热爱：“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黄仁宇迷，因此常常自称为‘黄米’。” 徐卫东本人是学历史的，他说，新版的诞生历程依然充满曲折与悬念，背后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机缘巧合萌发再版想法 2001年，徐卫东说进中华书局工作，发现《万历十五年》居然是中华书局首先出版的。当时自己的反应就是：大吃一惊。因为他所读的《万历十五年》是三联版的，没想到中华书局这样一个老社，在上世纪80年代的出版环境，会出版这样的著作。 2002年，徐卫东在发行部门工作了一年，感觉到《万历十五年》老版包装上已经有些落后，当时就萌发出做新版的想法。“当然，最初的想法可能只是想换一下包装，但随着我调查研究的深入，已经不完全想做这些了，新版扩充到内容的增收以及文字的修订等多方面，对这本书做了一次很好的整体提升。可以说，纪念版是包括港台在内的所有中文本《万历十五年》中文字最准确、内容最完善的一个版本。” 2004年底，徐卫东第一次向局领导提出做新版的想法，很快得到局里的一致支持。现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当时听到这个计划时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顾青本身也有《万历十五年》情结。顾青最早工作时到乡下支教，临走前买了一本书，就是中华书局1982年版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他反复阅读，陪他度过了支教岁月。“从提出《万历十五年》新版设想开始，就得到了许多同事的帮助和支持。有关部门和同事，包括离退休的老同志，凡涉及《万历十五年》出版事宜的，我几乎找了个遍。可以说，纪念版是中华书局这一老社品牌资源的一次完美整合。” 漫长而焦灼的等待 自从2000年黄仁宇先生去世后，中华书局跟美国几乎没有了联系。徐卫东说，他们只知道黄仁宇有一子，名叫杰夫（也就是黄培乐）。2004年底，徐卫东通过两种途径寻找黄培乐。一是委托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发行人兼总编辑林载爵帮助联系，二是自己上网搜索，终于找到了一个载有黄培乐个人信箱的网页，尝试着发了一封邮件过去，说明了《万历十五年》的新版计划。 可是邮件发出去后，如石沉大海。尽管还未联系到黄培乐，徐卫东已经开始为新版做准备工作了。他重新仔细地读了一遍《万历十五年》，并把有疑问的地方用笔标出来，之后的修订工作都是他一人查阅资料完成的。 终于，在2005年7月，距他发信8个多月后，黄培乐回信了，原来他的信发到了黄培乐的老邮箱。黄培乐表示自己对版权情况了解不多，要先查核一下。不久，林载爵那边也传来消息，他已向黄培乐转达中华书局的出版意向，并将黄培乐的新邮箱告诉了徐卫东。于是，徐卫东和黄培乐之间开始了邮件往来。最后，黄培乐来信表示，许可中华书局编辑新版，并对内容进行更正。 在与黄培乐往来了20多封邮件之后，直到2006年2月，双方才正式签新版合同。合同先由他们制作好了之后，发邮件传给黄培乐，黄培乐打印出两份，签字后快递过来，中华书局签好字后再发一份回去，才算签毕。不惜花时间打磨新版。 由于之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徐卫东的新版计划很快开动起来，不过，他还是利用了6个月的时间，细细打磨着这本书。 “我本来是想把一些评论放在封底的，这些评论从不同的角度谈到了这本书的价值，代表不同的读法，可以给大家的阅读带来些启发。但编辑部讨论认为，这本书是绝对的经典，应该让经典自然散发芳香，不需要加任何推销的元素，出版人应该更纯粹一点。”徐卫东最后接受了编辑部的建议。 提到新版中所加的黄仁宇妹妹黄粹存所写的一篇读后随笔，其中还有段小故事。徐卫东告诉记者，1982年初版《万历十五年》本来没有收入现在所见的两段《神宗实录》，黄仁宇特地将这两段实录复印寄给妹妹黄粹存，由她抄录一份交给中华书局，后来重印该书时予以收入。这篇随笔就是黄粹存女士在抄读《神宗实录》时，提笔给黄仁宇写的1000多字的读后感，觉得读这本书“宛如作者坐在对面娓娓而谈，大故事里套出一些小故事，发人深思”。黄仁宇在收到妹妹的信后，又将其复印一份寄给中华书局，今日读者才得以看到这篇文字。“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读者都能读出自己的《万历十五年》。”徐卫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