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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瓶儿与春梅：还未觉醒中的悲剧 我们说潘金莲对于个体情欲的追求，多少伴随着一点主体意识觉醒的味道，这是由于她比较清醒地感觉到自我的存在，感到自己“有些颜色，所禀伶俐”，明确地去追求自己的所爱，极力想摆脱一个女性“百年苦乐由他人”（第十二回）的命运。而且，她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是那样的大胆与主动，不顾社会礼法，不信任何说教，只相信自我，努力去主宰自己的命运。与此不同，李瓶儿、庞春梅等尽管在寻求情欲的满足过程中也有自己的个性，违背了社会传统的规范，所以也背上了“淫妇”的恶名，但这主要是出于原始情欲的冲动，缺乏主体意识的自觉，所以与潘金莲是有所不同的。请看李瓶儿。先前作为梁中书的妾，因畏惧夫人，“只在外边书房内住”。后名义上嫁给了花子虚，却“老公公在时，和他另在一间房睡着”（第十七回），其叔花太监到广南去，竟带她去“住了半年有馀”（第十回），可见她实为太监的玩物。再遇“轻浮狂诈”的蒋竹山，只是胡乱地要他“有甚相知人家亲事举保来说，无有个不依之理”（第十七回），一无自己的主见，结果被蒋竹山轻易地骗到了手，而蒋竹山却是个性无能的“中看不中吃蜡枪头、死王八”，“往往干事不称其意”（第十九回）。小说通过这三桩亲事，清楚地告诉了人们：本“好风月”的李瓶儿却长期处在性饥渴的状态之中；她在寻求解决“郁结于中”的“不遂之意”时，实无个人明确的主见（第十七回）。后来她之所以倾倒于西门庆，主要也就是领教了他的“狂风骤雨”，深深地感到：“谁似冤家这般可奴之意，就是医奴的药一般。”（第十九回）只有西门庆，才真正使她的性欲得到了满足。因此，李瓶儿尽管也“偷情”，但她只是停留在原始本能的层面上，缺乏自我意识和明确的追求，与潘金莲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不但如此，李瓶儿不像潘金莲那样无法无天，个体的自觉而不顾社会的规范，即使亲手毒死了丈夫，一转眼就被新的追逐和欢乐冲得无影无踪，在良心上没有留下任何阴影。李瓶儿却不然。她的个体意识即是社会的规范意识，她的主体性是完全消融在客体之中的。在她的头脑里，还是将不忠于那个不喜欢的、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丈夫作为深重的罪孽。气死花子虚，虽然使她得到了西门庆，但同时使她背上了沉重的负罪感。她的死，实际上就是被社会道德所压垮的。当然，小说写她是病死的。她的病，据一位医生诊断说，其起因是“精冲了血管起，然后着了气恼，气与血相搏，则血如崩”（第六十一回）。特别是官哥夭折后，悲伤之极，又不时受到潘金莲的欺侮，“这暗气暗恼，又加之烦恼忧戚，渐渐心神恍乱，梦魂颠倒儿，每日茶饭都减少了”（第六十回）。但她病情加重而致死，显然与她的不能自拔的负罪感有密切的关系。当年，她在与西门庆合谋抵盗财物气死花子虚时，决定“不与男子汉一心”，一切都做得比较绝，活活将花子虚气死。这时，她沉醉在挣脱一种羁绊的亢奋之中，况且花子虚的死毕竟有异于武大郎的死，她可以不负什么法律的责任。但是时过境迁，特别是到西门庆家，遇到种种不如意之后，回首往事，免不了要觉得自己有负于过去的丈夫，升腾起一种负罪感。她的这种内心深处的苦恼，被善于通过梦来描写心理的作者刻画得是何等的精微。在她病重时，恍恍惚惚、几次三番地梦见花子虚来催命，这显然是她一种内疚心理的折射。特别是第五十九回写道： 当下了瓶儿卧在床上，似睡不睡，梦见花子虚从前门外来，身穿白衣，恰活时一般。见了李瓶儿，厉声骂道：“泼贼淫妇，你如何抵盗我财物与西门庆？召唤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儿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饶恕我则个。”花子虚一顿，撒手惊觉，却是南柯一梦。醒来，手里扯着却是官哥儿的衣衫袖子。连哕了几口，道：“怪哉，怪哉！”一听更鼓时，正打三更三点。这李瓶儿唬得浑身冷汗，毛发皆竖起来。到次日，西门庆进房来，把梦中之事告诉西门庆。西门庆道：“知道他死到那里去了！此是你梦想旧境。只把心来放正着，休要理他！……” 梦，是她潜意识的反映。实际上，她一嫁到西门家，受尽羞辱，思想上就起过波折。西门庆骂她：“淫妇，你既然亏心，何消来我家上吊！……”（第十九回）“亏心”两字，正点着她的痛处。后来，官哥生病、夭折，她更怀疑这是遭到了报应，因此常常梦见花子虚来夺她的孩子。西门庆对此倒是很清醒，告诉她这是“旧时梦境”，每一次李瓶儿向他诉说梦境时，每一次都劝她“把心放正着，休要疑影他”（第六十二回），即是要她从对花子虚的负罪感中解脱出来。可是沉重的道德压力，伴随着因果报应的意识，总究使她喘不过气来。一直到临死前，她还是梦见“那厮领着两个人，又来我跟前闹了一回，说道：‘你请法师来遣我，我已告准在阴司，决不容你！’发恨而去，明日便来拿我也。”（第六十二回）“告准在阴司”一语，也正反映了她内心有亏，自觉罪孽深重。她请王姑子在她死后“多诵些《血盆经》，忏我这罪业。”深深的感叹说：“还不知堕多少罪业哩！”（第六十二回）因此，李瓶儿的死，可以说最后不是在法律，而是在道德的重压下走向了绝路的。社会道德观念实际上包容了她的个人意志，她还缺乏自觉的主体意识。至于庞春梅，同样是一个缺乏主体意识的女性。西门庆有意要“收用”她，在潘金莲的安排下，二话不说就被“收用”了（第十回）；后来，潘金莲又叫她“和你姐夫睡一睡”，她也二话不说就卸下湘裙，让陈经济“受用”了（第八十二回）。第八十五回写潘金莲与陈经济“两个正干的好”而被吴月娘捉住后，闷闷不乐，她就劝潘金莲说：娘，你老人家也少要忧心。……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这就是她的人生目标。崇祯本于此有眉批云：“后之贪欲而死，已见端矣。”张竹坡有夹批云：“是春梅结果。”这都点明了春梅贪欲的本性。当时，她“因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处，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张竹坡在此批曰：“求为狗而不能矣。”她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动物本能的满足。后来在守备府里，也就是因为丈夫“逐日理会军情，干朝廷国事，焦心劳思”，“至于房帏色欲之事，久不沾身”，使她“难禁独眠孤枕，欲火烧心”，终于与周义“淫欲过度”，“死在周义身上”（第一百回）。她完全是因欲而淫，以淫为的，最后“以淫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淫妇”。人作为主体，其相对的客体本来有两个：一个是自然；另一个是社会。人的主体意识独立，既要不受制于自然，又要不受制于社会。假如说，李瓶儿的意识还不能从当时的社会规范中独立出来，将个人消溶在社会之中的话，那么，庞春梅的“淫”恐怕连对于自然也未能驾驭。她只是人的自然本能需要的殉葬品。儒家所强调的：“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 “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就表现了人类在对待情欲问题上能超乎自然、征服自然的主体性。可惜庞春梅的淫欲在多数情况下是连一点点情与爱的波澜也没有，纯粹是本能的冲动，最后就被这种自然的本能吞噬了一个年青女性的个体生命，所以她们与主体意识的觉醒沾不上边。在社会道德的笼罩与自然规律的控制下，她们的那种原始的肉欲冲动，只能将她们推上人生的悲剧舞台。当她们很快地花消玉殒之时，恐怕还没有意识到自身个体价值之何在。 三、另外两类：不是悲剧的悲剧 在《金瓶梅》中，还有两类没有主体意识的女性，虽然没有惨死，从这意义上说，不是悲剧，但实际上她们也是悲剧的一生。这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所谓“淫妇”，另一类是所谓“贞妇”。从“淫妇”来看，偷情的金、瓶、梅们一个一个走向了绝路，但世上偷情的并非只有一条死路。这正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闻人生野战浮翠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开头所说的；“怎么今世上也有偷期的倒成了正果？也有奸骗的到底无事，怎见得个个死于非命？”她们没有死于非命，倒不是因为所谓前缘所定，从《金瓶梅》来看，有三类“淫妇”没有断送了性命：一如王六儿，她干脆蔑礼无法，公开与丈夫合谋“借色生财”，倒也活得很实惠，又很轻松；二如林太太，偷偷摸摸地躲在礼法的背后，“好不干的细密”，仍然不失为尊贵的夫人；三如如意儿、贲四嫂等的淫，尽管也有违于礼法，但顺从于权势。中国的礼法从来是敌不过权势的，在权势的法码面前，所谓礼法早已显得无足轻重了。总之，她们与封建礼法擦肩而过，或者说封建礼法对她们也无可奈何，也有的本身就是受到了那样一个社会的包容，但她们的确是“淫妇”，而且是没有灵魂的淫妇，根本没有主体意识可言。从“贞妇”来看，吴月娘可为代表。她更是毫无主体意识可言。西门庆临死前，她曾发下了如下的誓言：“夫，我本女流之辈，四德三从，与你那样夫妻。平生作事不模糊，守贞肯把夫名污？生死同途同途，一鞍一马不须分付。”（第七十九回）应该说，她是《金瓶梅》中唯一的一个从一而终、克守妇道的女性。她压抑了个人的情与欲，一切都以顺从丈夫、遵循礼教为立身的准则，让封建的妇道完全吞噬了活泼泼的自我。 四、孟玉楼：走出悲剧的必然与偶然 在《金瓶梅》中，惟有孟玉楼一人，不但不是淫妇，而且有主见，有头脑，一直在探寻着一个女性所应该走的路。她出场时，已经是一个寡妇，身边又没有子女。这时放在她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顺“天理”，守贞节；另一条是尊人欲，再嫁人。她毅然地选择了后一条路：“青春年少，守他甚么！”而且她坚持自择对象。选择谁？她不希罕“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的尚举人，而是选择商人出身的暴发户西门庆。这种选择，包括后来看中李衙内，在态度上都是表现为与男性平等的。西门庆来相亲时，她“望上不端不正道了个万福，就在对面椅上坐下”，表现得不卑不亢，丝毫没有流露出一星低三下四、乞求可怜的样子。当娘舅张四说了种种理由阻挠她嫁给西门庆时，她的头脑十分清醒，一一加以辩驳，“佳人心爱西门庆，说破咽喉总是闲”，坚定地主宰自己的命运，嫁给所爱的人。怎样嫁去？“二顶大轿，四对红纱灯笼”，正大光明地过门。她对过门后可能产生的种种困难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七回）。果然，她进西门庆家后不能得宠，含酸失望，但并不悲观，也不胡来，处之坦然，巧于周旋，等待时机。机会终于来到。西门庆死了，妾妇们死的死，卖的卖，逃的逃，一片零落了。她瞄准时机，也不想“耽搁了奴的青春，辜负了奴的年少”，一眼看中了“一表人材、风流博浪”的李衙内，决心第三次嫁人，理直气壮又光彩焕发地走向了另一个“两情愿保百年偕”的世界。小说详细地写了她又一次自择婚配时的心理活动： 那日郊外孟玉楼看见衙内生的一表人物，风流博浪，两家年甲，多相仿佛，又会走马拈弓弄箭，彼此两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无妻子？口中不言，心内暗度。况男子汉已死，奴身边又无所出，虽故大娘有孩儿，到明日长大了，各肉儿各疼，归他娘去了，闪的我树倒无阴，竹篮儿打水。又见月娘自有了孝哥儿，心肠儿都改变，不似往时。我不如往前进一步，寻上个叶落归根之处，还只顾傻傻的守些甚么？到没的耽阁了奴的青春，辜负了奴的年少！（第九十一回） 很清楚，她认识到自己的青春年少的价值，对自己的前途有深入的考虑，要亲自去再择丈夫，改变命运。在选择对象时，她不像庞春梅那样“属皮匠的，缝着就上”，也不像李瓶儿那样稀里糊涂，而是有点像潘金莲那样多有主见，但显然比潘金莲考虑得更精细，更显示出女性的独立意识，她一再追问媒婆：“且说你衙内今年多大年纪？原娶过妻小没有？房中有人也无？姓甚名谁？乡贯何处？地里何方？有官身无官身？从实说来，休要说谎。”“你衙内有儿女没有？原籍那里人氏？诚恐一时任满，千山万水带去，奴亲都在此处，莫不也要同他去？”等等。在《金瓶梅》的女性中，恐怕没有一人那样自觉、慎重地对待自己的婚姻和命运。后来陈经济来勾搭她，甚至拿着她遗失的玉簪来要挟她，她不为所动，忠于“人物风流、青春年少、恩情美满”的丈夫和“郎才女貌、如鱼似水”的“天合姻缘”，机智地挫败了陈经济的无赖行为，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她显然不像吴月娘，只知道三从四德，恪守妇道；也不像潘金莲、庞春梅，纵情欲而不顾一切。她尊重的只是自我的价值，在合礼合法的范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择婚配，光明磊落地追求美好的生活。抗争的结果是挣脱了封建势力的羁绊而得到了一个“百年知己”的有情人，过起“两情愿保百年偕”的夫妇生活（第九十一回）。在人欲与礼法的矛盾中，她既满足了人欲，又无伤于礼法。她是一个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是生活的强者。这就无怪乎张竹坡称赞她是一个“乖人”、“高人”、“真正美人”、“第一个美人”。笑笑生塑造的这个能独立自主地摆脱封建礼法的束缚，不断地自觉追求个人幸福的女性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在她身上，是不是让人看到了一种新的女性意识的苗头？她选择的路，是不是代表了当时女性应该走的路？ 在这里，或许有人会问：假如西门庆不死，她怎么办？她再聪明、能干和有强烈的自主意识，最后能自由地选择到美满的婚姻吗？换句话说，孟玉楼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最终还是建筑在偶然性的基础之上。是的，在《金瓶梅》中，我们可以看到孟玉楼的主体意识有所觉醒，不断地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同时，封建的社会礼法与婚姻制度，不允许已婚女性自由地另择婚配，这也是一种必然。这两种必然的冲撞，即以微弱的个体与强大的客体相拚，无疑是鸡蛋碰石头而已，最后往往以这样或那样的悲剧告终。孟玉楼的美好结局，确是一种偶然的机缘成全了她。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假如没有她的独立自主的意识和坚持不懈的追求，同样是得不到美好的结局的。而后一点正是她的难得之处和闪光之点，也是晚明女性主体意识萌动的难得之处和闪光之点。 在《金瓶梅》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明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动，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并非是作者的自觉表现。在笑笑生的脑子里还存在着浓厚的封建道德观念，小说中充斥着“理欲之辩”的枯燥说教。不过，作者毕竟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他笔下众多的女性形象生龙活跳，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晚明社会中的这样一群女性，在人欲与天理、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冲突中各自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她们都有热烈的情欲。情欲本像饮食一样，原是人性中的自然存在，但各人表现了不同的追求，得到了不同的结局：有的人未能将原始的欲望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超越自然的本能，结果被茫茫的欲海所淹没；也有的仍然将社会的道德来规范个体情欲，让沉重的的礼教窒息了活泼泼的生命；也有的主体的意识开始在萌发，却既不能节制主体私欲的无限膨胀，又无法对抗客观世界的严厉制裁，最终只能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出现，走向犯罪的深渊；但也有的能意识到“青春年少”的自身特点，在既合理又合法的道路上不断地探求个体的人生价值，主宰自己的命运，得到了美满的结局。它让我们看到了晚明女性主体意识萌动的真实情况，从而不得不进一步思考：人的主体意识从何而来？为何而发？作为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个体，究竟如何对待自然，对待社会与对待自我？个体主体意识的高扬，究竟如何与社会有序的进步相和谐？总之，人的一生中，究竟该如何对待人欲与天理、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的矛盾？这也就是我今天讲了之后，留给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黄老师远道而来，机会难得。还有25分钟，听了黄老师讲《金瓶梅》里不同女性的不同命运，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尤其是女性朋友，在剩下的时间里来跟黄老师交流探讨。哪位？黄：其他问题也可以。 问：我一直对这本书有一种神秘感、恐惧感，直到今天，我已经60多岁了，但是我感谢老师给我开了一个“门”。所以我非常感谢您辛勤的劳动。（掌声）黄：谢谢！主持人：您这是“六十才惑”。（观众笑声） 问：黄老师，您好，我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很专业，因为我没看过《金瓶梅》，无论是洁本还是简本。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一讲是刘世德老师，他曾提到“《金瓶梅》并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而您讲的是《金瓶梅》中女性的悲剧命运。女性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成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因为女性问题的特性。您的讲座是在研究女性的悲剧命运，其实也具有很强的社会性。我对《金瓶梅》这部作品了解得不是很多。我的问题是：我想了解一下《金瓶梅》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是什么？或者说，您是怎么看待《金瓶梅》这部作品的社会价值、社会作用的？谢谢！黄：刘先生讲“《金瓶梅》这部小说不是伟大的小说”，因为“伟大”、“杰出”、“优秀”等这些形容词如何用来形容一部小说或者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各人的尺度不一样。什么叫“伟大”？什么叫“杰出”？各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难说《金瓶梅》是“伟大”还是不“伟大”。《红楼梦》、《三国》、《水浒》、《西游记》，我认为都是伟大的小说，各部小说的价值都不一样，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长处。但是，我可以回答——《金瓶梅》这部小说的价值，可以跟其他小说，或者说其他文学作品来做比较。大家在比较当中可以认识它是伟大还是不伟大，是杰出还是不杰出。从社会意义上讲——刚才这位同学讲的——至少在反映封建社会的黑暗面，或者从反映封建社会腐朽真实的情况来看，没有一部小说——包括《红楼梦》——比它广泛和深刻。它反映的面，我们可以和《红楼梦》相比。从反映社会面来讲，《金瓶梅》从最基层、最底层一直反映到最上层，反映到皇帝，它把社会最后的矛盾实际上归结到皇帝。这部小说用张竹坡的话来讲，它是通过西门庆一家写到了一个清河县，再写到整个朝廷，再写到皇帝，写到“天下国家”。中心人物是西门庆。西门庆这个人物无恶不作，但他怎么会步步上升？他主要是通过行贿蔡京。蔡京给了他一张“委任状”，马上封了他一个官；这是皇帝给蔡京的空白委任状，他填了上去。所以，归根到底还是皇帝给的。人家告西门庆的罪状，条条都是属实的、真实的，结果皇帝批下来，把人家曾御史，那个告状的人，流放到岭南，而西门庆反而升官。所以，这部小说从下面一直写到朝廷的四大奸臣，一直写到皇帝，矛头最终针对着皇帝。这个在封建社会中是很不容易的。《红楼梦》的作者就讲，我不敢讪谤朝廷，而《金瓶梅》它就是讪谤朝廷。它反映的社会矛盾、对立面，你们可以比较。这是一个面。另外，从西门庆这个人物，他无恶不作，各种问题都反映：官场的腐败，商业社会的黑暗，等等。社会的政治、经济，各种情况；人的社会道德，等等，反映的面相当广泛。所以，郑振铎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大意是说“要从文学中看出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金瓶梅》中的社会到现在还没有僵死，一些人物还活在人间”。原文我背不出，意思就是这样。这个话当然是对30年代讲的，但是我们现在那种官场的腐败，比如“官倒”啊，《金瓶梅》里都写到了。它写贩盐通过那个蔡御史，批了条子，他就赚了好多钱，这就是典型的“官倒”，等等。所以，你要了解那个黑暗的社会，你就要看《金瓶梅》，这是郑振铎的话。那篇有名的文章叫《谈〈金瓶梅词话〉》。我在这儿声明，他当然是对30年代讲的。他说，西门庆这样的人物到现在还没有僵死。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很有意义的。所以，他把《金瓶梅》说成是“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极峰”，极端的“极”、山峰的“峰”；鲁迅说“同时书部，无以上之”——没有一个比它再高。这是他们两位的评价，我不说它伟大不伟大。这是从反映的社会情况来看。毛主席说，这本书写了明代真正的历史，建议许世友他们去看，对好多人讲过这样的话。这个也是它的社会价值。从艺术上来讲，我觉得《金瓶梅》是中国小说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转折意义的作品。至少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它写的东西，不再是帝王将相，像《三国演义》；不再是英雄超人，在现实当中不大有的那种打老虎、拔大树的那种人；也不再是妖魔鬼怪，像《西游记》那样。它是生活当中的人，平平常常的人，用《金瓶梅》词话本序言的话讲就是“寄意于时俗”，写当时的下层的东西。这是小说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面向现实。这在西方也是这样，开始写的都是那些远离现实的东西，后来就面对现实了。这是从反映的面——现实的东西来看。写人——从艺术表现上讲——它写的人物的性格，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不是像《三国演义》那样人物是类型化的：好人好到底，坏人坏到底；一出来就是这样，这个人是好人就是好到底的，坏人就是坏到底的。《金瓶梅》里的人物就有一些是复杂的，立体化的。西门庆尽管很坏，尽管我说他是个恶棍，但不是个恶人。他还是个人，他有时也有真情，他也讲交情。比如，对穷朋友常时节借钱，是很慷慨的；他对李瓶儿也是有真情的，她死的时候，他哭得那么厉害。尽管这个“情”怎么样，基础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再研究；但他也是有真情的，他不是一个恶魔。这就是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有些人你很难说他（她）是好人还是坏人。潘金莲这个人物，我今天的分析，就有一些同情的地方。最特殊的，就是像宋惠莲这个人物——这个女性我今天没有讲到——宋惠莲是小说当中写得很好的人物，尽管写了五回。你说她是坏人还是好人？她尽管是个淫妇，她跟西门庆偷情，她想爬上去等等；但她还有真情，看到丈夫被西门庆无辜迫害的时候，还是良心发现。这个性格就比较复杂了。这属于在写人上的很大的变化。再包括我刚才讲的写女性，写小人物，也是一大变化。另外一个，从结构来讲，原来的小说，《三国》、《水浒》、《西游》，都是像链条一样，一环一环地扣。武松写十回，林冲写几回，鲁智深写几回，这样接上去的。《金瓶梅》的结构是网状结构，写生活当中的事，像结网一样的，不是一条线连一条线那样一串串穿下去的。这个结构有很大的变化，对以后的《红楼梦》有很大的影响。再从语言来讲，真正口语化的语言就是从《金瓶梅》开始的。《三国演义》那个语言是半文半白的：半文言，半白话；《水浒传》口语比较进步；但是到《金瓶梅》，那个语言完全是活泼泼的。好多生动的土语、土话、方言，尽管你现在看不懂，但意思也能懂。它很生动啊！这在语言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完全是口语化的。所以，近代有人说，它是纯口语的东西。因此，《金瓶梅》在小说语言的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这都是从大的方面来讲，小的方面也很多，比如讽刺笔法，对《儒林外史》的影响很大。《金瓶梅》的好多讽刺是客观地描写，让你去比较，一比较你就觉得作者是在骂他，是在讽刺他了。比如，刚才讲的陈经济，一边写他父亲死，一边写他要去娶潘金莲。他这么写，你就知道这个人物是怎么样的不讲道德，把父亲扔到一边了。比如说刚才讲的林太太偷情，就把她那房子写得是怎么样的讲节气，怎么样的讲正气，厅里挂着“节义堂”，两边的对联也都是写的讲节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她却在做着最不要脸的事情。这些都是讽刺的手法。《儒林外史》后来就是抄袭了这种手法来写的。再譬如，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他跟人家吃饭的时候吹牛，说我这个人最讲邻居关系，从来不占邻居的半点便宜。这句话刚刚讲完，家人来报，说他早上关了人家一头猪，邻居找到门上来吵闹了。这就有很大的讽刺意味。《金瓶梅》就是这样写的。那个韩道国，这个不要脸的，他一边刚刚在跟人家吹，我当了西门庆家里的伙计，我跟西门庆这么好，是“通家之好”，连房间里的事情都讲，讲得天花乱坠。这个时候人家马上来报他，他老婆跟他弟弟通奸被人家抓住了。这些用种种客观描写来进行讽刺的笔法，都是很有创造性的。所以，它在小说发展史上有一种里程碑的意义，转折的意义。还有具体的表现手法，很多，脂砚斋讲《红楼梦》深得《金瓶梅》之壶奥，就是指深得《金瓶梅》的奥妙。比如，《金瓶梅》里通过看相、算命、酒令等等——你们看过都知道——这些都和客观人物的性格有关系。它里面的算命、相面，都和它人物后面的命运发展有关系。吴月娘讲的那个酒令跟孟玉楼讲的酒令，跟她们的性格刻画都有关系。这些东西都被《红楼梦》对十二金钗的描写借用了去。所以它在小说发展史上，艺术表现上，也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最简单地讲一下它在反映社会意义方面和艺术表现方面的价值。至于伟大不伟大，是优秀还是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观众掌声） 问：黄老师，我以前看过《金瓶梅》，但是不是很理解。今天听您讲了以后，对我很有启发，有一种提纲挈领的作用。我今天非常有收获，首先向您表示感谢。另外，我想问一下，《红楼梦》我看过很多遍，无论从哪一章看下去我都看得津津有味。可是，尽管我知道很多人对《金瓶梅》的评价很高，像《红楼梦》都是脱胎于《金瓶梅》，或者还有一些很著名的学者认为它的价值在《红楼梦》之上，刚才也听您讲了对它的社会价值的评价。但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很想问的是，为什么我个人在读《金瓶梅》时，感觉读得非常枯燥，没有多大意思，觉得写来写去就是写的吃饭啊，官场啊，都是乱七八糟的那么一些事情。我找不到文学阅读的快感。我想问一下，若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我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怎样读《金瓶梅》，我个人才能有些收获？谢谢您。黄：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刚才我讲了《金瓶梅》的好的一面，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金瓶梅》有不好的一面，或者说不成熟的一面，粗糙的一面。应该辩证地来看问题。它和《红楼梦》相比，有比《红楼梦》反映的面更广泛的一面，被《红楼梦》借鉴的一面。但《红楼梦》毕竟在它的基础上有很多发展，搞得更精致，表现得更圆熟。总的倾向是这样：一方面，《金瓶梅》总的说来比较俗，它写的是比较俗的东西；《红楼梦》写的东西比较雅，它在艺术表现上有发展，更高明，更圆熟。另一方面，《金瓶梅》的确有很多粗糙的，不成熟的，很累赘的地方，特别是词话本——不知你看的是词话本还是崇祯本——词话本就更罗嗦，不是那种案头读的；崇祯本经过修改以后，更适于读者阅读了；词话本当中比如那个宝卷，引了很大一长篇，那个东西你看得就会很枯燥，拖沓的东西也很多。这都是不成熟的、粗糙的东西。我刚才说里程碑是说它的转变，但要说到“到位”，它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红楼梦》在这个基础上搞得很精致，很圆熟了。总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观众掌声） 主持人：黄老师从女性主体意识的视角，为我们讲解、分析了《金瓶梅》中三个主要人物，也就是“金”潘金莲、“瓶”李瓶儿、“梅”庞春梅，及其他一些女性人物，包括吴月娘和孟玉楼各自不同的命运，并提出了思考。事实上，女性的主体意识与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矛盾，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也还是存在的。所以，女性要有主体意识，活出自我，也要有对情与欲的节制。像春梅那样的人生观，“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是不可取的。不过，今天又确实上演着《金瓶梅》的现代版，比如红杏出墙“一夜情”、给人当“二奶”，甚至当妓女卖淫。然而，一旦生活中只剩下了情欲，势必会被情欲所毁灭，西门庆是这样，后来的潘金莲也是这样，她毁灭的了别人，社会也毁灭了她。我在此，男人就不管了，祝愿现代女性在主体意识下，姻缘天合，美满幸福。因时间有限，黄老师不能讲很多，他有很多精妙的见解，都在这本《说金瓶梅》里。这本书的封底有一个广告语，最后一句是“千秋功罪，众说纷纭，且请金学名家黄霖先生带我们走进《金瓶梅》。”黄老师在这本书前写了篇导言，题目也叫《走进金瓶梅》，他认为：《金瓶梅》“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最大特色，就是第一次全心全意将人间的丑恶相当集中、全面、深刻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这里，能看到昏庸的皇帝、贪婪的权奸、堕落的儒林、无耻的帮闲、龌龊的僧尼、淫邪的妻妾、欺诈的奴仆，就是几个称得上‘极是清廉的官’，也是看着‘当道时臣’的眼色，偏于‘人情’，执法不公。到处是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经济的混乱，人心的险恶，道德的沦丧。”我在这里，再替黄老师做个广告：能否把《金瓶梅》简单地定为“黄书”，请先看姓黄的老师的书。黄老师在书的最后把思考留给了大家，他说：“《金瓶梅》这部名著应当璀璨于世界文学之林，还是将它幽禁于十八层地狱？千秋功罪，还是请大家来评说吧！”感谢黄霖老师！ |